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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书中始终强调前人与当代作家在本领域内的贡献，注明本理论中哪些部分取自前人的著作，并阐明无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有积累性或继承性。作者这样做的理由可能部分地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凡过分自夸本人研究成果的新颖性与完全否定前人成就的作家，其作品往往是最缺乏独创性的。如果这种看法是普遍成立的，就必须批评与此相反的态度。作者宁愿在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建筑上添上一座尖塔、一个洪门、甚至一点儿装饰，以期与之共同流芳千古，而不愿单枪匹马在平地上建造一所茅舍，当时代风尚一转之际就化为乌有。因此，作者在本章内将继续奉行这一方针，继续引用与推荐前人的某些贡献；但这种方法在本章内产生了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在于作者将要讨论先前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该议题的固有的困难。本章的叙述不可能太简单也不可能跟先前各章那样很少采用术语。因此，过去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可能阅读起来比较困难；但作者竭诚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坚持阅读到底。作者很自然地把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留在最后这一章内阐述：其中含有对本书理论的最有力证明，以及它在现行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可能最为重要的应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那些并非经济学家的读者既然已能够坚持读完前面几章，必定聪明过人，能够由阅读全书最高潮的这一章得到极大的乐趣。作者承认这种用词未免有奉承部分读者之嫌，同时也不适当地间接地抬高了本书的身价。但作者真诚地认为，无论根据学术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已读过前几章的非经济学家的读者坚持把本书读完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作者花费了相当多时间尽可能使本章的论点易于为所有聪明的读者所理解。作者自信，本章内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在其他著作中还没有这样简单而明了地阐述过。 第二个困难是：本章内所涉及与加以推崇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之间往往持不同见解，甚至相互指责。在前几章内这个问题并不如此严重。虽然从经济学界以外的人看来，经济学家之间总是意见分歧的，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内（即单个的企业或市场行为）多少还有一致之处，从而有助于作者发展前面几章的理论。绝大多数严肃认真而且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无论持右翼或左翼观点，也无论属于何种学派，基本上接受同样的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对于许多实际的微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惊讶地一致；例如在前面两章内讨论过的关税与保护贸易问题等等。不幸的是，许多赞成并采用同样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却激烈地相互争辩，例如对于滞胀、失业和整个经济的起伏的研究等就是如此。 这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可能意味着，作者必须放弃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方针。如果不同的经济学家相互攻讦、莫衷一是，那么读者又怎会认为作者所引用并推崇的前人著作是可信的呢？然而，作者从各种派别争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经济学就像一座建造了几百年的大教堂，还要在众说纷坛中继续施工。在建造其中某一部分时，石匠们可能各持己见，但作者深信，他们在争吵的同时也开凿好了建造这幢大厦所需的各式各样的花岗石块。 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见特别分歧的原因何在呢？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一方或双方在逻辑上有错误的缘故。尽管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错误，但可以用双方均能接受的逻辑法则来证明这些错误。不仅如此，指出此种逻辑错误还具有巨大的学术上的吸引力，而且也不致于使这种错误延续如此长的时间。从各种派别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辩论中所显示的机智程度，以及从他们使用微观经济理论的技巧看，都表明逻辑上的错误决非这种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当然，某些理论的卫士们固执己见，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可能会使他们不能冷静地推理；但即使如此，仍然难以说明为什么这种狂热性在经济学的某一领域内所引起的错误与分歧会比另一领域多？ 当对经验推理产生争议时，问题就不是那样易于辨明了。有时不同学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对不确定性经验论据的不同判断。当主要以经验为依据时，对那些能指出哪一派最有可能是正确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回报将是很大的。如果只需要进行某项调查就可以判明争论双方的是非，则肯定会进行此种调查。然而，正如作者在其他著作内所指出那样，与公共品相似，宏观经济学及货币政策至少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在许多领域内，公共品与贡献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其“社会生产函数”特别难于估计；因为进行大单位实验的代价极高，而少量的大单位又意味着历史的过程仅能提供少数几个客观实验。因此，货币、财政及工资一价格政策在不同条件下各种组合的实际效果在获得附加证据以前往往是难以确定的。这可能是引起宏观经济学意见特别分歧的部分原因。 意见分歧的另一原因在于：每一种参与论争的理论虽然会包含某种正确甚至是精确的见解，但它也只是一种适用于特殊环境的特殊理论。每种经济理论所适用的范围是不同的。不幸的是，即使像作者一样非常尊重经济学这一职业的人说来，也不得不承认每种理论的支持者之中不免有些教条主义者。各种理论中教条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显然认为他所拥护的理论中凡有价值的深刻思想都是绝对真理，而把其他理论在同样条件下所暴露出的缺点说成一无是处。这些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自觉地以偏盖全，即抓住一点就否定对方的一切。当然，具体的或不完整的理论也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事实上各种理论无一不是复杂现实中的简单抽象，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各种有用的理论都必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每种理论中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也承认，他们的理论比之于其他所说明的现实材料完全是随机选取的、次要的、例外的、或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 就某些应用而言——例如现时美国等国选择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有些理论的不完整性成了致命的弱点。如果一种理论它是由有待解决的问题的非常本质的部分抽象出来，那么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的不全面性。本章将着重阐述：虽然所有为人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各有其深刻与重要的含义，但由上述观点看来，都嫌过于简单——或者说，每种理论的核心部分都存在着较大的漏洞。 那么宏观经济理论特别分歧的最后一个根源是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应用都达不到现时目的。即使其中某一理论具有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那样强大的说服力，也仍然有人要加以反对。但各种为人所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没有被该领域内的第一流科学家所排斥。当科学上末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一般都是由于尚未找到正确的方法。在经济学发展史中，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处于空前兴旺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在各种争论的理论中，本章内拟加以讨论的几种是：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均衡”理论。有时也将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或均衡模型看作是同一种理论，或许是同一理论的不同部分：因为支持两者之一的人，大多数也赞同另一种理论。同样，非均衡理论往往也被看作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较现代形态。然而，为了某种目的，指出这些模型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各种非典型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的情况正是如此。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或派别，在报纸上或政治性的辩论中，时常有人提到它们，但它们在学术刊物中并未受到重视。在此，我们将不讨论这些理论或派别，因为它们过于空洞或肤浅，无助于研究我们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的辩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下述方面：对应于某种经济总产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支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货币需求或名义货币需求（即未对通货膨胀率进行修正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引起名义收入水平变化的唯一重要的和本质的根源；而凯恩斯理论还认为政府预算的赤字或盈余以及财政政策一般也对决定经济的总需求水平起重要作用。 虽然凯恩斯理论像货币主义模型那样，主要集中于回答何种因素决定总需求水平，但绝对必须牢记的是，凯恩斯那本划时代的巨著是以下述思想为其出发点的（他的理论的实质部分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即很大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组价格受到需求变化，而实际上是供求变化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影响。 凯恩斯从抨击下述古典（或正统）假设入手提出自己的论点，这种假设是：“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所付工资的效用等于此种劳动力雇佣量的边际负效用。”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支持过如下的论点：即如果一批工人通过工会商定达不到规定的工资水平就不去上班，于是这一工资水平就造成了失业，而这种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相反它是工人们自己的集体选择。而凯恩斯正好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 “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将导致目前受雇劳动力数目的下降（由于罢工或其他原因）。但这是否意味着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准确地反映了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如此。这是由于：虽然现行货币工资的减少将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但并不意味着由于物介上升（即生活费用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工资贬值也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某种最低的货币工资额，而非最低的实际工资量……。而日常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在一定的限度内，劳动力的价格是以货币工资而非实际工资来规定的，这种状况是现实存在的正常情况，而绝非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我认为，在工资的总额发生变化时，可以发现，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两者往往同时变化，而且通常向相反方向变化。这就是说，当货币工资提高时，往往可以发现实际工资反而下降；或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却提高了……。 “为提高货币工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主要影响不同的劳动集团之间实际总工资的重新分配，而并不影响每一劳动力平均的实际工资……。一群工人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实际工资的相对份额。” 在凯恩斯的著作“货币工资的变化”一章中，他强调指出了“黏性”（变化很慢的）工资的主要作用，以及引起这种“黏性”的一种制度： “由于没有任何方法能同时按比例减少所有工业部门中的货币工资，因此所有工人都力图抵制他们自己部门工资的下降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实际上，每当处在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人总是采取集体行动自动地减低其工资要求，从而使货币需求量下降并使利率也降低以便达到充分就业。这无异于工会实际上代替了银行支配着货币供应，假使如此，则货币管理乃以维持充分就业为目标，实施管理者是工会，而不是银行体系。” 当然，凯恩斯对于不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的解释并不限于黏性工资这一假设；在凯恩斯以前的经济理论已将不充分就业的原因归之于超过现实许可的工资水平，而凯恩斯则企图使自己的理论有别于前已存在的理论。事实上，凯恩斯解释了为何降低货币工资不一定导致充分就业；而且证明，如果导致充分就业，就无异于“工会支配了货币供应”。如所周知，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还有许多新概念，它们在凯恩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虽然强调有效总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通过政府预算的盈亏进行调节，并宣称完全能由需求方面来解释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根源，但它仍然基于如下的假设：即存在多种影响工资的力量，在一定范围以及至少在某一时期内它们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对此不能由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减或个人对劳动与休息时间的抉择来加以解释的。 不幸的是，凯恩斯并未解释工资为何呈黏性的真正原因，也未说明工资为何停留在这一水平而非另一水平上，及其停留时间的长短。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种黏性正好与经济学家在研究个人行为时通常观察的有意识或优化的行为不一致。凯恩斯理论的这种缺陷——即其理论建筑在一种与其他经济理论相违背的特定的假设上——曾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使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反凯恩斯学派）束手无策。作者还认为，这种缺陷也是70年代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原因之一。 在非均衡理论或以研究某些市场不能结清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著作中，也由于无法解释一定工资与价格水平的黏性而处于类似的困境。所谓市场不能结清，系指市场上不能使所有愿意在现行价格下进行交易的人都可以自由交易，因而产生持续的短缺或过剩现象。在这一领域内，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及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 Grossman）在他们的权威性著作中，曾以科学而直率的态度强调了这种困境： “我们讨论中的另一个疏忽引起了特别的麻烦而应当引起直接的关注。虽然讨论中已强调了在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下进行交易的涵义，但却无法提出一种市场结清过程本身的理论分析。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从企业与家庭最优化行为的角度分析工资与价格的调整过程。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真正解释清楚市场为何不能结清，而且我们对工资与价格的动态分析也是建立在特定调节方程的基础上。”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无法自圆其说的主观臆想假设基础上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一度被誉为凯恩斯非均衡反革命领袖的著作家们，在以后的著作中印联合从凯恩斯经济学撤退。 货币主义模型和理性预期均衡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优点，这就是它们完全避开了那种工资“黏性”或“难以下降”这类无法解释的假设。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的专家们假设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引起比例大体相同的名义收入变化，因为价格水平可以迅速地随之而调整，而实际产出则受到资源获取、技术、以及其他非货币或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而变化缓慢。 工资与价格可以稳定在任何水平上的这种假设并不是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所提出的，但这类理论却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以及大量的长期性失业这一类问题。诚然，近年来有些货币主义者和其他学者曾经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论点，可以多少说明一些就业水平变化的问题。例如，他们发展了一种“寻职”模型，它能够解释在工人有时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用全部时间寻求更合适的职业时所发生的某些失业。还有货币主义的“加速”（或“减速”）模型可用于解释短期内的失业与衰退现象：如果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低于预期值，则建立在原来不正确预测值基础上的各种决策就会由于种种滞后现象（它们未能很好地得到具体说明和解释）而带来暂时性的失业和实际产出的下降。 新接触宏观经济学的读者可能认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均衡理论家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派胡言。他们的结论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由需求不足引起的非自愿失业与经济衰退！虽然作者本人并不赞成这样的结论，但在此却要吁请读者们耐心读下去，因为这些均衡理论家很巧妙地由此发展出一种非常有用的极精确模型［例如，可参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及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的名著］。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在本章后面证明，可以在这种完全理论化的基础上得到十分深刻的推论，而且可将后者应用于别的理论上，它能使原来认为上述均衡理论简直莫名其妙的读者也为之叹服。这种深刻的推论之一就是均衡理论家最自我欣赏的“理性预期”概念。对理性预期所做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在此处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人们在决策时将考虑他自己认为值得考虑的全部可得信息：从经济上说，这种意义上的理性预期完全等同于微观经济理论中通常所隐含的假设。 均衡理论家主要根据人们自愿选择——在最有利时刻享受闲暇、受教育或放弃有收入的职业，以便能用全部时间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来解释景气循环过程中失业率的明显变化。但这些论点都非常复杂，以致作者只能打破本书一直沿用的体例，不惜花费较多的篇幅在此作一扼要介绍。均衡理论的关键是非常清楚的：其假定的前提为经济体系内的各种集团对未来的信息或预期各不相同，单个的工人，尽管有自己的理性预期，在短期内完全可能得到错误的实际工资或实际利率的信息。假如该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于是他可能认为与付给他的货币工资相当的实际工资比他应得的要少。由于工人同时衡量休息与货币收入两个因素，他可能由于上述错误的判断而决定呆在家中失业，直到他得到一个实际工资额与他预期相符的新工作为止。另一方面，如果工人对物价水平的变化方向判断有误，则根据这一理论，他也将保持失业状态直至发现自己对物价水平的估计的错误为止。另一种可能是工人对未来物价水平变化的预测导致其低估了实际利润率，以致他在这段时间内花费了过多的收入于教育及其他的人力投资上。这些论点的前提是雇主和决定继续受雇的工人对于未来价格水平变化的估计不同于失业的工人。如果用这些论点来解释有时发生的长期高失业率现象，则还需要假设实际工资的相对微小改变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大幅度变化。 以上这类模型甚至不能为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自然更不能令凯恩斯主义者信服了。例如，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发现：“这些假设很难令人信服，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赞同这种理论。”但这些理论确曾受到许多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视；作者认为他们可能有一种直觉的预感，即这类模型最终将有助于经济学家找到更好的解释。 虽然上述“寻职”模型、加速／减速模型、或者均衡理论（它们以最系统的方式将宏观经济行为归因于错误的预期）能够解释就业水平与其他资源利用率方面的一些变化，但却不足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那种长时期的高失业率现象。如果像上述模型可预期那样，经济经常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行，只有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值时才是例外，那么，怎样会出现美国由192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的长时期严重失业和经济衰退的现象呢？英国一直采用一种低估失业率的统计方法；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失业率从未降到10％以内。 按照上述理论，只有一种假设可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这种现象：即人们在经济大萧条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如此之高，以致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工资或价格水平，除非后者远远超过目前的数值、或远高于结清当前市场的水平。然而，用比较婉转的语言说，这种解释是“可疑”的，特别是考虑到在美国长达十几年而英国更长达20年的情况下，居然绝大多数人会一直坚持上述那种错误的判断！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失业救济远不如今日、从而整个家庭全靠工人劳动来维持生活，居然自然失业率会长期高达全部劳动力的10％到25％之间！ “寻职”模型、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既然都不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长期严重失业现象，这就表明它们有很大的缺陷。这类预期理论的某些主要支持者也承认这一点，同时也承认它们不足以解释大萧条现象。 在其他科学的历史上可能也发生过与货币主义及均衡理论相类似的问题。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内所提出并在全书内贯彻始终的那样，必须避免主观猜测式的假设，而且应尽量采用经过事实检验的理论来解释失业与景气循环现象。但大多数货币主义者及均衡理论家拒绝打破常规经济学的界限，并且不愿意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种态度实在值得商榷。同样值得考虑的是不应当死抱住“均衡”的概念不放，甚至在两次大战间那样严重萧条与大量失业的风暴中还侈谈什么“均衡”！其实只有承认有“不均衡”存在，“均衡”才有意义。如果不管客观上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萧条与经济衰退，都不愿接受不均衡的事实，而盲目坚持在任何情况下经济都非处于或接近均衡状态不可，那么，还有什么现象或实际观测能对这种理论挑战呢？这种均衡理论有点像19世纪物理学家坚持的“以太”理论，后者被认为充满宇宙、甚至无孔不入地钻进所有物体与生物之中。爱因斯坦与其他物理学家以后的研究工作使“以太”这一毫无必要的概念寿终正寝。科学史上另外一个坚持偏见的例子就是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他与当代的许多天文学家为了使观察到的行星轨道与他所坚信的“地球中心”学说相符合，不惜挖空心思构筑了复杂的“周转圆”。但即使有了这些圆圈，愈来愈多的新观察到的现象不断要求构筑新的周转圆，而结果使得整个体系的各部分都漏洞百出。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经过凯普勒与牛顿的发展为天文学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简单很多但说服力更强的概念。与此相似，如果我们企图用工人们出于希望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自愿”失业的理论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英国与美国发生的严重失业现象，必将在分析劳动供求关系的数量经济学研究中造成极大的混乱。迄今为止，这类研究的结果还无法解释为何当实际工资发生微小变化时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极大波动。 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的上述致命缺点很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宁愿暂时采用凯恩斯的理论，而容忍那种无法解释的工资“黏性”假设。然而，凯恩斯模型却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一样，无法解释后来发生滞胀现象。所谓滞胀，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凯恩斯的模型无法解释70年代中同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也陷入了同样困境。某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企图用所谓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即观察到的工资与价格增长与失业率增长成反比的现象）来解释近年来英、美等国的宏观经济行为。我们在此无需引用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因为这一“曲线”不过只是探索理论过程中在某一时期内统计数列的一种发现。显然，如果无法说明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会出现负的或正的斜率？而且，如果说该曲线的斜率有改变的话，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那么，所谓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滞胀现象就是因果倒置，不成其为一种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必须由个体决策者的利益与其所受制约来解释。正是由于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或菲利普斯曲线）——特别是该曲线为何在短期内向上变化，而且在长期通货膨胀后其曲线更陡——，近年来对凯恩斯学说的怀疑大为增加。（用鲍罗夫爵士不无夸张但显然一针见血的话说：“反凯恩斯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行业。”） “默契合同”理论是企图在不违背凯恩斯主义的前提下解释近期滞胀现象的一种尝试。这一理论曾被用于说明如下一些问题，如：极长期的雇佣关系，工资水平不变条件下雇员努力程度的暂时波动，以及其他最适于说明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回答如何产生大量失业的问题，更难于解释为何通货膨胀会与失业并存。实际上，在默契合同理论与滞胀以及失业有关的范围内，这种理论解释现象的范围更有可能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从本质上说，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默契合同与明文合同并无两样，只有双方都认为有利时，合同才能成立。正如默契合同的理论中正确地假设那样，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自己的风险愈小愈好；所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他们将乐于达成能减少解雇可能性的合同。根据默契或明文协定，工人们少拿一点工资，而雇主将做出努力维持对工人的雇佣。雇主由于与工人签订具有固定工资规定或其他条件的合同而得不到收益，那么解雇的可能性将会加大，固定工资束缚了雇主，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潜在收益。实际上在雇主与雇员之间最有利的默契合同应该让工资浮动，使得双方共同努力，协调雇员选择休闲或选择工作的价值，使雇主所要求的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极大化。这些因素经常在变化之中，因此只有柔性的工资制度才能与劳资双方共同决定的满意就业量相一致。当然，事实上工资的柔性并不很大，但正如我们以下将阐述那样，其原因不在于默契合同本身。 由于只有工人自己才可能明白他的休闲时间价值如何，而只有雇主才可能判断一定量的劳动能为他创造多少收入，因此很难订出一个完全成功地使工人与雇主双方收益都极大化的长期合同。事实上，雇主与工人也无法准确地找到何种工资与就业水平能在长期内使双方共同的收益为最大。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商定，一旦获得各方面的完全信息，工人的劳动时数低于应有的劳动时数的状况将终止。但如果将大量失业的原因归之于这种可能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签订这种合同造成的损失很大，则在任何情况下双方将毫无兴趣签订长期合同，而宁可在劳动市场上进行“现货”交易。因此，默契合同理论无法解释大量失业现象，而从总体上讲这种合同几乎肯定会减少失业。在签订默契合同后最常遇见的情况是：公司努力在所有情况下（包括营业萧条时）保持工人数目不变，而工人则在生意兴隆时加班加点而不拿额外报酬，这样必然使失业减少。 还可以用“成本推动”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及滞胀现象，这种理论认为：带垄断性的公司与工会提高价格与工资是造成通货膨胀与滞胀的主要原因。但正如其他作者过去早已指出的那样，典型的“成本推动”学说显然是不正确的：它根本无法解释为何通货膨胀现象持续不断，以及为何某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另一时期。这一理论也无法说明为何这些垄断性组织一旦掌握垄断权之后，不去选取对其最有利的价格与工资水平；后面将指出，与完全竞争的组织比它没有更多的理由提高工资或价格水平。如果“成本推动”理论不能适当地解释为何垄断性组织在取得垄断权后不利用这种权力，以及为何垄断的程度会随着通货膨胀或滞胀的加剧而增大，则这种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仅如此，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它还应当能够说明：为何在所谓的成本推动导致工资与价格上涨之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对策是设法扩大需求，致使这种成本推动继续影响通货膨胀而不是影响失业？（我们也可以借助于本书内所提出的理论及某些其他概念构筑一种与成本推动学说多少有点相仿但较为符合实际的通货膨胀理论；不过成本推动学说的若干论点已经引起了如此大的混乱，所以在此不拟再加以引申，以避免得不偿失。） 在我们能找到一种至少是暂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理论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我们对这种宏观经济理论究竟有什么要求？首先，这一理论必须完全根据有关个人经济行为的合理的并经过验证的假说推论出来：即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违反已确立的微观经济理论。这就意味着：此种宏观经济理论不应包含主观臆测的或无法解释的任何假设（包括像工资与价格的“劲性”或“刚性”等等）；只有在能用有理性的个人行为或有理性的企业、组织、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行为（当然后者又必须能以个人理性行为作基础）进行解释的前提下，才允许采用“刚性”这样的概念。作者认为，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不论其赞成何种宏观经济理论，都会同意，任何正确的宏观理论必须在微观层次上也应能成立。这也正是所有学派都支持的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研究工作［例如，可参看埃德蒙·费尔泼斯（Edmund Phelps）著名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巨著〕”。 其次，正确的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既能解释非自愿失业又能说明自愿失业，既能解释大规模的经济萧条也能说明小规模的经济衰退。当然，社会上也有不少人是自愿地放弃有收入的工作的（例如自愿退休者、游手好闲的富翁、宁愿乞讨而不愿工作的乞丐、全部时间用来照顾子女的家庭妇女等）；而且，根据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方法，这些人数也是包括在失业统计之中的。然而，事实上千百万人的日常实践与体验以及生活常识都告诉我们：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失业，而且这远远不是一种孤立的或罕见的现象。像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大萧条这种实际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的现象，不用非自愿失业与其他资源的被迫闲置就无法进行解释。经济大萧条是举世皆知的一场灾难，而且绝大多数国家内的政治与文化生活都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世界上恐怕只有疯人——或死抱住教条不放的书呆子式的“经济学家”——才会拒不承认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的事实。前面提出对宏观经济学的第一项要求表明：只有当每个人和每个公司或其他组织从自身利益出发其行为是理性的，这种“非自愿失业”现象才能得以适当解释；对于变动着的不断产生着的非自愿失业以及它对利益的直接与间接作用等问题必须加以阐明。 第三，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为何非熟练工人失业比例较大；例如少年工人、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工人等。乍看起来，似乎只有对经济学未入门的人才需要解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实际上许多流行的理论都无法正确地预言这种明显的失业者结构特征。例如：“寻职”模型（所谓“不协调性失业”）曾预言，在雇佣与受雇双方人数最少的“稀缺”市场内造成失业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此种情况下失业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找到对他合适的雇主。一般地讲，专业人员与熟练工人被专门限于在这种“稀缺”市场中活动，因此，根据“寻职”模型，这些人的失业率应当最高。与此相反，非熟练工人的市场最广大，从而寻职造成的失业率应当最低。 第四，正确的理论必须既能解释均衡状态又能说明非均衡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此两种状态在实际经济中是并存的。 第五，正确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必须既能解释景气现象又能说明衰退现象，即必须能够解释一般统称的“景气循环”。当然后面这个名词有点不太确切，不如改称“经济涨落”，因为景气与衰退的时间长短与幅度大小都无规律可言。换句话说，正如肯尼思·阿罗所指出，该理论必须与观察到的事实相符，即无论生产的衰退或其充分就业都不会无限持续下去，而是交替发生的。 第六，此理论应能客观地、而不是主观随意性地解释不同时期内与不同社会制度下宏观经济的明显差异。如果大学经济系中普遍讲授经济史，这一要求早就不言自明了；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与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似乎已将经济史排挤甚至贬到大学之外。 第七，一种理论若能解释更广泛的现象，说明其正确程度较高；确实如此，这种宏观经济理论，至少在它完整的形态下它应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些宏观经济之外的现象。当然这并非必不可少的要求，但如果达不到这一要求，我们总有些担心。作者必须重申，由于我们所探讨的理论不一定是单一因果关系的，因此很可能有不少超越经济之外的因素对宏观经济以及其他问题同样十分重要。 第八，正如第一章内已指出的：这种理论应当是相对简单而明了的。 作者认为：本书以下提出的理论，当它与本章前述四种宏观经济理论中的若干众所熟知并且明白无误的原理结合起来，再加上本书前几章内所阐明的推论，完全可以满足以上八项要求。部分地由于强调这一理论的简明性（特别是与近年来提出的许多宏观经济理论相对比），部分地由于要适应学生与决策者的水平，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只应用最基本的与最简单的理论工具来进行推导。 根据上述第一条要求，本节首先说明工人非自愿失业的一个根源。虽然我们很自然地由最简单与最明显易见的一种非自愿失业形式或根源入手，但决不能将此点与以后的论点割裂开来。在衰退或萧条之中还存在着其他多种形式的失业与其他各种资本或设备的闲置或未充分利用；虽然后者都不一定表现为如像工人的非自愿失业这种痛苦的形式；但这种闲置同样导致生产力的浪费，而且由此也可能加剧工人失业的痛苦。因为闲置的资本意味着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从而使就业率与工资水平都将进一步下降。由于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地取决于企业出售其产品的市场状况，因此必须同时考察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才能决定工人非自愿失业的数量。 根据工人的所谓习惯趋势以及他们的选择结果与他们的利益不一致来解释非自愿失业，也许是比较容易的，但却无助于说明问题。因此作者假设理性预期情况，即当事人考虑了全部对他有价值的信息进一步说，他预期所获得的信息价值均高于获取信息的成本。 此外，我们必须对“非自愿失业”一词下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把各种失业情况都泛称为非自愿失业，或许可能更容易得出一些解释，不过同样地与事无补。具体地说，必须确信将所有自愿失业情况排除在外，因为后者很容易用工人对休闲的偏好或家庭生产收入高于受雇劳动收入等原因来解释。作者用图1来说明非自愿失业。图内用劳动力供给曲线MC（边际成本）表示工人以其休闲、家庭生产或其他机会形式所考虑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曲线MRP（边际生产收益）由在各工业厂商各自的劳动力边际生产收益曲线上的各点构成，各厂商有着不同的劳动力类型需求。为了使非经济学家易于阅读本章，作者拟在此指出劳动力边际成本曲线是随时间而上升的；这是因为当要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时，必须支付工资才能吸引不急于求职的工人参加工作，而且每一工人的工资也因工作占用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曲线则是向下倾斜的，因为除其他原因外，报酬递减定律表明：同类的劳动投入愈多，由消耗单位劳动所获得的产出也愈少。 图中在两曲线相交的右方各点处，如B点，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此处工人的休闲或其他可选择机会的价值高于B点，因而无人愿意在相应于B点的工资条件下受雇工作；同时，若雇主已在B点条件下雇用了工人，则也会发现他所获得的利益低于他所支出的工资。按本章开始时引用凯恩斯的说法，此时B点必须向左移动到两曲线的交点上，然后“工资的效用……等于就业量的负效用”。同样，如工人要求在A点的条件下受雇，则由于A点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收益高得多，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不过此时雇主将认为工人不是想得一份工作而是想享受一份赠款，因为雇主所得到的收益远低于其支出。在C点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此时工资低于以其他方式支配时间的价值，从而无人愿意按C点的工资受雇工作。 还可以假设另外一类劳动力的情况，此时MRP曲线永远位于MC曲线之下，如图中MRP所示。在此情况下，此类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如此之低，以致没有雇主从雇佣这类劳动力中获得收益；当然，由于该处的工资也低于MC曲线，也没有任何工人愿意受雇。像这样的情况可能比非自愿失业更加悲惨，但它却并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范畴。我们都知道当病人住院时并不劳动，但也不属于失业之列；因为当人们没有生产能力，或其生产力如此之低，以致用极少的工资也无人愿意雇用他们，这就属于一个非生产性资源的问题，而不是生产性资源未被利用的问题——因此根本不涉及任何生产力的闲置。 只有在近似于三角形的区域MNO内存在非自愿失业问题。按此处的严格定义，只有受雇工人的劳动为雇主创造的收益大于工人所花费时间（计入包括闲暇在内的所有机会）的价值，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 同样地，若工人由于相信辞去较差的职业而抢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更好的职业对他更为有利，这样造成的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但所有人的经验都表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已有职业的人更容易找到另一个职业，因此这种先失业再寻找职业的做法实属罕见。但无论此种“寻职”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我们认为该情况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这时工人是为了使长期收入更高以便获得更大的满足而支出其时间。如果禁止这种自愿失业，则从长远看国民产出及福利肯定会下降；因为可以假定只有工人自己才最清楚他本身的利益与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如果某个社会机构或公共政策使寻职所需的时间及成本增加，则这种额外的寻职活动是社会机构或政策所造成的，从而不再是一种产生社会收益的投资；因此，任何额外寻职造成的失业就属于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之列。 设想在图1内仅有OX个劳动力受雇佣，此时按严格的定义将有XQ个劳动力非自愿失业；因为在OQ数量以内的劳动力都能创造超过劳动成本的边际收益。现在考察小三角形RVO，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但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曲线的区域。这一区域的面积代表社会损失：因为在此区域内工人劳动的成本低于其创造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在此区域之内，失业工人与雇主之间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对双方均有利的协议；即在两曲线之间的工资条件下签订雇佣合同，将对双方均带来好处。因此，若存在严格意义下的非自愿失业，则一般有可能签订对双方均有利的雇佣合同。 在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中，这种就业合同的签订同样会对工人及雇主双方均有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合同的数量会愈来愈多，从而“失业均衡”事实上完全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凯恩斯当时真正谈到了非自愿失业。现在所遇到的难题是，事实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此作者愿指出更早发现凯恩斯这一弱点的其他作家如唐·帕廷金（Don Patinkin）等，他们一般采用其他方法分析这个问题；而且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寻求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或者找出另一种宏观理论来代替它。但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人提出对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理论的满意解释，至于非均衡理论也同样如此。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雇主都不可能获得完整的信息，因此，即使达成了协议，他们有时也许弄不清他们各自可能取得何种利益。这样，有些工人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可能失业。他们与雇主同样需要花费时间去寻找，以便取得双方均认为合适的利益。但此时不一定有非自愿失业存在：因为工人可以一面从事自己并不满意的工作，一面寻找新的职业；或者决定停止工作而把全部时间用于寻找新职业。我们前已指出，这种投入全部时间寻职的做法，与投入时间接受教育一样，不能算是非自愿失业。有些均衡理论家把雇主与工人对MRP与MC曲线有不同的估计，由于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同；但这只是一种随意的难以置信的经验性回答。因为这种对环境的不同估计决不会像第一次大战后的英国那样延续20年之久；也不可能像1929年到第二次大战前的美国那样欺骗如此大量的工人。为此，我们必须找出更为可信的与持久的原因，来说明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希望雇工的雇主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 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会问道：在政府或其他机构中什么人有兴趣阻碍非自愿失业者与雇主之间互利的交换？总统与执政党显然无法从这种阻挡行为中得到任何的直接刮益，因为他们这样做就要甘冒失去工人与雇主双方选票的风险。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权者都愿意宣传“和平与繁荣”或“形势空前大好”的政绩来争取重新当选。广大群众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也不会阻碍这种互利的交易，而企业界则由于有额外的劳动力需求存在也愿意雇佣更多工人。 对阻碍失业工人与雇主达成互利交易感兴趣的主要集团可能是具有同样的或相互竞争的技巧的工人。他们在阻止达成这种协议的行为中会取得相当大的利益，因为当更多的工人进入同一领域从事劳动，必然会导致劳动力边际生产收益下降，从而使现有工人的工资降低。现有工人阻止这种相互有利交易的唯一方法就是组织成为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更为常见的是，通过某种方式非正式地施加集体行动的压力。也具有同样利益的另一唯一集团可能是雇主垄断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它蓄意阻止双方达成协议的目的在于使工资保持在竞争工资之下。无视维持失业状况的动机的非自愿失业模型或宏观经济理论模型都不可能令人满意。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以上论述只限于集中分析劳动市场，暂时假设在经济领域内没有其他卡特尔或政府的干预，而且在价格方面是充分灵活的。这些假设保证了雇主能售出其产品。当然，同样的论断也可应用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而且在这些方面的应用可能更为重要。在这些市场中，产品的需求曲线同样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表示生产边际成本的供应曲线则向右上方倾斜。如果某一因素（例如某种价格过高）导致生产能力有所闲置，则在两曲线形成的三角形范围有取得对双方有利协议的可能性。再次指出，对阻碍买主与销售者之间达成互利交易可能感兴趣的唯一团体是那些从非竞争价格中获利的企业；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组织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进行非正式的幕后策划才能实现此目的。 正如埃德蒙·马林沃德（Edmund Malinvaud）等非均衡理论家所证明那样，在产品市场内不能使市场结清（所谓结清是指进行了全部可能的互利交易）的价格，同样会引起其他产品市场中劳动力的失业或生产能力闲置。在本章的后一部分，作者将讨论分利集团同时影响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时的综合效应。根据非均衡理论家及作者在本章以下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不能孤立应用，而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及产品市场的类似分析结合起来处理。 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形成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的院外活动与卡特尔活动愈加广泛，则对同类工人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变化就愈大。这种变化愈大，为追求更高回报率所花费的成本也就愈多。然而，这种额外追寻并不是一种用于收集信息的有效的社会支出，这种花费仅仅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所引起的，因此也会产生非自愿失业。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出现，致使工人寻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非自愿失业。 我们很快会发现，如果把上述方法应用到普遍均衡体系之内，将能得出相当重要的与可以验证的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第三章内的第六条推论。该推论表明：分利集团引起决策的延迟、议事日程的拥挤与协商议题杂乱无章。我们还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集团认为调节产量比控制价格更为有利。 这一推论可用于解释在某些社会中为何价格与工资均带“黏性”。特殊利益集团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一致通过协议和据以决策的法律程序。由于这种集团的全部重要问题都必须按此程序决定，所以其日程表十分拥挤。由于分利集团往往还要进行院外活动或与其他集团讨价还价，它还可能遇到议事日程同样拥挤的其他组织或机构，这样一来，交易日程表被挤得满满的。因此，受院外集团和卡特尔影响并决定的价格和工资，其变化过程可能很慢。一旦某项价格或工资被决定之后，它们不可能很快改变，即使条件发生变化，新的价格和工资对该集团是最优的也是如此。因此，是特殊利益集团引起了工资与价格的黏性。 许多事实证明，价格与工资向下变化比向上变化更缺乏灵活性。例如，马林沃德曾谈到：“普遍相信的一种特性，即价格下降的黏性大于向上升的黏性。”在作者的同事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早期具有影响的滞胀研究中就是部分地根据此种假设的。但这样的事实确实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任何决策者，无论已获得多大程度的垄断权，都应当采用对其最优的价格；无论价格偏高或偏低，对决策者都同样不利。按此推理，如果价格对于任何原因都是黏性的，那它在各个方向上的变化都应当是缓慢的。固然每个方向都观察到勃性，但更多的观察表明，向下的黏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与系统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的决策迟缓，因此它们在提高或降低价格问题上进行决策时都同样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可能由他们在向上与向下各个方向调整价格和工资的决策过程将是同等缓慢。 由以上得出推论六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种非对称性。如果卡特尔内某一成员将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协议价格之下，则此行动将损害所有的成员，使他们的销售量减少或被迫削价。如果反之，该成员提高自身产品的价格，则其他成员并不受其伤害。另一方面，如果发生需求下降的情况，卡特尔可能宁愿选取一个稍低的价格以保持最大利润，但由于前述第六条推论所讲的原因，降低价格的决策将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实现。如果需求在均衡状态基础上略有增加，则每一企业均将稍微增加其销售量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润，虽然这样做不如及时将价格调高后所能得到的利润那样多。现在再假设需求意外地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此时每一企业均可以在较高价格下销售其产品而获得更大的利润。没有企业会反对其他企业将价格提高到卡特尔所协商的价格之上，因为谁都不会在这种膨胀的市场内遭受损失；于是，在短期内价格呈现上升的柔性。以上论点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垄断性卡特尔比购买者卡特尔更为普遍，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有一种可用来检验比理论的推论是：在买方垄断的卡特尔中，出现的将是与上述相反的现象。 不同的工业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不同，这也与本理论的论断相吻合。本理论认为，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工业部门，其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更大；而且，根据第三条推论，凡企业总数很少的工业部门，由于容易达成协议，其价格的灵活性会小于企业数目众多的工业部门，因为后者若无选择性刺激手段就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依靠选择性刺激手段组织起来的大型集团，其决策过程甚至更为迟缓。 众所周知，通过集体谈判来制定工资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在临时性的劳动市场内，如季节性零工、顾问等等，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劳动组织存在，从而其工资的灵活性特别大。同样可以发现，制造业产品价格不如农产品价格的灵活性大，除非政府受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而实行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后一现象曾受到若干注意考察实际情况的货币主义者以及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货币主义者的权威之一，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曾对此现象作过明确而客观的总结： “虽然制造业的价格有时会大起大落，例如1920－1921及1929-1933年商业萧条时期那样，但它们一般都很稳定。更准确些说，公开取得的价格数据并不反映在市场上不景气时暗中给的折扣与虚报的价格，所以实际成交的价格无疑比公开引用的价格波动的大。这两种价格间的差别将在以后进一步讨论。然而，这种差别还没有大到足以否定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价格对需求并不敏感的结论。” F．M．谢勒尔（Scherer）与许多别的经济学家也列举了许多数据以显示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远大于比较集中的制造业价格。 本书内的理论还预言：非熟练工人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工人失业率较高，这是与前面所列举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要求相符合的。正如第六条推论所述，分利集团一般倾向于争取到提高工资或价格的协议之后，故意让雇主或顾客决定此利益应当分配给那些具体的人，这样可减轻该集团在本身成员中分配集体行动所取得成果时的矛盾。当工资及薪金已被确定在高于市场结清价格的水平时，雇主将比在竞争性工资时选择和吸引更多有技术的合格工人，而生产效率低的工人可以发现，在这种高水平工资的条件下，雇佣他们对雇主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水平低的工人能够自由地与雇主协商双方志愿的合同，则工资就能随劳动生产率高低变化，从而这些劳动生产率偏低但仍然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受过较高级职业训练但其技术低于该职业中平均水平的工人，虽在该部门找不到工作，仍然可以在较低级的职业中找一个报酬稍低的工作；但毫无专长的非熟练工人就无法再向更低级的部门寻找待遇更低的岗位了。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并享受高工资的建筑业与制造业工人，也会由于这些部门对景气循环特别敏感而引起就业的不稳定性。 第六条推论还可以解释在意外的通货膨胀或紧缩中价格与工资将如何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变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固然希望追求它们认为最有利的价格，但由于第三章内所述的原因，它们宁愿取得比较长期有效的价格协议或安排。美国的集体谈判协议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些协议的有效期一般均为三年。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膨胀或紧缩情况。在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原来确定的垄断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就变得不那么有利了，但该集团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相应的协议或立法。由于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仅能依靠制订垄断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于是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使该集团得到的相对价格低于它想达到的垄断价格。这时，卡特尔的价格比原来预期的价格变得比较接近市场结清价格了。因此，在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中，意外的通货膨胀反而使卡特尔化或院外活动集团所造成的垄断损失以及非自愿失业减少。于是，在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很大的经济中，其经济效率在意外通货膨胀时期反而比以前更高。 反之，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时期，由分利集团规定的价格或工资会暂时高于该集团原来预期的水平，甚至超出它所理想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由于垄断造成的损失更大，同时相对价格远高于市场结清价格，而且非自愿失业率也高得惊人。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比过去好得多的理论，可以解释一般很熟悉的现象：即在大多数社会内，意外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减少失业与增加实际产出，而意外的通货紧缩则意味着增加失业与减少实际产出。虽然在普通的一般均衡模型内（其中并未考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曾经证明过“货币是中性的”，即通货膨胀并不改变相对价格而且不影响实际产出，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结论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上的多数社会中不能成立的道理。 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水平（正如有几个国家内已发生的那样），而且未来的前景还难以预测，则特殊利益集团很自然地会致力于通过院外活动或谈判把产品价格或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作者未曾研究过如此高的通货膨胀问题，但可以设想在远高出预期通货膨胀率或远低于预期通货紧缩率的情况下，物价指数的不准确性对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结果影响颇大。而且，甚至在最好的条件下，这类物价指数也是相当脱离实际的。严格说来，由于每一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种类与数量均不同，因此只有对每人都订出不同的物价指数，才能真正通过指数化措施抵消通货膨胀对他的影响。但特殊利益集团能否为其成员找出一个理想的物价指数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在统计数字最完备的国家中，总的物价指数误差也大得惊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早已无人相信。这一指数中的某些误差是人为地造成的，如果没有院外活动集团为谋求自身利益而阻碍物价指数的核实，则这类误差比较容易修正。但另外一些误差则实际上无法消除。例如，无法衡量商品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涨价最多的商品销售量减少，从而它在消费品中的份额下降，而按原来的份额计算指数就会失之过高。这类问题在实践中如此难以解决，以致在本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之初，当美国实测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非常明显时，一些有经验的经济学家还在认真地辩论美国究竟有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样，只有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持续了很久的情况下，非预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影响才会在指数化政策中被忽略掉。 现在，进一步考虑现实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相互影响的不同的行业或部门。我们必须将上述理论推广到这种复杂情况中去，也就是说，要在普遍均衡的环境中应用这一理论。 为了在普遍均衡环境内理解上述理论，我们将引用罗伯特·克劳尔（Robert Clower）的一个很重要但未受足够重视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质可由前面图1中看出。我们在该处曾指出：除非双方互利的交易能将图内的三角形区域消除掉，否则总要损失一部分可得的利益。只有至少当最后一个劳动力出售时的价格相当于MRP与MC（需求与供应曲线）交点处的价格时，才能获得全部的利益。反之，如果没有达到那种价格，或由于某种原因有些互利的交易未能实现，则失业工人与雇主双方的收入均将减少。当我们讨论产品市场中的卡特尔行为时，显然可发现同样观点是成立的：除非接受正确的价格（至少最后一件商品应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所有的互利交易；而且，如互利的交易不能全部实现，则供需双方的收益均将减少。如果像克劳尔那样考虑一个完全达到普遍均衡的系统，就可以看出：除非在每一市场内均恰好采用正确的价格，否则就不能取得全部的交易利益。同样地，如果普遍均衡系统内没有形成一整套理想的价格体系，则整个经济的收益将受到损失。这种损失（即整个经济内未能全部实现对供需双方均有利的收益）意味着对总产出的需求低于采用正确价格体系时的数值，而且有可能低得多。这样，克劳尔求得一个基本上能反映此种经济内总产出整体波动的因子。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克劳尔的上述重要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后，非均衡理论家曾利用过这种观点，但其中有一些人被无法解释的市场不能结清的难题吓退，另一些人则摆脱不了凯恩斯的思维方式，所以采用该观点的人愈来愈少了。一个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告诉作者：如果某普遍均衡的市场内出现了一组错误的价格信号，人们立即会从改正价格导向的交易活动中获利，从而该经济系统将很快恢复到全部就业状态下的产出水平。这样，克劳尔的观点似乎毫无意义了。但作者认为，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轻视克劳尔的观点，就在于他们不相信存在着故意阻碍互利交易的力量；因此他们误认为，即使互利交易暂时受到阻碍，过一段时间以后照样会恢复，因此他们认为克劳尔的观点最多也只在过渡状态下有效。 但如果作者在本书内的论断是正确的，就可以发现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由阻碍互利交易中谋取自身的利益。在某些社会中，他们组成集团以达到此目的，而且往往是经常如此。在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群人的组织程度愈来愈高；因此，对互利交易的阻碍不仅不能逐步消除，反而还会与日俱增。由特殊利益集团引起的经济效率减退可能是很严重的，而且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需求水平。当然，如作者曾指出那样，如果这种阻碍是逐步加强的，因此不致引起宏观经济的明显波动。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或石油价格的猛涨，或其他的急剧变化，以致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价格体系，才能使经济返回最有效的运行状态，或者恢复其正常的实际产出水平。正如前面讨论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时已指出那样，在一个满布分利集团的社会中，此时发生的交易条件变化总是对有组织的部门有利。但按第六条推论所述，由于组织起来的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进行调整需要一定时间，而不像约翰·希克斯爵士所说的“柔性价格”部门那样迅速作出响应。这种迟缓调整的后果是：社会上的垄断程度加深与无法结清的市场中失业和排队寻职的人数增加；社会的总收入由此而减少，实际需求也随之下降。换句话说，在这种社会中，由于议事日程拥挤与谈判事项繁多而导致决策迟缓，需要相当长时间才可能形成一种与过去同样好的新价格体系。结果将造成社会对于商品、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需求下降：即出现经济衰退或萧条。 由分利集团在意外通货紧缩或冲击之前制订的垄断性及高于市场结清水平的价格体系将变得更高，其原因不仅是由于通货紧缩或其他冲击的直接影响，同时，正如克劳尔及其他非均衡理论家所指出的，还由于普遍均衡效应所引起的实际需求下降。这样就进一步导致长期投资的更大风险，从而使投资额也迅速下降。虽然特殊利益集团也会逐渐调整其价格体系以适应新情况，并最终恢复实际产出，但上述每一种因素的发展都使其他因素随之恶化，从而导致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 虽然马林沃德与其他非均衡理论家仅仅作了某种市杨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简单假设，他们对上述过程的分析却与本书非常相似。最有用的一点是，马林沃德曾指出：在此情况下既存在着凯恩斯式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着古典经济学所述的非自愿失业。笼统地说，前一种非自愿失业是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体系引起商品销售量下降，致使这些商品的生产厂对劳动力需求下降，从而引起额外的失业，而且，由于市场结不清时的工资水平高于市场结清时的水平，使得就业损失产生乘数效应。后一种失业则属于古典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由于工资水平高于市场结清水平（但其他商品价格仍为市场结清水平）所引起的非自愿失业。马林沃德认为凯恩斯定义的失业比古典经济学所定义的失业更为常见。 根据作者提出的理论，必须研究分利集团在各部门间的分布状况，才能对上述结论作出判断；而这种答案则是随时间与地点而异的。不过，无论马林沃德的结论是否正确，以下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对非自愿失业程度的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劳动力市场内的利益集团状况的考察，即使作为初次近似也不行。作者在前面讨论非自愿失业问题时由分析劳动力市场内卡特尔行为入手，仅仅是为了使问题简化，而并不认为这种卡特尔一定是非自愿失业的最主要根源；为了对非自愿失业及其他资源的不充分利用作出满意的分析，必须考虑全部市场内各种形式的卡特尔与院外活动集团的作用。 正如前面分析意外的通货膨胀问题时所阐明的那样，当这种通货膨胀或重大的外部有利事件（如重要的技术进步或资源的发现）发生时，经济上会出现另外一种现象。由于在重大变革中暂时减弱了由分利集团垄断造成的损失，经济可能兴旺起来，充分利用了有利的投资机会，这将导致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直到分利集团经过缓慢的重新调整取得新的垄断地位为止。 现在我们已经对于各种分利机构相当僵化的社会中所出现的景气循环或实际产出水平的经常波动作出较满意的解释。这种方法——作者暂时称之为克劳尔－奥尔森方法——与任何正确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毫无相悖之处。 由于上述论断是在普遍均衡条件下得出的，现在还必须考察一下某些价格不受分利集团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情况，后者甚至在相当僵化的社会中也会存在；在大多数社会中，不仅存在着持续处于非均衡状态的部门，也同时存在着价格长期处于均衡状态下而仅有短暂波动的部门。如果市场不受政治因素或卡特尔的控制，则那些由于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以致工资高过市场结清水平而失业的工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具有柔性价格的部门而找到工作。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认真思索一下，某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轻率地得出如下结论，即这种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可以导致充分就业。他们可能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使在高度卡特尔化和被院外活动集团控制的经济中，只要有对所有人开放的经济部门存在，就不会发生非自愿失业。 这一论断的错误之一在于：它忽视了资源由一部门流入另一部门所需的时间。由于受组织控制部门中的价格与工资具有黏性，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柔性价格”部门在意外通货紧缩开始阶段将承受其全部冲击，从而使卡特尔化或受垄断集团控制的那些部门中相对价格显得比过去更高。这种总需求下降与相对价格更高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会使那些由垄断组织控制部门内的商品及劳动力需求大幅度下降。于是必须有相当大量的劳动力流入柔性价格部门才能保证充分就业。这时会有一些拥有闲置资源的所有者认为：在政府干预或均衡力量的作用下，衰退或萧条很可能是暂时的，因而将资源转入柔性价格部门不一定有利。此外，这种资源转移往往还会伴随着金钱和精神上的损失，例如要在柔性价格的商品生产较多的农村找到职业，就必须将家庭迁往乡间。不仅如此，如果将已投入刚性价格部门（或不均衡部门）的许多资源转入柔性价格部门，其价格往往只剩下原价值的几分之一；例如，厂房与设备往往是为了专门用途设计与建造的，而且拥有从事某种工业的熟练技工，如转入其他部门也往往只能暂时当非熟练工人使用。有人甚至认为：新转入某一职业若职位远远低于原来水平，其实与失业没有什么区别。同时，他们可能因年龄过大而无法再通过学习、训练或实践而取得与过去所从事工作同样的技巧水平。这种不愿转行的思想还可能来自许多中老年工人的保守心理，但这种情况确实普遍存在；正因如此，只好等到这些工人到了退休年龄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正如凯恩斯风趣地说过那样：最后我们全部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即便我们不考虑宏观经济在时间上的波动，并忽略资源由总需求不足的刚性价格部门转入柔性价格（均衡）部门所需的代价，还会发现必有柔性价格部门存在的事实有时并不一定能保证充分就业。这就是所谓“街头小贩”现象——而忽视这一点正是下结论过于匆忙的均衡论经济学家的第二个错误。 虽然我们都为失业工人沦为街头小贩的现象惋惜，但如果承认经济是一种普遍均衡系统的经济学家没有让感情淹没理智，他就会同意街头小贩的出现正是在经济衰退中一种有助于恢复均衡的响应。如果有许多失业工人在当街头小贩，就反映这种贩卖部门是无组织的，而且价格具有柔性。于是，失业工人从事小贩活动正是有助于资源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一种运动，同时也表明同样会有资源转入其他部门。作者认为，这种“街头小贩有助论”并不是一种讽刺，而是对问题某一侧面的正确表述：在经济衰退时期，如果禁止从事街头贩卖活动，无论对消费者或对工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失。 在此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在分利集团普遍存在而且意外的通货紧缩又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如果阻碍资源重新分配的上述种种障碍已被克服，则必须转移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与该部门的规模相比过大，以致该部门内原已受到影响的价格还要进一步大幅度下降。这时该柔性价格部门内与其他刚性价格部门内的价格之比变得极其不合理，而投入柔性价格部门中资源的收益率极低。在繁荣时期，街头小贩的投资收益率与其他允许自由进出的经济部门的正常收益率相同；但在意外的大衰退中，其收益率变得如此之低，以致从事这种职业的境遇之悲惨与失业无异。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由于侈谈大萧条期间街头小贩大发横财的谬论而被指责为感情上冷漠与政治上的愚蠢；从我们的上述分析看来，他的这种说法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萧条时期在街头小贩身上发生的情况正和一般允许自由进出的经济部门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在30年代的美国，农民进入城市的历史潮流已经逆转，成批失业者涌向农村。这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可以达到上述目的，但当时农产品价格如此之低而且总需求如此之小，以致与工业品的价格及工资相比显得极不正常。因此，当时美国国内开展了广泛而有力的政治活动支持提高农产品价格。通过法律限定了一部分土地与其他资源不许投入农业生产，才保持住农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的稳定；这种法律限制一直执行到农产品价格恢复历史上的“公平”地位为止。也可能有人认为这种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但作者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并非错误（在许多其他国家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一般而论，当发生这类相对价格大混乱时，政府总是要进行干预以限制柔性价格市场内的价格暴跌。 在一种经济中，当被卡特尔控制和由院外活动集团影响的价格比重足够大时，总需求的明显下降必将导致部分资源的闲置。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资源在短期内很难得到重新分配；另一部分是由于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相对于该部门的规模来说比重过大，以致要素报酬极低，几乎与失业或闲置无异。有时政府不得不出面限制柔性价格部门的产出或生产要素的投入，以保护投入该部门资源的收益率。（在大萧条期间，柔性价格部门容纳其他部门失业人口的后果之一，就是引起了这些部门本身的收缩。）在一个充满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体系中，大萧条期间的那些街头小贩或在均衡部门内工作的工人报酬非常之低，以致这些人即使按本章前述严格定义不能称之为非自愿失业，也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非自愿的半失业”。在这段时期内，愈来愈多的人愿意到非均衡或刚性价格部门谋求职业；排队寻职的现象剧增：由于这种现象完全是人为地使同样的资源在不同部门获得不同的工资与价格所造成的，因此应当看作纯属非自愿失业范畴。 本章所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并未涉及货币供应数量变化与财政政策何者对于支出或名义需求的影响更为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并未排斥以下的任何一种论断：或者主张货币供应数量是决定名义收入的唯一因素，或者主张财政政策也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由于本书所涉及范围已经过于广泛，所以在此不拟讨论究竟何者决定了名义支出水平，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另外的问题予以暂时搁置。作者愿意将支出的决定因素以及影响上述论点完整性的另一些问题留在另一本专著中去讨论，以便有更多的篇幅去处理许多技术性问题。与此同时，作者希望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理论或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作者本人不属此列），能发现本书所述的理论值得进一步引申或在形式上完善化；如果能有更多的专家参加这项工作，则这方面的进展将大得多。必须指出，当本理论未能包括对于决定总支出诸因素的分析之前，尚不足以解释某一历史时期宏观经济行为的全部特征。它目前确实不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在比较30年代与60、70年代的美国经济时，我们就会发现，本理论无法说明为何30年代初期执行的是不够稳定的、基本上紧缩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而60年代末与70年代则执行比较稳定的、但主要是通货膨胀的政策。 然而，用以上理论已足以解释非自愿失业，而且此论据与已知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及个人决策的动力均无矛盾之处。这一点是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与货币主义理论所未能做到的。显然，如果能找到本理论与其他宏观经济理论不同的其他推论并用事实验证就更好了。如果本理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些可验证的推论而其他的宏观经济理论则不能，这将更有力地表明本理论以及本书中全部理论的正确性。 有一种极为合适的经验校核方法，既适用于本理论，也适用于上述所有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的《通论》、货币主义、非均衡理论和均衡理论都一致声称他们的理论普遍适用于所有各种类型的货币化经济，或者至少他们并未说明各自的理论企图解释何种具体的经济类型。凯恩斯甚至连书名也叫做《通论》，意思是可以用它说明一切经济现象，甚至毫不迟疑地对重商主义的经济及其政策赋予了新的解释，尽管那种欠发达的重商主义经济与凯恩斯时代的西方经济有很大不同。同样地，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都乐于用其论点解释发展程度差别很大的各种经济中的货币与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往往作出非常武断的结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eidman）的著名论点：“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货币主义学者这种普遍化结论的一例。如果有人怀疑，作者指责现有各种理论过分强调其普遍性是否有点言过其实，他们至少应当承认：没有一种现有的理论曾经公开声明：宏观经济学或货币理论是在不同社会与不同历史时期内有显著区别的。这种过分强调普遍性与缺乏对不同社会不同类型经济之间区别的现象，无疑地反映了多数现代经济学中那种潜在的非历史、非进化、相对静态和不区分具体制度的偏向。 与上述理论相对照，本书中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则预言不同的社会中宏观经济的问题性质也各不相同。以上分析表明：如果某一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只控制了少数不能结清的市场，则由此种市场扭曲而引起的问题显然只是某些部门的、微观经济性质的或局部的问题。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虽然会使问题恶化，但由于其影响局限于少数经济部门，还不致于发生普遍衰退或造成宏观经济的灾难。这种非预期紧缩的后果并不严重的原因还在于：其危害限于少数几个部门，而且这些部门中的资源可以比较容易地转移到为数众多的柔性价格部门中去，而后者的容量相对比较大，故不致于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虽然会影响价格或名义收入，但不一定会导致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也不致于明显地或持续地影响实际产出水平。换句话说，若一种经济内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以及由此引起的冗长立法程序及其他手续，则该经济的行为将遵循一般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种所有经济体系内均普遍适用的模式。 另一方面，按照本书的理论，当某一经济体系内特殊利益集团业已普遍建立，从而刚性价格部门比柔性价格部门庞大得多，则其宏观经济行为与以上所述大不相同。此时意外的通货收缩或紧缩将在广大范围内造成损失，包括：发生资源由刚性价格部门向柔性价格部门强制性的转移，柔性价格部门内价格的暴跌，不能或不愿转移的人口中大量失业，排队寻职的代价剧增，同时，实际需求的显著下降又进一步使局势恶化，因为此时相对价格比通货收缩前更不合理，而其偏离理想价格体系的程度愈加严重。这种眼光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密布的经济体系，在通货收缩或紧缩时期，更容易出现衰退或滞胀现象。因此，本书的理论完全可以说明：为何有些社会或某些历史时期不会由于意外的通货收编或紧缩造成大量非自愿失业或实际产出的骤减，而另一些社会则相反，会遭受重大损失。此外，本理论还预言，凡疆域不变而且长期稳定的社会，将由上述前一种状态逐渐转入后一状态。 不幸的是，作者对于近代世界比较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还不够丰富，不足以如愿地进行广泛的横向校验，只能限于对几个最大国家及一个典型小国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但即使如此，也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由于超出本理论范围之外的政治事件或其他非经济因素会导致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内）采取不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在作者的模型中，实际产出水平的波动幅度以及非自愿失业的范围不仅取决于该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数目增长所需的时间，而且还取决于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以及其所受外部冲击的剧烈程度。这样，某一社会（或历史时期）即使有较多的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也可能只有较小幅度的经济波动与较少的非自愿失业存在；反之，另一个组织上并不太僵化的社会却可能出现货币与财政上的高度不稳定性。至少是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本理论在进行部门间或国际间比较时，其校验的结果并不十分引人注目。 不过，在70年代西方发生的滞胀现象中，日本与西德（较差些）的失业水平就比美国、尤其是英国低。不同国家的失业统计口径不同，因此很难相互比较；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各国所统计的失业率一般比美国统计的为低。然而，美国劳工统计局已将几个主要国家的失业率按美国的可比标准进行了换算。这些数字表明，1975－1976年英国的失业率为5％，而同年美国为8％，同期内西德失业率为4.5％，而日本仅为2％。作者未能获得更近年份的比较数字，但最近的情况变得更加突出：1982年美国的失业率达9％以上，而英国未经调整的数字则超过12％。 当然，这里可能包含着许多因素。但只要稍为审视一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发现事实并不支持如下的两种观点：即所谓扩张性（即膨胀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会消灭失业；或者如某些货币主义者所断言：“通货膨胀引起经济衰退”及高的失业率。由1972到1979年，英国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15％；美国的其次，为9％。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相反，该两国均存在着极高的失业率。西德通货膨胀的最高记录为5．5％，此数字正如其失业率一样比英美低。然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也并非实现充分就业的最重要条件：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是名列第二的（10．6％），而其失业率则最低。 不仅如此，正如本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英国更加关心‘社会契约”与“收入分配政策”，而且比其他国家遇到更大的困难。按照作者的论断，在英国这种有着强大而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中，对这类社会契约的过分。奢望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失败并不令人意外。西德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为数较少，而且各集团所代表的利益面也比较广泛；这两个特点都有助于说明其通货膨胀及失业率为何不那样严重。 在上述四个国家内，都存在着影响前述结论的各种特殊因素；例如，西德雇佣了大量的外籍工人，他们失业之后往往就被遣送回原籍，因而不进入失业统计之中。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西德与日本受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大，因为它们完全依赖于进口石油。美国虽然进口部分石油，但它是世界上最大产油国之一；而英国则万分幸运，恰好在此关键时刻转变为一个石油出口国。但此处我们所讨论的仍然局限于几个大国的极端情况，因此不能得出完整的结论。 我们固然没有可能去研究所有国家的情况，但在此可以指出有一个小地区非常典型，值得特别注意。正如作者在第六章中已指出那样，中国台湾省（与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可以注意到，在日本统治时期，压制了台湾本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因此它的经济迅速增长是与本书理论相符合的。如果本章的论断正确，则台湾省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或反膨胀期间，由于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也应当能保持大致充分的就业及满负荷的生产。由分析统计数字可知，台湾省确曾经历了相当严重的反通货膨胀时期而实际产出的损失较小。凡特别重视这一问题的专家几乎都观察到了这一点。 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erg）写道： “台湾省在战后时期，开始时1946-1949年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每年增长10倍，1949－1950年期间增长500％。直到1950-1951年，通货膨胀率仍然失控．每年约为80－100％。最有兴趣的问题是：1952年如何能迅速制止通货膨胀而又使经济没有陷入衰退或经济增长严重受挫的呢？……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如何能够在1952-1960年间将相当高的通货膨胀率（每年7-8％）压低到货币价值相当稳定——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数每年上升2-3％——而且波动极小。这一成就不能仅由货币和财政政策得到解释”。 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显然还算不上以确定的事实检验了本理论。现在再来分析一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对短期内的变化情况。由于货币主义者一般都比凯恩斯主义者更加反对把结构变化与体制改变也看作是战后通货膨胀的部分原因，因此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不妨再由较严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的著作中找出一些事实来说明此点。 卡甘考察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的价格与产出变化的数据。他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物价下跌的趋势随时间而减弱。他观察到： 每次由景气期间到继之而来的衰退期间，价格变化率降低的趋势愈来愈小，以致在最近的两次景气循环中，价格变化率的变化甚至变为正值，即在衰退期间物价的上涨率超过了景气期间的上涨率，从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奇异的循环特点。 战后通货膨胀的特点不在于景气时期的物价上升得更快——过去很多景气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比战后时期的更高——而在于在衰退期间物价不但不降低，而且反而上升，甚至升得更快……。1970年的衰退并未能遏制通货膨胀，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并非什么新奇的现象，它不过是战后持续发展过程中新的一步。……这种新发展就是：在疲软的市场中物价反而上涨变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这些循环中，物价的周期性波动幅度较小，其一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衰退严重程度降低，而这一现象应部分地归功于改善经济稳定性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发现，除了总支出的周期性收缩幅度较小外，价格对同等幅度收缩的响应也大为减弱，因而总支出收缩的后果更明显地反映在总产出按比例下降上。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最近一篇论文中，也用另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肯定了卡甘的上述发现。 虽然以后被泛称为“滞胀”的上述发现已成了老生常谈，但卡甘的发现中有两点是值得强调指出的。第一点是他认为这一现象是渐变的。这种观点肯定是正确的——譬如说，5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成本推动论就预示了70年代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在本世纪上半叶或前几世纪从来没有出现过。 卡甘的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由于价格行为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需求的减少愈来愈多地反映为实际产出的减少。卡甘并未讨论这一点，但直接观察表明：在其他几个国家内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恰好是本书理论所预言必然发生的，而其他任何非进化论的与不考虑结构影响的宏观经济理论则无法加以解释。 当我们由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考察上述问题时，可以发现：意外通货收缩或反膨胀所造成的失业与实际产出减少的严重程度与日俱增。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前几世纪的可靠数据来对当时宏观经济与货币情况作出确切的判断，但已有记载的定性证据以及零散的数据已足以使经济史学家就某些粗线条的历史经验取得一致意见。在凯恩斯或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却并未考虑这些经济史学家所熟知的重要历史经验。 可能在全部宏观经济历史中最令人注目的趋势就是：无论原因如何，在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内总需求的下降对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一情况至少在18世纪已初见端倪。当时开始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度（而且是不可预测的）波动，但这种波动无论在工业革命时期或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都没有引起大规模失业或实际产出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上溯到较此更早的时期，经济活动还局限在狭小的地区之内，当时存在着如第五章所描述的种种贸易壁垒，因此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但具体到重商主义经济时期，特别是英国已经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仅存在很少量的贸易障碍。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英国很容易发生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且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当实现了这种管辖区的统一以及17世纪发生内战与政治上的动乱之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于英国就业与实际产出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很小，甚至是短暂的。同样，美国由建国伊始就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经济，它能够而且确实发生过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但这些现象对于就业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同样很小。 虽然19世纪后半叶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但由1812年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达到高峰，直到1896年价格水平降到最低点，这一段历史仍能说明以上论点。在这一时期内，英国的物价水平跌落了一半以上，而美国的下跌尤多。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内，英国的工业革命继续在进行，美国经济也显著地增长与繁荣。简而言之，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人均收入长期地稳定增长，但它正好发生在物价一直下跌的时期。在19世纪末，景气循环的最低潮年代中，失业增加了，但与20世纪相比，经济衰退阶段所引起实际产出水平的下降却不大。 当然，甚至在19世纪初期，就曾发生过多次“恐慌”及“危机”。当物价下跌时，借款者自然很难偿还债务，因为他们要支付比物价稳定时高得多的实际利率。正如19世纪美国的人民党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在物价较高时借钱的人肯定不喜欢通货紧缩。当物价下跌时，有些公司偿还不起它们的债务，于是它们可能陷入破产；特别是由于当时银行系统很不稳固（尤其在美国），这样就导致了银行的倒闭。这些恐慌及危机使人们丧失对前途的信心，于是引起了失业与实际产出的某种下降。但与本世纪30年代的经验相比，或者按同等的物价暴跌对今日经济可能发生的影响相比，当时这种失业与产出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甚小，而且为期颇为短暂。 表7．11839－1843年与1929－1933年的比较（按百分比计） ————————————————————————— 1839－1843 1929一1933 货币存量变化 －34 －27 价格变化 －42 －32 银行数目变化 －23 －42 实际总投资额变化 －23 －91 实际消费额变化 ＋21 －19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 ＋15 －30 —————————————————————————— 注：1839－1843年的变化量是最高峰数字与最低谷数字的比较，但各项的统计日期稍有不同。货币与银行的数据系由1838年末到1842年末；而价格变化的数据则取1839全年与1843全年平均值；国民生产总值等则取1839统计年度（1839年5月底止）及1843年统计年度的值。 来源：1839－1843年度取自表3.2，3.3，5.2［彼得·特明：《杰克逊的民主》（纽约W．W．Norton出版，1969，1975）」；加里曼，私人通讯；《美国历史统计》，第624页，1929－1933；上引书，第116、143、624、646页。 将两次大战之间大萧条的数据与美国过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通货紧缩相比较，可以最有力地说明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声称：“要找到美国历史上能与1929－1933年货币崩溃相比较的事件，必须上溯到几乎一个世纪之前，即1839－1843年的通货紧缩”。事实上，正如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述，1839－1843年的货币供应紧缩比1929－1933年更为严重，价格水平大幅度下跌：1929－1933年为－31％，而1839－1843年为－42％。但按实际消费的减少计算，1929－1933年减少19％，而1839－1843年反而增加21％。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1933年减少了30％，而在1839－1843年却增长了16％。（见表7．1，此表由特明的《杰克逊的民主》一书转录。）正如特明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很恰当地指出的那样，美国在由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所发生的失业规模与各种资源的闲置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1929年开始的经济收缩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历史学家曾用19世纪40年代的收缩与本世纪30年代相比较，其结果恰好足以说明后一时期的严重程度。在19世纪的大衰退中，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过银行倒闭、通货紧缩以及企业破产。但却没有发生像本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资源不充分利用——即劳工失业及其他资源闲置。 “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跌落了几乎一半。在进行价格修正之后，实际生产量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失业人数达到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投资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这是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崩溃。” 19世纪与20世纪的这种宏观经济行为性质上的差异，甚至可以在日常用语中发现。虽然有些作家酷爱标新立异，可是像“失业”这样时髦的词汇却一直到19世纪末才见诸文字。《牛津英语词典》中说明：“失业”一词在1895年以后才开始通用，但E．P．汤普森（Thompson）指出该词早在1820到183O年间已偶见于欧文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著作之中。早期考察失业问题的专家喜欢采取较为婉转的用语如“待业”或“非自愿赋闲”。德文中“失业”（arbeit．slosigkeit）一词在1890年前很少见到使用。法语“失业”（chomage）一词虽在中世纪就出现，但该词另有“休息”之意，如在某日或假日无事休息可称为“un jour de chome”。如果在19世纪初的物价下跌曾经引起大量失业或生产资料的闲置，那么至少在所有这类国家内的日常用语中肯定会普遍出现“失业”这个重要的词汇，更不用说由于它是生活悲剧的根源，肯定会引起作家们加油添醋地描写了。 导致生产资源闲置与实际产出下降的总需求减少的程度，应与总需求波动的幅度相区别。正如卡甘所指出：部分地由于经济学家及政府已经掌握了使经济稳定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份里，从历史的标准看，各国的经济是相当稳定的。但由我们引证的事实表明，由于价格的刚性随时间而不断增加，即使在稳定的经济中，由于总需求的某种减少，也会引起更多的失业与产出水平的下降。 正如正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前述各国相互比较的事实一样，它们也不能解释上述历史事实。对于意外的通货紧缩与反通货膨胀发生时，为何有些社会在某些时期遭受最严重的失业与产出损失的问题，这些理论却不置一词。它们强调其理论的普遍性，结果给人以这种印象：好像在所有货币化经济中，执行错误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后果都应当一样。与此相反，本书的理论则解释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在稳定的社会中那些随时间逐渐变化的现象。 本书中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凯恩斯本人在发展其光辉理论所处的时代与国家，适用于研究世界上变为正统主义的地区，也适用于解释大衰退的实质。凯恩斯是在本世纪20到30年代的英国作出他的精辟论断的。他所描写的社会是当时特殊利益集团与组织发展得最多的社会。在第一次大战之后，英国经济所面临的出口及其他商品需求结构与战前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而英国工业原有的有利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因此，英国需要有一种新的相对工资与价格体系，而且要在相当程度上重新分配其资源。然而，在当时的英国，价格与工资缺乏弹性，而且存在着阻止资源自由进入各部门的种种障碍，因此其资源的重新分配进展迟缓：结果有大量的资源闲置无用。由于邱吉尔在20年代中不适当地将英镑升值，在一段时间内这一矛盾更加激化。然而，如果当时工资与价格相应地下跌到足够的程度，英国的各种资源仍然有可能充分利用起来。但英国的各种制度结构早已发展到僵化的程度，相应的工资与价格不可能在短期内跌落，有些甚至在一段时期之后仍不下降。当然，在足够长时间之后，这种工资与价格终久会调整的，但正如凯恩斯所指出那样，到那时英国人口的一大部分早已饿死了。因此，凯恩斯的名著《通论》确实是天才的和富于启发性的，但绝不是真正“通用”的理论。如果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把所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清除得干干净净，那么凯恩斯大概不会写出他那本巨著了。 在凯恩斯构思其《通论》及《货币论》的时期，英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国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被第一次大战后世界经济中的一股国家主义及辖区分立化的逆流所加剧了。庞大的奥匈帝国被凡尔赛条约分割为许多小国。这些新建立的国家在经济上很自然是国家主义与保护主义的。苏联与外部世界几乎断绝了贸易。保护主义在其他地区也十分盛行：甚至英国和大英帝国成员之间也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尤有甚者，一系列的失当行为，如欧洲协约国对战败国索取巨额赔款，美国对其战时盟国提出不切实际的还债要求，以及许多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对邻国拼命榨取和采取愚蠢的汇率政策等等，更加把世界经济搅得一团糟。在世界经济中由此而引起的贸易上有形与无形的损失确实大得惊人。根据本书前述逻辑，这种损失使各国对实际产出的需求普遍下降，特别是出口的需求急剧减少。 如果当时强大而繁荣的美国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本来有可能从这场国际困境中脱身而避免一场灾难。但美国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别的错误之外，美国参加了限制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大合唱；它突然对移民数量施行前所未有的限制，而且通过了福德尼-麦孔勃尔（Fordney－Macomber）和其后更高的斯莫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从当时情况看，制订这些政策并不合理。譬如说，虽然美国工会赞赏并参与了限制移民的立法，但应当看到，从现代的美国标准看，当时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还非常之低。虽然有些雇主们为了避免本厂工人加入工会而宁可采用工会制订的工资标准，而且工会集中在几个最惹人注目与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从而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其会员人数所占比例；但在本世纪20年代中，工会会员人数却在减少。 正如前面第三条推论所述：小型集团可能最先组织成功，而且由企业组成的小型集团似乎是许多问题的策源地。正如莱斯特·V．钱德勒（Lester V．Chandler）很是恰当地描述那样：“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贸易协会运动。在当时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的大力赞助下，实际上在所有主要的工业与许多次要的工业中都建立了这种贸易协会……多数（也可能是绝大多数）贸易协会限制了自由竞争。”在当时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还能得到广泛支持的美国，竟能如此成功地通过增加关税法案，足见这种贸易协会运动的声势是如何强大；这一点也已为若干政治科学界权威人士的研究工作所证实。这种关税制度是各种组织和合谋的温床，由此对企业的卡特尔化及寡头集团的普遍形成大开绿灯。而这类集团的建立又进一步使得有关价格的协商与决策程序迟缓化，特别在工业部门尤其如此。 当时美国由于银行系统的极度不稳定性、某些部门投资已达饱和、外国关税壁垒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限制、股票市场崩溃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等种种因素，导致了支出的大幅度下降。在发生了以上这一切之后，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制造部门）并未随需求的减少而迅速下跌或按比例降低。事实上，以上讨论过的统计数字表明，虽然农产品价格与其他弹性价格大幅度下降，但有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集中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商品价格）下降缓慢而且幅度较小。由于价格体系失效，贸易收入比过去大为减少，实际收入及对产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同时，这些因素与通货紧缩以及凯恩斯所强调的投资倾向递减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对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骤降。此时劳动力市场的僵化造成了远远比其本身所受影响严重得多的后果。 然而，即使如此，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失业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与长期化。当时由于街头小贩这一类柔性价格市场内的物价不成比例地暴跌以及投资回收率极低而怨声载道。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的显然崩溃与保守的柯列芝（Coolidge）及胡佛当局为阻止衰退所作努力的失败，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对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已失去信心。（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听其自然，则一切都会好转；在某些情况下，也主张政府对于外国的竞争采取保护政策。）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旨在干预市场的政策，它们规定将价格与工资冻结在“公平”、“合理”或“不亏本”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对于已牢固占领市场的企业及工人有利，但却不利于雇佣更多工人并销售更多的产品，而后一行动对于摆脱危机复兴经济却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系列错误政策都由胡佛当局开始提出。例如，1931年通过的戴维斯-培根（Davis－Bacon）法案，其中即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建设项目的承包或分包商，如果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工部长规定的当地合理工资，要受到法律制裁；而所谓的当地合理工资一般均相当于工会力量最强的建筑部门内由工会规定的工资。又如1932年通过的诺里斯-拉瓜地亚（Norris－La Guardia）法案终止了法院限制合并垄断劳动市场的权力。 其后，在1933年成立了国家复兴局。它不仅允许而且竭力鼓励每种工业都建立自己的“公平竞争法规”和一个执行法规的“执法权威机构”。这类“公平竞争法规”一般都要求各企业在产量、产品价格、各种贸易价格方面采取“公平”的行为，而且还要求实行“公平”的工资、工作时间、集体谈判权等等。据估计此类法规涉及到当时工业中95％的雇员。虽然国家复兴局也规定所谓“最低”工资与禁止削减工资，但它对企业贸易协会的利益似乎更为重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所描述那样：“作为国家复兴局政策的各种法规均来自工业企业本身提出的建议。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的建议都是由至少一个或更多的贸易协会提出的。国家复兴同给予工业以自治的机会，从而许多长期销声匿迹的贸易协会又恢复了青春，而且许多原来没有贸易协会的工业也急急忙忙把协会建立起来。”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国家复兴局不合宪法。然而，它的某些活动都转移给了其他政府机构，并且先后通过了各种法案〔如1935年的美国劳工关系法及1937年的瓦格纳（Wagner）法案］以维持工资水平并促进工会组织的扩大。这种“工会化”发展迅速，并无疑地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工资政策，这些企业都害怕被孤立在工会化运动之外，到1934年春季，全部工业中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在已建立本厂工会的工厂内工作，而这些工会一般都是在一次罢工后组织起的，或通过独立工会的活动而建立。独立工会本身的会员也由1932年的300万人猛增到1938年的800万人。 总之，美国经济大衰退的出现使得政府当局手忙脚乱，慌张地去促进企业之间与劳工之间的种种组合，并颁布一个又一个的法令，而这些措施实际上进一步阻碍了企业与失业的工人以及闲置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互利的合同：即愈来愈多的工人、消费者及企业被禁止进行那些本来可以填补图1内所示三角形区域内的交易。不仅如此，还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案”及其他的立法，固定了某些农产品的价格并强行禁止在大片土地上种植或动用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以为这样就可以挽回农产品价格过低的局面，而实际上却阻止了闲置的资源转入农业领域。 在上述情况下，像凯恩斯所建议的那种刺激总需求增长的政策自然就很起作用了。由于此项政策可以停止通货紧缩与提高价格，因此通过缓慢行动决定的名义价格以及冗长的立法过程所造成的影响相对而言就不那样明显，从而其危害也较轻。由于利率已经过低，有些人宁愿囤积货币，因此无怪乎凯恩斯会认为增加货币发行量还不够，进而主张政府实行赤字预算。作者无法确切了解美国执行“新政”时期每一具体政策或措施究竟对提高总需求有多大贡献。当时政府确曾购入黄金与增发货币，但最著名的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赤字预算，后者曾经是有争议的政策。显然·罗斯福总统的需求膨胀政策，加上采用联邦存款保险手段增强了银行系统的信用，实行某些货币扩张政策，同时将某些卡特尔规定的高物价与高工资逐渐调低，这些措施的综合效应超过了由于建立新卡特尔以及由政府规定最低价格与工资所引起的失业与资源闲置的消极作用。到1940年，失业率比罗斯福开始执政的1933年有所减少，实际产出也有所提高。 因此，凯恩斯理论对于美国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它对于所有英语国家都有同样深远的影响，因为后者大部分都经历了特别长的政治稳定时期，从而建立了众多的特殊利益集团。由这一角度看来，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在战后对凯恩斯理论不那么欣赏就不是偶然的了。这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但其中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英语国家中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人数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好几倍，从而其中必然有更多的人被凯恩斯微妙与精湛的巨著所折服而加以赞美。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虽然在经济衰退中采用凯恩斯所主张的增加总需求的措施有时可以抵消特殊利益集团及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对于非自愿失业而言，总需求水平这一因素最多只有第二位的和暂时的影响。非自愿失业只能由以下原因来解释：某种利益或政策阻碍了自愿出卖劳动力（或其他商品）以及有意由购买这些劳动力或商品中获利者双方互利的交易。总需求水平偏低或下降，既不是非自愿失业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其充分条件。不仅从理论上看，而且由本章前面所引证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明，总需求水平的低落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或自愿失业。 反之，在总需求水平较高或增长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非自愿失业。这可以由以下事实说明：无论特殊利益集团所预测的通货膨胀率为何，它们倾向于制订更高的实际价格与工资水平，以阻止在该集团之外进行互利的交易。这样就会使市场无法结清。在此情况下，甚至当闲置的生产资源最终转入柔性价格部门并得到利用后，仍然会有一些非自愿失业存在。这是由于：前面所描述的情况造成了同等的资源在不同部门中毫无理由地有着不同的报酬，这样就会引起额外的排队与寻职损失。最近发生的滞胀现象同样可以证明：在较高的或增长着的总需求水平下，仍然会产生非自愿失业；在某些年份中，尽管以货币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长，同样也发生了高失业率。在这种情况下，总支出必然增加，否则，较高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就不会被购买，但非自愿失业依然存在，而且有时还可能增加。 由于总需求不足并不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或最终的）根源，因此经常地、及时地对需求进行精细调节似乎毫无意义。这不仅因为，像其他作者所指出那样，我们的知识不够，无法对需求进行精细调节；而且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需求调节都不可能成为主要杠杆。当1933年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之中时，通货膨胀已不可能产生任何有害作用，而且许多特殊利益集团正准备将其垄断价格降低到1929年的水平以下，没有人预计价格会再上升；因此，用一切手段来增加总需求，借以抵消刚性价格部门维持高价的有害影响，这种想法确乎是极为重要的。额外的支出可以弥补由于失业及垄断价格所造成的需求减少，而且有助于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从而抵消刚性价格部门相对价格过高的有害作用。但如果特殊利益集团已经习惯于对付需求管理，并采用制订更高价格的方法来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作用，那么上述需求管理方法不仅起不了预期的作用，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正如作者在另一著作中所指出：有时由于货币政策（可能财政政策也如此）改变起来比特殊利益集团调整其价格的速度更快，这样就出现一种可能：即在大多数特殊利益集团决定了各自的垄断价格之后，通过改变政策实现需求管理，可以使实际产出上升。但这种多变的和不可预知的政策也将付出代价，因此并非一种长期解决办法。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凯恩斯并未解释各种工资与价格为何产生刚性，也没有指出此种解释恰恰就是所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因此他的某些追随者竟假定这些工资及价格在不同程度上是人为地任意规定的。凯恩斯多次提到通货膨胀率的“核心”——即变化较慢的那些价格与工资的增长率——，但他的理论中并未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哪些价格与工资属于这种“核心”，以及什么力量使它们发生变化呢？如果这些构成核心的价格与工资可以随意选定，或者是指令性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果，则没有理由设想它们会受到总需求增长的深刻影响。由于对上述问题未能回答，因此，当某些凯恩斯主义者在70年代曾建议政府采用更大胆的扩张政策来消除失业时，结果徒然加剧了通货膨胀，而失业率却并未减少。 在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漏洞，它们未能说明这种核心在何处。这些理论很少或根本没有阐述某些价格或工资变化较小的根源，因此它们也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的成因。凯恩斯与货币主义两个学派中的许多经济学家往往把黏性工资与失业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最低工资律和工会组织等等，但仅仅指出这几个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理论并未说明这类黏性价格是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如果一种宏观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最重要的一些现象——如造成失业与实际产出水平波动的原因等，那么这种理论就名不副实，正像没有丹麦王子头衔的另一位哈姆雷特先生一样。 虽然我们认为凯恩斯理论很不完善，而且这种缺陷导致根本性的错误，但我们并不否定他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凯恩斯强调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财产，强调投资水平比消费水平更易于发生波动，以及人们的期望对于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等，这些观点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及货币问题的认识。在他的巨著《通论》出版之前问世的大部分有关货币及景气循环的理论，现在看起来都显得十分原始。凯恩斯在希克斯的协助下还提出了将货币供求关系与储蓄和投资意向结合起来考虑的光辉思想。凯恩斯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因此我们毫无理由责备他未能提出如本书所讨论的供应－价格一类问题的理论。但他本应指出这种忽略所造成的潜在危险与局限性，而且不应当宣称自己的理论具有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如果凯恩斯能更重视所有科学包括经济学都立足于前人贡献的积累而更少强调一点他与前人的不同，则从长远看他的名声可能会更大一些。 作者认为，在此应更加强调指出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分析与论战中的贡献。其理由之一在于：在许多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的著作中，除了有价值的部分之外，几乎无例外地都有一种迷信，似乎只要是反对凯恩斯所作结论的论点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有时甚至弄到将辩论的取胜者得重于真正的创造性贡献的地步。作者的这种印象也可能失之于片面，若果真如此，作者于可在此致歉。但作者要反问：为何针对凯恩斯所进行的如此浩瀚的精彩评论中，竟很少甚至完全不提非自愿失业理论，或者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不能将其生产自动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这种众所周知的失败不置一词呢？更有甚者，经历过两次大战之间大萧条年代的劫后余生中有数百万尚在人世，他们无一不能为当时那种饿浮遍地的可怕失业情景作证，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无视这样严重的非自愿失业与长期萧条事实，而宁愿将其理论建立在如“以太”学说一般空想的“均衡状态”假设之上呢？为什么这些理论家一面大声诅咒那种由于迅速扩大的政府干预与工会势力膨胀所造成的恶果，一面却又将其宏观经济模型建立在基本摆脱了政府或卡特尔规定的价格体系、甚至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呢？ 作者希望对凯恩斯的争论最好尽早留给经济思想史学家去研究，从而使所有经济学派的天才巨匠们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于博采各家之长，以发展更完善的宏观模型：继承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家所坚持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宏观模型，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同时继承凯恩斯所承认的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承认，在稳定的社会内一种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不可能在持久地、自动地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下的生产。也许有人认为：本书作者之所以坚持宏观经济学必须满足上述条件，只不过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恰好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缘故；但作者却愿意听取有哪一位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能够说明：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不应当满足上述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这种理论不应当满足本章一开始就提出的所有那些条件？） 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内作者并未充分论述本理论对于经济政策的涵义。这一问题相当复杂，需要另写一本专著来探讨本理论与众所周知的微观经济理论以及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能得出的各种推论。另外，作者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首先应致力于使本理论更加正确，而将探讨其政策上涵义的工作留待以后进行。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先入为主地将理论自封为“正确”就急于应用，而掩盖了理论本身的缺陷。然而，在本章结束之前，可能仍有必要在本理论的推论方面略述几点初步的意见。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推论就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同时是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一种开放的与自由竞争的环境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各种组织控制了市场而且政府经常按照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进行干预，则不可能找出一种能将经济理顺的宏观经济政策。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爱德蒙·费尔泼斯的极有价值的但容易被误解的语言说：就是“自然失业率”必然是很高的——即预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发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率必然很高。至于具备较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与体制的必要性，可以用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一句最令人信服的话表示出来，他说：“自然失业率必定高得出奇。”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至少可以适用于美国。 第二条政策推论也不是由作者首先提出的，这就是：目前在许多国家内必须推行的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是稳重的与渐进的政策，同时必须是坚定的与有信用的政策。一些经济学家特别强调“预期”的作用，有时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能使公众确信政府或中央银行有决心执行一项真正能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并且能长期坚持下去，那么只要实施一项短期的激烈的紧缩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政策只能在特殊利益集团很少的社会中奏效，而不适用于布满了这种集团的社会。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这就使它们不能迅速地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无论它们如何深信政府的决心，也无论短期措施如何有力，它们都无法及时作出响应。试再以第三章所述丹麦的卡特尔为例，虽然它属于一种极端情况，但这个卡特尔终究花费了十年时间才调整了它过了时的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对该卡特尔早已无利益可言。与此同时，大量事实也表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发现实际情况变化后，最终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企业濒临破产时，工会有时也会接受削减工资的条件。 在此处要提到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有关宏观政策的推论就是：如果为了降低自然失业率而设置的税收及补贴与有效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结合起来，虽然可能只有短期的影响，在某些社会中也会发生重大作用。当自然失业率非常高时，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即对那些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企业课以附加税。反之，也可以采用政治上可能更容易接受的另一种方法，即对一般企业实行补贴，而取消那些提高了工资的企业的补贴。这两种政策都将鼓励企业与工人通过谈判降低工资增长的速度，并在实现了这一目的之后，促使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使失业人数减少。这种政策的一个缺点是：它可能阻碍企业不断提高工人的素质以达到最优的技术结构，因而损失一些经济效率。这正是我们认为此类政策一般都是短期有效的原因，而不像有些人认为它是理想的手段或万能的良药。作者推荐此种政策至少已有十年之久，”而亨利·沃利希（Henry Wallich）与西德尼·文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首先提出此方案者）则呼吁的时间更长。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这一行列，但迄今在政治上仍未获得起码的成功。然而，作者坚信这种政策在政治上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将它与补偿由此而受到损害的那些集团利益的政策结合起来（例如，对高级工人实行更好的职业保险税），则它将为更多的人所乐于接受。这种税法也可以用作抑制大企业提高价格的手段，虽然这样做会在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根据同样原则提出的另一项政策就是工资补贴，即向那些从失业最严重的阶层中扩大招收工人的企业发放补贴。但这些政策都不可以强调过分；因为它们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也不能取代良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和健全的微观经济政策与制度。 正如作者在本章开如时所述，如果某种宏观经济理论只能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本身，而不能解释任何别种现象，则宏观经济学家未免感到遗憾；反之，如果该理论不仅适用于特定的宏观经济情况，而且可以解释其他现象，则经济学家对其正确性信心更强。当然，这一条件是与第一章内所提出的要求相呼应的，即该理论应能解释广大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现象，而同时又应当十分简洁。这样，我们又回到一开始提出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应切合的标准”问题上来了。 作者希望，仍然主张对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或社会结构变化应用不同的宏观经济概念和理论进行解释的研究者，检查一下，那些理论能在保持其简单的形式下解释多少种不同的问题。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是相当简单的，至少用作者所专长的领域内的标准来衡量确实是如此。 本书提出的理论与西德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成长事实相符合，与英国近年来增长缓慢与失控的现象也相符合，而同时又能说明英国在早些时候为何曾居于最迅速发展的国家之列。本理论还与美国国内的情况相一致，用它可以说明为何美国的东北部及古老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迟缓，而南部与西部则发展迅速——而且对整个48州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解释。 本书理论也与以下的事实相符合，其中包括组成西欧共同体市场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整个一百年间的迅速发展，以及德国与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高速增长等等。本理论能够解释近代史初期英国、荷兰及法国（较不明显）的经济增长以及它们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由一度落后走向兴盛过程中的作用。它还能解释这些迅速发展中国家内的古老城市为何衰落，以及分散的、交易活跃的生产体系的兴起。本理论还可阐明南朝鲜、台湾地区、香港及新加坡在二次大战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在开始受到欧洲压迫时由于行会控制所表现的长期社会停滞，更不说印度的类似的停滞状况了。最后，本理论还能说明许多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内的不平等状况及其贸易政策，以及许多其他的现象。 当然，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表明，本理论在解释英国的阶级结构、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南非强烈的种族歧视的特点与发展过程等方面可能成功到什么程度。当许多问题没有足够完整的定量数据或历史资料时，最好还是对理论的应用持谨慎态度。然而，本理论对上述诸问题的解释显然优于其他任何理论。 以简练形式解释了上述诸问题的本理论，只稍加补充，同样适用于阐明非自愿失业、经济衰退、滞胀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现象，丝毫不借助于任何主观臆测的或违背个人行为常理的特殊假设。而且表明本理论正确性的更有力证据是：它能够解释宏观经济行为随时间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其他任何宏观理论均不能。当我们考虑了所有上述特点之后，可以认为，这一理论是强有力的、首尾一致的与简洁的。如果它完全错误或基本上不正确，很难设想它能如此简洁地解释这么多性质上差别很大的现象。 然而，即使本理论出乎意外地完全正确，它也仍然只考虑了作者试图解释的、对现象产生影响的许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有时也可能是极端重要，这一点也许可以由以下推想中看出：假定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的发现与本理论的预言相符，所有有关专家也适时地信服作者的论点，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再进一步设想，本书的论点通过教育系统与宣传工具传播给公众，使大多数人相信本书理论是正确的。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足够的政治上的支持来解决本书提出的问题。 只有按如上推想统一了认识的社会，才有可能采取最明确与有远见的补救措施：它可能简单地废除所有反映特殊利益的立法或法规，同时对各种卡特尔或特殊利益集团实施反托拉斯法，以制止这些集团利用权力制订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与工资。通过这种手段，社会才可能免受特殊利益集团之害。采取这一补救措施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聪明而坚决的公共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效益，因此不需要在观念与政策上采取激烈手段进行变革。但这一情景也恰好足以表明：如果本书的论断与其他具有类似重要性的论断，竟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影响，那么由本书理论推出的预言就会是错误的了。 显然，在事实上，特殊利益集团将反抗废止代表其利益的立法与阻止实施反托拉斯政策，因为这样做就会使他们丧失其垄断的利益。过去经济教育的效果极为有限，甚至对于专家们早有一致意见的问题也难于实施，从这些情况看来，恰恰能说明特殊利益集团在斗争中往往是胜利者。当凯恩斯写下“世界是被观念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统治的”这句名言时，他似乎是走得太远了。但由他的著作对公共政策的巨大影响，以及最近对他的批评所造成的冲击看，观念的作用确实不可忽视。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有理由预期：如果特殊利益集团确实如作者所述有害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有害于开明的政府、平等的机会和社会的活力，那么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会不会逐渐地认识到这一点呢？这种觉醒将来会不会逐步扩展到人民中的大多数中去呢？随着人民觉悟的提高，会不会大大地限制由特殊利益集团所造成的损失呢？作者对此寄予厚望，至少在探索着这样一种乐观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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