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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 阐明了资本积累对利润的影响及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得出的而且早已被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权威所承认的许多实际结论。 政治经济学家一向非常重视某一事件或某一项政府措施在增加或减少一国的资本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前一章 阐明的理论大大降低了这种作用，或者毋宁说，在低利润国家，完全消除了这种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一个国家的利润较低，则证明该国人民积累资本的欲望太强了，资本增长的速度太快了，以致把生产改良和海外廉价必需品供给的增加这两个抵消因素抛在了后面，假如不毁掉或输出每年增加的很大一部分资本，则该国便会迅速达到资本停止积累的那一点，或资本积累至少会自动放慢，从而资本的增长不再快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技术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国资本的突然增加不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则这种增加是不会持久的，因为资本的突然增加会压低利润和利息，从而会相应减少当年或第二年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或者会使与此等量的资本输往国外，或浪费在肆无忌惮的投机活动中。另一方面，突然减少资本，如果减少额不过大的话，也不会使该国真正变穷。几个月或几年之后，该国的资本数量就会恢复以前的水平。突然减少资本会提高利润和利息，从而会刺激人们积累资本，迅速弥补减少的资本。实际上，资本突然减少带来的结果很可能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输出的资本将减少，用于疯狂投机活动的资本也将减少。 因此，在富裕而勤俭的国家，上述观点首先会大大削弱那种反对政府为真正有价值的非生产事业花钱的论点所具有的说服力。现在，假如有人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或慈善救济方面的某一伟大目标，例如复兴爱尔兰的产业、开拓殖民地或推广公共教育，建议通过举债筹集大笔资金，政治家就用不着再担心抽走这么多资本会抽干国家财富的源泉或者会减少劳动人口赖以为生的资本了。实现这种目标所需的费用再大，也不会使一个劳动者失业，不会使第二年少生产一尺布或一斤粮。在穷国，立法者必须悉心照料国家的资本，必须谨防国家的资本被侵占，必须尽力鼓励积累资本，尽力鼓励输入资本。但在人口众多。农业高度发展的富国，所缺少的却不是资本，而是肥沃的土地，因而立法者的B标便不应该是增加储蓄总量，而应该是通过改进耕作方法，或通过获取世界其他地方较为肥沃的土地的产品，来增加储蓄的报酬。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可以随意取用一部分资本作为岁入花费，而不会影响国家的财富，因为所取用的全部资本或者来自每年否则会输往国外的储蓄，或者来自下一年或第三年私人的非生产性支出，政府每花费100万镑，都会促使人们再储蓄100万镑，而不致使资本外流。因此，当所要达到的目标值得花许多钱，值得让人民的日常生活享受作出牺牲时，若有人在经济上反对直接从资本中取用所需的资金，那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便是为了偿付国债利息而课税会带来种种不便。 人们通常反对通过移民来救助劳动阶级的一个理由是，移民国外需要支付费用，如果带出国的资本同移民的人口一样多，那么劳动者是不舍得到什么好处的。根据前一章 阐述的理论，我们知道，这种反对论点是不值一驳的。我认为，即使就最大规模的殖民运动来说，现在也没有谁会再认为，多少人移居国外，就会有多少资本被带走，而且即使接受那一站不住脚的假设，认为劳动阶级得不到好处也是错误的。假如英格兰十分之一的劳动者迁往殖民地，并带走国内十分之一的流动资本，那么资本和人口对肥沃土地的压力就会减轻，从而工资或者利润便会大大受益，或两者都大大受益。对粮食的需求会减少，较差的耕地不再被耕种，而变成牧场；较好的耕地不再被过度耕种，带来的报酬相应提高；粮食价格下降，虽然货币工资不会提高，但每个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都会得到很大改善；如果人口不随之增加，工资不随之下降的话，则这种改善将是永久性的；而如果人口增加，工资随之下降的话，则资本将开始增加，补上所损失的资本。只有地主会在收入上遭受某种损失，但甚至地主，也只有当殖民活动实际减少资本和人口时才会遭受损失，如果殖民活动带走的仅仅是每年增加的资本和人口，地主是不会遭受损失的。 依据上述原理，我们现在可以就机器和生产性投资对劳动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得出最后的结论。这类产业改良的特征是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本书第一编已指出，在资本积累缓慢的国家，机器的引入、土地的永久性改良等等，暂时往往对工人是极为有害的，因为用于这些方面的资本都直接取自工资基金，人民的生活费用和就业机会会因此而减少，每年的总产量会因此而下降。但在年积累额很大、利润较低的国家，则不用担心产生这种结果。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家，即使输出资本，把资本用在非生产性支出上或把资本浪费掉，只要数额不是过大，就绝对不会减少工资基金的总额，而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固定资本仍然是生产性的）就更不会带来这种结果了。这只是使已经从一个孔流出的水从这个孔流出而已，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蓄水池中的水就会更多地外流，最终导致更多的水流人。因此，尽管对铁路的巨额投资使金融市场陷于一片混乱，给社会造成了损害，但我却决不能同意这样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担心对铁路进行巨额投资会使我国的生产性资源遭受损失。我之所以觉得没有必要担这份心，并不是因为我认为铁路支出只不过是资本转手，资本丝毫不会遭受损失或破坏，凡是熟悉这一问题的人都知道，这样看铁路支出是荒谬的。购买土地的资本倒可以说只是资本转手，因为付给代理人、律师、工程师和测量员的钱有一部分会被储蓄起来，再次变为资本。但用来修建铁路的资本，实际上却被浪费和破坏掉了；这种资本一经支出，就无法再用来支付工资，无法再用来养活工人了；其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粮食、衣物和工具，国家得到的却是一条铁路。但我所要强调的是，修建铁路的资本大都来自每年多余的资本，这部分资本如果不用来修建铁路，便会输往国外或被消费掉，因而既得不到铁路，也得不到任何其他看得见的东西。1844和1845年的铁路投机活动或许阻止了利润和利息的下跌，阻止了各种政府债券和私人债券的价格上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更狂热的投机浪潮，而当其结果因粮食歉收而进一步加重时，最终带来的危机很可能要比实际发生的危机更为可怕。在较穷的欧洲国家，假如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资本来修建铁路的话，则修建铁路的狂潮很可能会带来比在英格兰更糟的后果。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国修建铁路的活动看作是对剩余资本的一种争夺，这种剩余资本来自象英格兰和荷兰这样的资本充裕而利润较低的国家。英国的铁路投机活动力图把每年增加的资本保留在国内，而其他国家的铁路投机活动则力图获取英格兰每年增加的资本。 由此可见，在富裕国家，因为修建铁路，或因为建立工厂，造船，制造机器，开凿运河，采矿或修建排水灌溉工程而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并不会减少总产量，也不会减少劳动就业机会。再则，资本的这种转变还具有生产改良的性质，而生产改良非但最终不会减少流动资本，反而是流动资本增加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一国想使其资本不断增加，而又不把利润率降至资本停止积累的水平，那它只有依靠生产改良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论点的说服力。一国的固定资本增加，最终几乎总会使该国的流动资本也增加，因为所创造的固定资本只要是成功的，就几乎总是会降低劳动者惯常消费的物品的价格。用于永久改良土地的全部资本会降低粮食和原料的价格Z机器方面的几乎所有改良都会降低劳动者衣物、住房或生产这些东西的工具的价格；运输工具方面的改良，例如铁路的改良，会降低远地运来的消费品的价格。即便货币工资保持不变，所有这些改良也会使劳动者的处境有所改善，唯一的条件是劳动者的生殖率不提高。但是，即使劳动者的生殖率提高，导致工资下降，至少利润也会上升，从而积累会受到直接的刺激，在人们有充分的动机输出资本以前会给更多的资本创造投资机会。虽然有些改良不降低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的价格，从而不提高利润，也无助于把资本保留在国内，但如前所述，这些改良却会降低利润的最低点，从而在达到静止状态以前，会给资本的积累留出比以前大的余地。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改良以及资本输往世界上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的地区用来耕种较肥沃的土地或开矿，并不象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会减少国内的总产量和国内对劳动的需求，与此相反，生产改良和资本输出是国内总产量和国内劳动需求赖以增长的主要原因，甚至是这两者长期而大幅度地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定的但并非很窄的限度内，象英格兰这样的国家用于这两方面的资本愈多，它保有的资本也就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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