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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学者

作者:张五常

1999.11.18

  不久前蒙代尔(R.Mundell)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林行止在颂文内谈及我知之甚详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些地方说得不对。我本来不打算回应,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翻阅旧作《凭阑集》,读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写的一段话,回味无穷,忍不住要补充一下。那段话是这样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这段文字发表后,再有五个当时在芝大的朋友获诺贝尔奖,好象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
  记得我在六九年决定要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职时,芝大的经济系主任A.Harberger 对我说:“为什幺那幺傻,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的强劲是史无先例的呀!”我当然知道该系强得厉害,但说是世界历史高峰,当时有点怀疑。
  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学者拿得诺贝尔奖,那大概是所有获该奖的五分之一,而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职于芝大的。从芝大六十年代的经济英雄榜上看,应该还有两三位可获诺贝尔奖。说是史无先例应该没有人反对,要赌后无来者应该没有人敢下反对的赌注吧。
  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而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他不喜欢多说话,教书有如天马行空,而作为本世纪最有地位的经济学报(JPE)的主编,投诉的人不计其数!
  这个有时思想难以捉摸、有时喜欢胡说几个数字的蒙代尔,凡事都看得极为简单。可能是因为这样,他的判断力是我所知的经济学者中最准确的。
  他主张货币要用金本位制,我问他为什幺,他回应道:“古代的罗马帝国及后来欧美经济最繁荣的一段长时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国的通胀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蒙代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建议以金本位保钞票的一个百分率。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联系汇率的另一个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价由美国规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欧洲建议以纸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问蒙代尔可不可行,他说:“你要纸还是要金?要赚点钱,大手购入黄金吧。”后来在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见我是经济学者,问我有什幺好投资。我说:“买金吧!”这些朋友买金后,其价下跌了百分之五,他们就把金沽掉,亏了本,把我大骂一场。殊不知骂声未了,金价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后来听说蒙代尔赚了大钱。
  六七年我初出道时,把一篇颇长的关于佃农制度的文章,寄给大名鼎鼎的AER学报。编辑回应,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我原封不动地把该文转交给蒙代尔。他读后对我说:“你为什幺那样蠢,把两篇文章合为一篇?这样吧,在这里把文章一分为二,第二节跟第三节调换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给高斯的学报。”
  我照他的建议修改,不到两个小时就改好了。后来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错,但要靠蒙代尔的简单判断。
  六八年,中国文革当道,我搞笑地写了一篇题为《费沙与红卫兵》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目的是让芝大的同事娱乐一下。蒙代尔看到该短文后,坚持要将之发表。我说:“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应该发表吧。”他道:“你听过‘幽默中有真理’这句话吗?你若不介意,我就发表。”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是适当的,因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当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尔“怪”得精采,而当年芝大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认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当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见大巫,不敢认怪。
  其二,当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尔是免费大量供应美酒之人。大家于酒后的深夜,创作去也。要说得顺理成章,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一杯的假说”。那是说喝了小量酒之后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谓“小量”往往不小。夏理?庄逊以半瓶烈酒为小,以一整瓶为一晚之限。后来庄逊因酒谢世,他们就废除“假说”,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与众不同之处,是重于阐释世事。专于理论的蒙代尔,对历史知得广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节。庄逊有时穿拖鞋授课;Uzawa在十个星期的学期内,八个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后要学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个小时地教两个星期。问蒙代尔借一本书,他不可能记得这回事。
  是的,说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很有点乱来,是对的。但要把众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让他们乱来一下。井井有条算是什幺天才呢?
  当日认为蒙代尔做编辑做得乱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认为他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他的编辑下,精品甚多。
  我想,学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点怪,有点糊里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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