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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全球化时代意味着什么？许多学者说，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全球化时代是信息时代，全球化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全球化将是第三世界的挑战和机遇，将是高技术造福全人类的福音。 对此，德国的世界级刊物的两位著名记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深刻的思想融于一体，撰写了《全球化陷阱》一书，生动地描绘了全球化时代的真实图景。对于正在受到全球化浪潮越来越强烈冲击和吸引的中国来说，本书对我们了解全球化时代提出的严峻挑战极富启发性。为此，我们对原书主要观点作了摘引，供读者参考。 富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美国经济的这种彻底的变化，对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也是有利的：他们一向很高的收入自1979年以来平均又净增了66％。在1980年，他们的收入大约就相当于他们的普通员工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已达到1：120，其中包括例如消费品巨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脑安东尼·奥雷里的高额收入，此人每年收入8000万美元，或每小时平均挣得近4万美元。（第162页） 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 358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总计25亿人，即几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财产。尽管北部国家的政府念经般地反复许诺，保证做出决定性让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还是不断增加。1996年必须偿付的债务上升到1.94兆亿（应该是19400亿，这里是误译——引者注）美元，是10年前的2倍。（第34页） 世界上1/5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有着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第42页） 发达国家的失业大量增加 西德人的平均净收入近5年来持续下降，联邦共和国高级企业顾问罗兰德·贝格尔预言说，在未来10年内仅在工业中至少将有150万劳动岗位被继续消灭掉。奥地利平均每年有1万个工业劳动岗位被消灭，1997年失业率为8％，几乎是1994年的2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于这种衰落现象的普遍解释可以被高度凝缩为一个词汇：全球化。这个不断被重复的命题声称，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唯一的市场。这些都造成了激烈的全球竞争，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第7页） 世界范围内4万家拥有大规模职工队伍的跨国公司，犹如许多国家，彼此相互比赛。这使得一系列国家及其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一条阵线上，新的资本国际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以抽走资本相威胁，迫使政府大幅度减少税收，提供数十亿的补贴，或者无偿提供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动的指挥者不断向下压低本公司缴税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工资率，即工薪人员的薪金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在下降。在工资薪金不断下降的时候，交易所和康采恩利润却以两位数的比例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失业率和国家财政预算赤字都在并排增长。（第9～10页） 美国低失业率的真实含义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如果一个能得到小时工资15美元的制造业工人被解雇，而接着找到的工作只挣得这个数目的一半，那么说什么失业率很低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用“杀人的资本主义”这一用语来形容美国未来的新的竞争力。（第168页） 失业增加的原因是跨国公司追逐高额利润 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成员乌尔里希·卡特利里预言“银行将成为90年代的钢铁工业”。据库珀—莱勃兰德经营咨询公司的市场研究家们确证，以上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第136～137页）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却早已席卷了一个所谓的未来型行业部门，这就是计算机软件生产部门。早在十年以前，这类部门的龙头企业如惠普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或IBM公司，就从印度以较低薪金招募新的专业人员。它们把这种省钱的办法称之为“购买大脑”。许多公司干脆把它们的数据储存工作的重要部门迁往印度。不几年的工夫，在印度高原的中心班加罗尔，就耸立起一座人口达百万的“电子城”。西门子公司、康柏公司、得克萨斯仪表公司、东芝公司、微软公司和洛图斯公司，也就是说计算机行业的所有全球性大商号都在此设有分支机构或在当地的印度下属机构中拥有研制工作订单。今天，次大陆的计算机软件工业总共雇用了来自马德拉斯、新德里和孟买的12万大学毕业生，他们使这些企业在1995年实现了总计达12亿美元的销售额，占其劳务出口额的2/3。（第138页） 技术咨询和网络设计协会的一位专家卡尔·施米茨认为，数据处理行业中的低酬劳动也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有了新的工具以后，在未来，1名程序编制人员可以完成他的今天的同行100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对于在此以前一直作为科学进步前沿阵地上的精英的职业阶层来说，这种前景是有些残酷的。施米茨有理由断言，目前德国软件生产部门中的20万个工作岗位，将来也许只能保留下2000个，不多不少2000个。（第140页） 自由贸易区加大了区域内竞争的烈度，增加了失业 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于1988年为论证共同体内部市场方案而提出的长达1000多页的一份研究报告，曾预计可实现以下各点：增加600万新的工作岗位，预算赤字普遍下降两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逐年达到4.5％。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报告也曾做出类似的承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内部市场变成为真正的“驱人竞争的鞭子”（《时代报》），驱赶着欧洲各国工业投入一场竞争，使得一股前所未见的合理化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失业数字上升，预算赤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相反，增长却放慢了。（第155页） 在1979年至1995年间，（美国）有43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其中多数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2/3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第164页） 福利国家正在迅速消失，富裕沙文主义抬头 “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经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着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第12页） 盲目地适应世界市场的压力必将把迄今为止的福利社会引入无法无天的社会反常状态，使社会结构崩溃，而这些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转本是福利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第224页） 越来越多的选民疏远自己传统的代表。就像被看不见的手牵着一样，他们抽回了对中间党派的支持，转而在右翼民众主义者那里寻找安慰。（第242页） 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 因为这些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第13页） 但是围绕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资所进行的世界竞争却为非理性夺取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贫困者在进行造反，而是目前社会中问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对即将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会爆发出无法预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贫困，而是对贫困的恐惧正在威胁着民主。（第15页） 有组织犯罪飞速增长 正如银行和康采恩一样，跨国犯罪集团也从取消经济的法律限制中获得了好处。在所有的工业国，警察当局和司法当局都谈到了有组织的犯罪的飞速增长。有一个国际警察局官员客观地说：“凡是对于自由贸易有利的东西，对于犯罪也有利。”由七个最大的经济强国于1989年组织的专家小组估计，截止到1990年的20年间，国际市场上海洛因的成交量增加了19倍，可卡因的成交量增长了15倍。（第287页） 由专家参与的有组织的犯罪，在今天是世界范围内发展最迅速的经济部门，该部门每年带来的利润为5000亿美元。随着犯罪的资本基本资金的增长，犯罪卡特尔腐蚀或直接收买合法企业或国家机构的力量就越大。国家制度的发展程度越低，这种情况就越具有威胁性。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哥伦比亚和香港，合法和非法的活动都交织在一起了。谁也无法估计，有哪些国家机构还在维护法律或者是在受到犯罪分子的委托的情况下同犯罪分子的竞争对手作战。意大利在同黑手党的较量中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但也并未取得胜利。过去的黑手党头头的资本顺利地转到了那些只需要将他们的组织现代化的继承人手里。（第289～290页） （无组织）犯罪像瘟疫一样流行 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传统战争相反，今天多数战争不是在各国之间，而是在每个国家内部进行的。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一年之内有17000人被暴力活动夺去生命，比长达16年之久的国内战争打死的人还要多。（第36页） 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像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反革命发源国家一样，最终如此清楚地显示出社会衰落：刑事犯罪像瘟疫一样流行。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经济财团，这个州用于监狱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全部教育预算。已经有2800万美国人，即全国居民总人口的1/10以上住在严密警戒的高楼之中，在住宅区构筑防御工事。美国公民为私有武装保镖所支付的金钱相当于他们的国家支付警察开支的2倍。（第13页） 刺耳的美国噪音统治全球文化 如纽约人、录像艺术家柯特·罗伊斯顿所预言的那样，文化领域的最终产品就是一种无聊的、全球化的统一的美国音调：“刺耳的噪音”。（第23页） 思想和产品都追随剩下的为数不多电影院所上演的电影和音乐风格。它们在适应潮流，而且适应速度之快使土生土长的本国的供货者无法与之竞争。（第25页） 全球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是有意操纵的产物 获胜者，如世界康采恩西门子公司老板海因里希·冯·皮勒尔得意洋洋地说：“竞争已成为一股狂风，我们即将面临真正的风暴。”皮勒尔和其他新全球主义的倡导者的用词是要使人们相信，似乎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它们的决定消除了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外汇交易的解除约束，到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形成，到世界贸易协定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不断扩大，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系统地造成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对付的局面。（第11页）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动力和核心 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4万家企业在3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100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2/3，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第153页） 税收的急剧减少决不是大康采恩所特有的现象。许多中等企业的税金也急剧减少了。这些企业系统地利用了当时各国税收体制之间的差别，它们能够在国际间使自己的税负达到最优化。在专家的行话中所说的税收计划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转移价格”。……企业的支出，总是在税率最高的地方最大。相反，在免税区或低税率区从事经营活动的子公司总是能获得过高的利润，即使它们在那里只是设立了一个带有电传和两名工作人员的办事处。（第275页） 在转移价格不能充分奏效的地方，人们就会采取其他手段。例如人们就经常使用“双重租金标准”的办法。在这种场合，企业充分利用各国对租借设备规定的折旧费的差别，以求同时在两个国家内在减少税金的情况下积累起购置机器、汽车或飞机的费用。这种方法是把荷兰的子公司和设在免税区如荷兰的安蒂尔或瑞士的企业结合在一起。利用两地的税法可以使9/10的企业利润只交纳5％的税金。（第277页） 无国界税收旅游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政治辩论中人们对此都避而不谈：除了货币政策、调节利率和汇率外，跨国经济中的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即征税也逐渐消失了。（第278页） 由于经济的无国界化而造成的国家财政的空虚不只是在收入方面。新的跨国公司还同时把国家支出的日益增大的部分弄到自己的金库，一方面为最低缴款而竞相努力，另一方面又同时为获取丰厚的补贴赠款而互相竞争。例如，美国电子康采恩AMD为在德累斯顿建立一个新的芯片厂而得到了8亿马克或计划投资额的35％的补偿。此外，联邦和萨克森州还提供了整整10亿马克的信用担保。其余的5亿马克则由银行财团援助，国有的州银行也参与了这种援助。因此，康采恩要自筹的资金甚至还不到全部投资的1/5，几乎全部的市场风险要由纳税人来负担。在开姆尼茨、摩泽尔河地区和爱森纳赫的欧宝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第279～280页） 金融集团统治世界 一个新的政治阶级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任何国家、任何公司企业甚至任何一个纳税公民都无法摆脱这个政治阶级的影响：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的商人们。英国首相约翰·梅杰1995年4月诉苦说，金融市场上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完全不受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控制”。意大利前任总理兰贝托·迪尼，至少是本人作为意大利货币发行银行前任总裁，对梅杰的意见表示赞同：“不应允许市场暗中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认为整个金融行业都是卑鄙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个行业的商人特权阶层称为“世界经济的爱滋病毒”。然而，金融市场上所出现的、遵循的完全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理解的逻辑，是各工业大国的政府自招其祸。它们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说的名义，自70年代初以来系统地拆毁原来用以控制和掌握货币与资本跨越边境流通的一切限制。现在它们像束手无策的学习魔法的小徒弟一样，抱怨说，它们再也无法驾驭和制伏自己和师父用咒语呼唤出来的魔鬼。（第66～67页） 1996年2月，（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蒂特迈耶尔在瑞士达沃期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上解释说：“问题只在于多数政治家总是不能弄清楚，他们自己今天已经处于金融市场的控制之下，甚至被这种金融市场所统治。”（第84页） 国家屈服于金融集团 因为国家越是依赖于投资者的良好愿望，政府也就越是毫无顾忌地对于那些本来已经特权化的少数人即货币财富的占有者实行优惠政策。而他们的利益总是相同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他们货币的稳定的表面价值，对他们的利息收入尽可能减少征税。这些市场崇拜者不断地把这些目标等同于共同福利。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中由此形成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各国之间金融经济的短路迫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减少征税，降低国家开支，放弃社会福利平衡，其结果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球再分配。（第86页） 进入世界金融领域必须要付出高昂代价，向利率等级制法则屈膝投降，交出权力。最有影响的、体现金融市场世界统治权力的匿名代办处是穆迪投资服务公司。这家代理公司的判断也许会使有关国家付出增加数十亿利息负担的代价，还会对各国的选择施加影响。《纽约时代》杂志讽刺地评论说：“穆迪公司的这个人统治着世界。”（第91～92页） 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金融市场也在挑起冲突，这些民族越来越多地被剥夺政治调控能力。被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称作世界金融法庭的外汇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经常做出极不公正的判决，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只会制造经济混乱，而不是公正。（第98页） 放弃资本流通中的（国家边界）控制就会使一种灾难的、自私自利的推动力发挥作用，它将系统地挖掉民族主权的基础，并且长期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国家失去了它的征税主权，政府听任人们敲诈勒索，警察当局面对刑事犯罪组织软弱无力，因为它们抓不住这些组织的资本。（第86页） 美国成了唯一还有高度主权的国家 与此同时，大国远远不像小国那样害怕市场的判决。从这种判决中捞取好处的首先是美国。（第98页） 至少在金融市场上，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美国化。（第99页） 国家丧失税收能力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所谓的驻海外金融机构的发展更能说明世界金融体系敌视国家的趋势。从加勒比海、列支敦士登，直至新加坡，今天已经有100多个机构分散到全球各地。这些银行、保险机关和投资信托基金机构管理着富有顾客的资财，并且有计划地逃避这些资财所属国家的干预活动。（第86页） 德国富豪们仅仅在德国金融行业在卢森堡的分支机构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中就存放了2000亿马克。因此每年大约有上百亿的收入逃过财政部。（第88页） 把所有资金外逃的地点加起来计算，谨慎估计德国政府每年税收损失高达500亿马克，接近于联邦政府每年新增加的债务。早在1987年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货币的专家们计算，在这个世界经济黑洞中所隐藏的财富已达1万亿美元。（第89页） 这种资本外逃的生意是在银行和公司的电子计算机网络上实现的。而这些网络中心是在德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土地上。在它的网络上金融行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大部分硬盘存储数据报告给海外地区。（第90页） 世界金融体系高度脆弱 危险的是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一旦丧失支付能力，因此使整个体系陷入威胁之中。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在一夜之内会牵连损害许多别的金融机构，引起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商贸活动突然停顿，整个体系陷入萎缩，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场全球性危机，就像1929年10月世界所经历的那个“黑色星期五”那样。（第123页） 全世界的投资基金机构和银行借来数十亿廉价日元，然后兑换成美元，赚取高达6％的利率差额。这样，来源于日本的3000亿美元都流入了购买美国债券的生意中。如果日本经济开始繁荣，货币发行银行再度提高利率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第129页） 新自由主义是推进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放松控制取代国家监控，贸易和资本流通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武库中的战略武器。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的自由的斗争。（第12页） 保守派1979年在英国和1980年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改弦更张，采用另一种经济政治信条来规范他们的政策。他们推行诸如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撒切尔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种信条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第150页） 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则。（第150页）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化学、电子和汽车行业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兴工业高度依赖进口，只提供了比较少的新工作岗位。从前国有的大工业落到了几个大股东手里。仅仅25家控股公司就控制了一个生产着一半国民总产值的公司帝国。进口浪潮淹没了这个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工业屈服了。单是在机器制造业中，就有半数企业不得不关闭。实际的经济增长降到了人口增长率以下。为了取悦于选民和使进口货价格便宜，政府以最高利率促使本国货币升值。此举不仅扼杀了国内经济，而且还将美国投资信托基金500多亿美元的短期投资引进了这个国家。到1994年12月，不可避免的后果产生了：靠借贷维持的繁荣土崩瓦解，比索贬值势在必行。短短几个月里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购买力缩小了至少1/3。（第193～194页） 因此墨西哥的经验揭示出，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如果不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试图与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不仅是在中美洲。（第196页） 未来将有80％的人没有工作 （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21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简化为“20：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即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未来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间等级。（第5页） 世界政治的高层正陷入一场令人不快的烦恼之中。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报告中警告人们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之中”，“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压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第40页） 在资本主义获胜以后，历史绝对没有达到1989年北美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终点，而达到终结的只是被冒失地称作“现代主义”的方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转折正在开始。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摧毁、文化蜕化，明显地决定着人类大多数的日常生活。（第41页） 白人精英开始反思全球化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富裕的白人精英在内，都认为目前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第169页） （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一贯建议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简企业机构。1996年5月16日，罗奇致函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几年来，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第170～171页） 出路：欧洲应当成为遏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主力 在全欧洲范围，早就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而且，在收入、工作岗位稳定性和社会平稳的全球化下降漩涡中，每一次新的下降都会把数百万追随者推到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这一边。（第309页） 首要的步骤在于，限制金融市场上的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必须坚持不懈地将这些同某种生态税改革配套进行，这种生态税改革要大大地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并通过降低社会公共福利缴款来提高劳动力的价值。（第318～319页） 指望美国积极主动地对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控制以有利于各国人民，这几乎就是望梅止渴。……面对这种危险，欧洲各国能够也必须携手并进。（第321页） 对于这片古老大陆上的公民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选择出，由这两条欧洲遗产的主流中的哪一条来塑造未来：是由可追溯到1789年的巴黎的民主潮流，还是由1933年在柏林得势的极权主义潮流来塑造未来。（第32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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