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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显然没有忽视边际效用，他们对它持有一种特殊的异议。只是在两种场合（1870到1889年间），法国经济学著作家才强烈地和公开地拒绝在经济分析中运用边际效用。较早的拒绝来自埃米尔·勒瓦瑟，较晚的来自奥古斯特·奥托。 勒瓦瑟的异议是在瓦尔拉斯首次正式陈述他的边际效用理论，即1873年8月16日向道德和政治科学院宣读他的论文时提出来的。我们在此只论及瓦尔拉斯论文中被学院接受的部分。杰文斯知道他的论文是被当作耳旁风了，而瓦尔拉斯知道他有一名听众，因为在他宣读论文后，勒瓦瑟声明他在下次会议上要发表不同看法。他在8月30日的会上果然这样做了。学院的另外两位成员也发表了评论，他们是奥古斯特·瓦莱和路易斯·弗朗索瓦·米契尔·雷蒙德·沃龙斯基。瓦尔拉斯可能没有参加会议，因为《道德和政治科学院工作会议汇报》中没有记载任何答复。上述三人的评论显示了科学院成员对瓦尔拉斯论文的效用方面内容的直接反应。一般来说他们的反应对瓦尔拉斯是不利的，虽然瓦莱试图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勒瓦瑟接着很快就放弃了。 勒瓦瑟的批评确实不能归功于他对瓦尔拉斯刚宣读的论文的理解，或者对数学和经济学性质的理解。他一开始提出并多次重申的批评意见是：数学同人的需求和欲望无关，因为需求和欲望本身不能衡量。在这个批评背后显然是一种过分简单的数学观点或衡量观点。勒瓦瑟总的结论是：“他的曲线是没有根据的……不可靠的，有的是错误和危险……”。他显然认为危险在于通过数学工具传达给读者的是谬误的精确性。 勒瓦瑟的批评不止如此。他的第二点异议显示出他并不理解瓦尔拉斯效用函数的性质。勒瓦瑟说，“欲望”并不按照瓦尔拉斯所说的法则增减，“需求”的高低波动会受到许多不同条件的制约。对所有这一切，瓦尔拉斯不会不同意的，除非勒瓦瑟想传达这样一种观点：对所有实际的目的来说，效用函数的形状变动得十分频繁和反常，以致于在分析中无法加以使用。但是勒瓦瑟所举的例证表明，他对瓦尔拉斯关于效用和需求的合理稳定性这个暗含的假定并不持有异议。作为需求波动的例证，勒瓦瑟指出，饥荒时期人们对小麦的欲望强度比丰收时要高出许多倍。这个例证与其说是对瓦尔拉斯效用函数思想的批评，不如说是对它的说明。 勒瓦瑟还暗示瓦尔拉斯的理论过分简单，但他没有举出进一步的例证。他和批评瓦尔拉斯从其父亲那里借用来的“稀少性”观点。这表明他从瓦尔拉斯宣读的论文中并没有把握住瓦尔拉斯这个术语的不同寻常的含义。这也许只能责怪瓦尔拉斯本人，因为他未加预告就使用了一个具有非常普通含义的术语，但给了它一个同样不寻常的解释。勒瓦瑟的结论是，经济学家可以用几何方法作为证明方法，但不能作为研究工具。 瓦莱（他的著作是法文中第一部以对话体写的论述边际效用与价值关系的著作）对下述观点表示异议：购物者并不关心生产该物所需劳动之多少；劳动创造价值但不调节价值量。勒瓦瑟答复说，购物者常常计算劳动量，即使他们不计算，售卖者也会计算的，而且经济学的真谛（我们应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加以掌握）在于，劳动成本提供了最低限界，竞争会迫使价格趋向这个眼界的。 我们的讨论以沃龙斯基的评论做结束。沃龙斯基赞成勒瓦瑟的立场，并补充说，因为把经济学看作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所以瓦尔拉斯误解了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科学。瓦尔拉斯没有直接评论勒瓦瑟和沃龙斯基的这些说法，但他后来说过：“科学院对这份报告最无好感，大泼冷水。”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瓦尔拉斯表现得相当坚定，继续准备下年出版的著作。 勒瓦瑟在其漫长一生的晚年显然保持着最初的印象，即认为边际效用理论的价值微不足道，不过他后来的著作没有直接触及边际效用思想。他的主要经济学教科书的英译本问世于1905年，部分内容是作者为译者重写的，其中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作者承认边际效用。勒瓦瑟于次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及法国在第三共和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本书谈到历史学派，但未触及边际效用学派。按他的说法，法国似乎同边际效用运动无关，甚至对它毫无兴趣。 勒瓦瑟对边际效用、特别是对瓦尔拉斯的思想缺乏兴趣所招致的讽刺性结局，在他临终前来到了。1909年法兰西各大学的教授和经济学家曾向瓦尔拉斯献词，其中有这样的反问：“如此喜爱清晰、协调和逻辑的法国精神怎么可能不被（在有朝一日理解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体系的优美布局所吸引呢？这个体系囊括了整个经济界，其中同一个公式包括着一切产品的价格和一切劳务的价值”。谁决不会这样提出问题呢？又有谁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呢？肯定是埃米尔·勒瓦瑟；是科学院的这样一位成员，他在瓦尔拉斯发表了表明其经济学核心思想的演讲之后一星期就对该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异议；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法国经济学界漫长而活跃的生涯中，从来未从瓦尔拉斯的源泉汲取一滴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给瓦尔拉斯的献词（连同那个中肯和有意义的反问）的签名名单中，勒瓦瑟名列前茅。 第二个批评家奥古斯特·奥托是在1880年代晚期发表其对边际效用的见解的。奥托34岁时（1848年）从历史学转到经济学。他1865年后在各种场合就各方面问题为《经济学家杂志》写文章。然而他在七八十年代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特别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兴趣。奥托于1851年发表了《社会经济概论》，1892年出了再版。他是在1889年首次评论边际效用论的，当时他突然为《经济学家杂志》撰文评论了维塞尔的刚刚问世的《自然价值》和庞巴维克的5年前出版的《资本理论的历史与批判》。 奥托认真阅读了维塞尔的著作并把握住了维塞尔的价值论的基本思想。他把维塞尔的Grenznutzen（边际效用）译成法文的La valeur－Limite（限界效用），但他没有看出这个思想的意义。他指出，谁都懂得消费者还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增加购买。他责备维塞尔把价格的下跌同效用的下跌联系起来，并从这种联系得出结论。奥托这种联系把交换价值混同于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两种究竟有哪些主要区别呢？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用半页的篇幅表明，虽然增量的水、鞋、书或小麦的效用减少了，但是原先单位的重要性并未减少。其实维塞尔对此也不会否认的。奥托强调了下述情况，其意义不过是说边际效用和总效用都是存在的。他说：“我的藏书中有一本我每天使用、对我用处很大的书，我们暂且估计其使用价值为10，假定我偶然得到另外10册同样的书，在此情况下，是否该书的效用将减少为零呢？它对我是否毫无用处了呢？的确，我将可以用那10册书，但我拥有的11册书中的任何一册的使用价值将始终为10。”奥托也许不自觉地坚决反对在发现边际效用思想时降低总效用的意义。这种异议可能有理，但难以证明他的极端说法的正确性；他认为维塞尔的价值论“应被视为虚幻的东西，禁锢在把它想象出来的作者的书中”。 奥托1890年还评论了瓦尔拉斯的《纲要》第2版，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该杂志没有刊登过评论该书第1版的文章，这次发表对第2版的评论，可算是对前次忽略的改正。该文表明奥托仔细研究过《纲要》，这对75岁高龄的奥托来说必定是一种数理经济学的训练，他以往的著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数学感兴趣。 不过，奥托不是作为数学家而是作为经济学家来批评瓦尔拉斯的。作为经济学家，他不隐瞒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担忧。奥托对瓦尔拉斯的曲线（表现物品数量同瓦尔拉斯所谓稀少性之间的函数关系）作了适当的描绘，用一段话解说了“稀少性”一词（“这显得滥用名词”）。他清楚地勾画了瓦尔拉斯在其模式中所得出的使消费者的满足达于最大化的均衡价格的方式。虽然他对瓦尔拉斯的论证作了很好的解说，但他对这些论证是持有异议的。他说：“具体问题暂且不论，我要说的是，他的根基不牢，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交换价值的不是供求商品的效用或数量”。 奥托首先拒绝的是瓦尔拉斯的这个前提假定：携带物品来到市场的个人将根据交换比例来决定多少货物留作自用，多少用于交换。奥托承认，瓦尔拉斯一贯坚持的这个条件适用于远古时代野蛮人和实物交易，而不适用于现今社会。在现今社会中，使用货币，存在劳动分工；交易者来到市场时通常都希望卖掉他全部的存货，也不存在多少比例的货物留作自用这样的问题。奥托坚持说，售卖者并不在意其货物所能满足的需求；而购买者也不过问交易者是否以低于前一半的价格出售后一半，因为前一半的货物能够满足他最强烈的需求。这是奥托惟一提到类似于边际效用思想的地方。奥托举例说：“吃一顿美餐的人，为最后上的饮料和菜肴付出的钱，通常要比为最初上的饮料和菜肴付出的钱更多。” 他的下一个论证基于这个所谓事实：在现代社会，生产能使自身适应需求，而且生产的物品量通常超过消费者的购买量。这个结论是他从生产者售卖他们货物的困难中推论出来的。他争辩说，这意味着大多数物品的边际效用是零，因而不能以边际效用作为决定价值的工具。按照奥托的看法，生产者所使用的劳动量在所有场合都调节着价值，只有局部垄断是个例外。作为反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一个确定无疑的论据，奥托提出了一个完全无关的条件：需求要求购买者不仅有需要，而且有足以满足它的能力。 奥托的所有这些论据都是没有分量的，回答这些论据并不需要多么特殊的理解力和技巧，不过没有人在《经济学家杂志》上作答，这样它们就成了官方的法国学派1880年代对边际效用经济学的最后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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