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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Wormuth 1．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 -lity）实不可分。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源出于其行动”这种现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来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续自身。尽管自由所能向个人提供的只是种种机会，而且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将取决于无数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它仍将强有力地把行动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他所能够控制的那些境况上，一如这些境况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由于个人被赋予了利用可能只有他才知道的境况的机会，而且一般而言，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否业已最好地利用了这些境况，所以当然的预设就是，他的行动的结果决定于他的行动，除非有显见的反证。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种对个人责任的信念，同对自由的尊重一起，现在已明显地衰落了。责任已变成了一个不为人们所欢迎的概念，亦即一个为经验丰富的演说家或资深作者都不愿使用的术语，其原因是那个反对泛道德化的一代人都很讨厌甚或反对接受这个术语。有关责任的信念还常常引起另一些人的极端憎恨，其原因是这些人一直被告知，是他们所处的种种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境况，甚至还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而这些人对于这些所谓的环境却根本无从控制。然而，对责任的否定，通常来讲却是因恐惧责任所致，而且这样一种恐惧必定还会变成一种对自由的恐惧。毋庸置疑，正是由于创建一个人自己生活的机会还意味着它是一项无止境的艰难使命（人欲实现他的目的，就必须将这种创建生活的机会作为一项戒律而强加于自身），才使许多人对自由感到了惧怕。 2．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尊重之所以同时发生了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错误的科学解释观所致。早先信奉自由的种种观点，都与那种信奉“意志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will）的信念有着紧密的勾连，但是后者从不具有一精准的含义，而且在晚些时候，其基础似又被现代科学所摧毁。此后，人们愈来愈相信，所有自然现象都无一例外地决定于先行存在的事件（antecedent events）或受制于可为人们所认识的种种规律，而且人本身也应当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当然也就导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必须认为，人的行动及其心智的作用，必然为种种外部环境所决定。那种支配了19世纪科学的宇宙决定论（universal determinism）的观念，通过上述观点的中介而被适用到人的行动世界，然而恰恰是这种观点，似乎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行动的自生自发性（the spontaneity）。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那种认为人的行动也受制于自然规律以及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人的行动是如何为特定环境所决定的（可能也有例外，但却只发生在极罕见的情形中）观点，只不过是一个一般性的假设而已。但是，承认人的心智的功用必须被认定为（至少从原则上讲必须被认定为）要服从一致性规律（uniform laws）的观点，实际上则标示着对个人人格的作用的根本否定，然而，这种个人人格的作用对于自由观念和责任观念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 晚近数代人的智识发展史，已然向我们提供了诸多例证，说明了这种决定论的世界图式是如何侵损了道德的自由信念和政治的自由信念的基础。当下有许多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士很可能会同意这样一些科学家的观点，这类科学家在为一般大众撰写文章或书籍时承认，自由“对于科学家的讨论而言，乃一颇为麻烦的概念，而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它无法使科学家相信真实的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自由这样的东西”。诚然，在更晚近的一些时候，物理学家以某种较为温和的态度放弃了宇宙决定论的命题。然而，关于世界常规性只具统计意义这个较为晚出的观念，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是否消除了意志自由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仍是一个疑问。因为，在我看来，人们在把握自愿行动和责任的意义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困难，根本不是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认为人的行动为因果律所决定的信念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智识上的糊涂所导致的结果，亦即得出的结论并未建立在其前提之上所导致的那种结果。 我以为，宣称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与那种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并无什么意义，因为整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亦即一种语辞之争，而且在这样一种论争中，论辩各方甚至都不知道肯定性的答案抑或是否定性的答案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指出，那些否定意志自由的人，使“自由”一词完全丧失了它原本具有的通常意义，因为自由一词的通常意义认为，人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而非他人的意志采取行动的；如果那些否定意志自由的人不想做出毫无意义的论述，那么他们就应当给出另外一种定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从未给出过这样一个定义。再者，那种认为具有相关意义的或实质性意义的“自由”完全否定了行动必然为某些因素所决定的观念的说法，也可以经由详尽考察而被证明为毫无根据。 如果我们对争论双方根据各自的立场而可能得出的结论加以考察，此一方面的认识混乱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决定论者一般都认为，由于人的行动完全是由自然原因决定的，所以认为他们要对其他人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负有责任就是没有合理根据的；而另一方面，唯意志论者（voluntarists）则主张，由于人具有某种处于因果链之外的力量，所以这种力量就成了责任的承担者，也是赞扬和谴责的确当对象。现在，已无争议的是，就上述争论双方的具体结论而言，唯意志论者较接近正确的答案，而决定论者的观点就很混乱了。然而，这一论争的显见事实是，上述双方的各自结论都背离了他们所宣称的前提。由于人们经常指出，责任的观念事实上立基于一种决定论的观点（a determinist view），所以决定论者别无他途可循，只有通过建构一形上的“自我”（a metaphysicalself）才能证明人免于责任的承担为正当，因为这种形上的“自我”处于整个因果链之外，从而可以被认为是不受赞扬和谴责的影响的。 3．当然，人们为了阐明那种所谓的决定论立场，可以建构起一个自动的怪物（bogey），它会一以贯之地以某种相同的可预见的方式对其所处环境中的种种事件做出回应。然而，这种阐释甚至会与那些最极端地反对“意志自由”观的论者所坚决主张的立场相违背。这些极端论者所主张的立场就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所采取的行动，亦即他对任何外部环境所做的回应或反应，将由他经由遗传而获得的素质和他积累起来的全部经验（含括每一种根据早先的个人经验而加以解释的新经验——这是一种经验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每一种情形中都会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且具独特品质的人格）共同决定。这种人格的作用，就像一种过滤器，外部性事件通过这个过滤器而引发行动，但是在一般的情形中，人们却无法对它将引发什么样的行动做出明确的预测。然而决定论者的立场则主张，那些遗传性素质及过去的经验所累积起来的因素，构成了个人的整个人格，而且除此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性情倾向不受外部影响或物质影响的“自我”或“我”。这意味着，尽管那些否认“意志自由”的人有时也否认诸如推理或论辩、劝说或苛评和对赞扬或谴责的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以贯之地采取这种否定态度，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实属决定人格以及因此决定个人特定行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不存在处于因果链之外的独立的“自我”，所以也就存在着我们能够通过奖惩的方法而施以合理影响的“自我”。 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通过教育和示范、理性的劝说、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方式影响人的行动，这一点很可能从未有人做过持之一贯的否定。因此，鉴于人们知道，他们所采取的一项行动将使其周围的人提高对他们的尊敬或降低对他们的尊敬，而且他们能够对其行动做出奖惩的预期，所以人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追问的就只能是这样的问题，即处于特定环境中的个人，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受上述知识（或预期）的影响而趋向于所欲求的方向。 那种认为“他之成为他，并不是他之过”的观点，往往也是人们常常持有的观点，但是严格来讲，这种观点却是一种谬论，因为课他以责任的目的正是要使他区别于现在的他或者可能的他。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对某一行动的后果负有责任，那么这种说法就不是一种对事实的陈述，甚或也不是一种对因果律的主张。当然，如果他可能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已不能够改变他行动的结果，那么上述那种说法就是无可证明的。但是，当我们在这些情况中使用诸如“可”（might）或“能”（could）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认为，在某人进行决策的时候，他的身上有着一种不同于特定场合因果律所具有的必然影响力的东西在起作用。相反，有关一人对其所作所为负有责任的陈述，实是旨在使他的行动与他不相信此一陈述为真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有所区别。我们对人课以责任，并不是为了说原本的他便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而是为了使他本人发生变化。如果我因疏忽而对某人造成了伤害，尽管这种疏忽在特定情形中“是我无能为力的”，那么这也不能使我免除对此后果承担责任，而且应当使我比此前有更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将发生这种后果的可能性牢记心头。 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因其特定行动或其行动的后果而课之以责任的那个人，是否是那种会产生正常动机的人（即他是否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有责任能力的人［a responsible person］），以及在特定的情形中这种人是否能够被期望受那些我们想使其牢记的因素及信念的影响。就像在大多数这类问题中那样，由于我们对种种特定情形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所以我们也就只知道那种关于他们将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期望有可能在整体层面上影响他们在某些场合的行动，并使其趋向于一可欲的方向。因此，我们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讲，并不是某些精神因素是否会对某一特定场合的行动具有作用，而是如何使某些理智的考虑尽可能有效地引导行动。这就要求对个人进行赞扬或谴责，而不论对这种奖惩的期望是否在事实上能够影响此人的行动。对于有关责任的预期或知识在特定事例中的具体影响，我们可能无从确知，但是我们却坚信，在一般意义上讲，有关某人将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的知识，将对他的行动产生影响，并使其趋向于一可欲的方向。就此一意义而言，课以责任并不是对一事实的断定，它毋宁具有了某种惯例的性质，亦即那种旨在使人们遵循某些规则的惯例之性质。此类特定的惯例是否有效，可能是一永具争议的问题。换言之，对于这种惯例是否有效的问题，或在总体上看是否无效的问题，我们所能知道的，充其量也只能是经验所揭示的。 责任概念之所以日渐演化成了一个法律概念，或者说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其原因在于就一个人的行动是否造成了一项法律义务或是否应使他接受惩罚而言，法律要求有明确无误的标准以资判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责任当然也是一个道德概念，此一概念构成了我们认识人的道德义务的基础。事实上，责任概念，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我们通常视之为道德的范围。我们对我们社会秩序的运作的整个态度，亦即我们对此一秩序在确定不同个人的相对地位时所采取的方式的赞赏或反对，都与我们对责任的看法有着紧密的勾连。因此，此一概念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强制的范围，而且它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很可能在于它在引导人们进行自由决策时所发挥的作用。一个自由的社会很可能会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都更要求做到下述两点：一是人的行动应当为责任感所引导，而这种责任在范围上远远大于法律所强设的义务范围；二是一般性舆论应当赞赏并弘扬责任观念，亦即个人应当被视为对其努力的成败负有责任的观念。当人们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视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的时候，他们也就必须被认为对其努力的结果负有责任。 4．课以责任的正当理由，因此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这种做法会对人们在将来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它旨在告知人们在未来的类似情形中采取行动时所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只有行动者能够最为确当地知道其行动的周遭环境，所以应当让他们自己进行决策，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需考虑这样的问题，即所创设的各种条件应当能使他们最为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如果我们因假定人具有理性而赋予其以自由，那么我们也必须通过使他们对其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而肯定他们会一如具有理性的人那样去行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一个人永远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只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确知谁比行动者本人能更好地知道他的利益，还意味着我们希望所有的人（亦即那些能为使我们的环境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各种目的的共同努力做出各自贡献的人）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 课以责任，因此也就预设了人具有采取理性行动的能力，而课以责任的目的则在于使他们的行动比他们在不具责任的情况下更具有理性。它还预设了人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学习能力或预知（foresight）的能力，亦即他们会受其对自己行动的种种后果的认识的引导。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由于课以责任的目的在于使人的极有限度的理性尽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理性在决定人的行动方面实际上只起很小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合理性（rationality）仅意指两点：一是一个人的行动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二是知识或洞见具有某种持续的影响力，所以一旦某人拥有这种知识或洞见，它们就将在此后及在不同场合下对他所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 自由与责任的这种关联性或互补性，意味着对自由的主张只能适用于那些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它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它假定一个人能够从经验中习得知识和教训，并能够用这种方式习得的知识和教训去引导他的行动；因此对自由的主张，对于那些从经验中尚未习得足够的知识或无能力习得知识的人，不具有适用力。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完全由种种不可改变的冲动（即使在他意识到了其行动之后果的情况下亦无从控制的那种冲动）所决定，或者完全由真正的人格分裂即精神病所决定，那么这个人在此意义上就不能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因为他关于他将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知识无力改变他的行动。此外，那些受真正不可支配之欲求左右的人，也同样不能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因为经验证明这些人对正常的动机已无从做出反应。但是，只要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关于他将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的意识可能会影响他的行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视他为有责任能力，而不论在特定的情形中对他的这种认定是否会产生可欲的影响或效果。因此，课以责任，并不是立基于我们在特定情形中所知为真的事实，而是立基于我们相信它可能会产生的效果或作用，即那种鼓励人们在考虑周到的情况下（considerately）理性地采取行动的效果或作用。这是人类社会为了应对我们无力洞见他人心智的状况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也是人类社会为了在毋需诉诸强制的情况下便能把秩序引入我们生活之中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 对于那些不能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从而有关自由的主张不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于他们的人所提出来的特殊问题，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应当讨论的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社会中一个既享有自由又承担责任的成员，乃是一既具有特权又承负责任的特定地位（status）；如果我们欲实现自由的目的，那么这种地位就不能根据某人的自由裁量而随意授予，而是必须自动地属于所有符合某些可以从客观上加以确定的标准（例如年龄）的人，只要有关他们拥有必要的最低能力的假定未被明确证明为不成立。在人身关系中，从监护向拥有完全责任能力（full responsibility）的转化，可能是渐进的、不明确的，而且那种存在于个人之间的且属国家不应干预的轻微程度的强制形式，也可以根据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责任来加以调整。然而，从政治上和法律上来讲，如果我们期望自由有效，那么责任的程度和种类就必须明确而确定，而且须根据一般性的和非人格化的规则进行决定。在我们对诸如一个人是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还是应当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类问题进行裁定时，我们必须把他视作要么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要么是不具责任能力的人，要么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不为他人所理解、所预知、所欢迎，要么无此权利。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被赋予充分自由（full liberty）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所有人的自由，都应当受制于那些根据个别情况而调整的限制性规定。未成年人法庭或精神病院所采取的个别化处理方式（individualizing treatment），所标志的乃是监护，亦即不自由。尽管在人们的私生活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可能会根据对方的情况而调适我们的行动，但是在公共生活中，自由要求我们按照具有责任能力的类型或不具有责任能力的类型来看待人，亦即把人们视为类，而不是视为无数特立独行的个人，并且依据这样一种假定来对待人，即正常的动机和威慑的因素在影响人的行动方面是有效的，而不论这在特定情形中是否为真。 5．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就应当容许个人追求其自己的目的的理想发生了极大的争论，也引起了极大的混淆，因为有人认为，如果赋予个人以此一方面的自由，他就会或必然会只追求他的自私（selfish）的目的。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追求一个人自己的目的的自由，不仅对利己主义者（egotist）极为重要，而且就是对最利他的人士（altruistic person）也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利他者的价值等级序列（scale of values）中，他人的需求只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位而已。人们将他人的幸福视作自己的主要目的，乃是一种人之常情（可能妇女尤重），也是人之幸福的主要条件之一。视他人的幸福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正当选择的一部分，通常也是人们期望我们做出的抉择。就这个方面而言，从一般观点来看，我们应当把我们家庭成员的幸福视作自己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也常常通过将他人结为自己的朋友、将他们的目的视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来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欣赏和承认。把一些人（即其需求被我们视为我们自己的关注者）择为我们的合作者和好朋友，乃是自由的一个核心部分，亦是自由社会中道德观念的一个核心部分。 然而，泛利他主义（general altruism），则是一毫无意义的观念，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如此这般空泛的方式而有效地关注他人。我们所能承担的责任，必须始终是具体的，而且我们的责任也只能指向那些我们知道其具体情况的人和那些我们所拥有的选择或特殊条件已与其勾连在一起的人。一个人自行决定什么样的需求或谁的需求在他看来最为重要，乃是一个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一。 承认每个人都具有我们所应当尊重的他自己的价值等级序列（即使我们并不赞同此种序列），乃是对个人人格之价值予以承认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对他人进行评价，所依据的就必须是他们的价值等级序列。换言之，信奉自由，意味着我们绝不能将自己视为裁定他人价值的终极法官，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有权或有资格阻止他人追求我们并不赞同的目的，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侵犯我们所具有的得到同样保护的行动领域。 一个社会如果不承认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资格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但是，下述情形在自由的社会中也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即人们会依据某个人运用自由的方式来评价他。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道德评价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个成年人的行动，不论其善恶，乃出于命令的怂恿及强制的压力，那么所谓美德难道不只是一空名吗？受赞誉者难道不只是在这种怂恿和压力下的循规蹈距吗？而所谓严肃认真、公正和节制，难道还具有丝毫意义吗”？自由乃是一为善举的机会，但是只有当它也是一为不良或错误行动的机会时，自由作为为善行的机会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只有当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受一些共同的价值所引导时，一个自由的社会才会成功地发挥其作用，这一事实可能就是为什么一些哲学家有时候把自由界定为与道德规则相符合的行动的原因所在。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自由的这种定义，实际上是对我们所关注的那种自由的否定。作为道德品行之条件的行动自由，也包括了采取错误行动的自由：只有当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只有当他对规则的遵循不是出于强迫而只是出于自愿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加以赞扬或谴责。 我们说个人自由的领域也是个人责任的领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任何特定的人士都负有说明我们行动的责任。的确，我们之所以会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指责，乃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惹怒了他们。但是，我们之所以应当被视为对我们的决定负有完全的责任，其主要原因就是它将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于那些依我们自己的行动方能达成的种种事业。信奉个人责任，其主要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在实现我们的目的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6．自由所设定的选择负担，亦即一个自由社会施予个人的为自己命运负责的责任，在现代世界的境况下，日益变成了一个令人甚感不满的主要根源。一个人的成功，在当下要比在从前更加取决于他对自己所拥有的特定能力的恰当使用，而不取决于他在理论上具有何种特定能力。在专业化较弱、组织的复杂程度较低的年代，亦即当几乎每个人都能够知道所存在的大多数机会的时候，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充分使用自己的特殊技能和才智的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其复杂程度的增强，一个人能够希望获取的报酬，越来越依赖于他对其技能的恰当运用，而不再依赖于他所可能拥有的技能。因此，欲发现一人的能力得以最佳运用的机会，困难日增；拥有同样技能或特殊能力的人，在获取报酬方面的差距，也日益拉大。 当下最令人感到悲哀者，可能莫过于对下述问题的困惑：一个人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同胞有助益，以及一个人的才智如何才能不被浪费。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要确使他人的才智得到恰当的运用，任何人也没有特权要求获得使用他自己的特殊才智的机会，而且除非他自己发现了这种机会，否则这些技能或才智就有可能被浪费掉；以上所述可能是自由制度受到最为严厉谴责的一个方面，也是对自由制度极度不满的根源。人们对自己拥有某些潜在能力的意识，自然而然会引发出这样一种要求，即其他人有义务使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得到运用。 我们必须自己去发现一个能发挥我们作用的领域或一适当的工作，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自由社会加诸我们的最为严格的也是最为残酷的要求。然而，此一要求与自由紧密相连，不可分离，这是因为除非一个人有权力强制他人使用他的才智，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向他保证他的才智将得到恰当的使用。只有通过剥夺其他人选择谁应当为他服务的权利，并剥夺其选择他将使用谁的才能或哪些产品的权利，我们才能向每个人保证他的才智将按他所认为合适的方式得到使用。但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本质在于，一个人的价值及酬报，并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抽象能力，而取决于他能否成功地将这种抽象的能力转换成对其他有能力做出回报的人有用的具体的服务。自由的主要目的在于，向个人提供机会和动因，以使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然而，使个人在这一方面能够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并不是他的一般性知识，而是他所具有的特殊知识，亦即他关于特定情形和条件的知识。 7．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自由社会在这方面所引发的诸多结果，往往会与前此型态的社会所遗存下来的伦理观念相冲突。毫无疑问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很好地运用一个人的能力的艺术，亦即发现一个人的才智的最有效的用途的技艺，可能是最具助益的一种手段。但是，一个人如果具有太多这方面的资源，通常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而且，尽管某些人的一般能力相同，但是其间的部分人士因较成功地运用了具体环境而获得了较他人为优的利益，这种情况往往也会被人们视为不公。在许多社会中，由于“贵族式”的传统认为，等待直至才智被他人发现乃是高贵之举，所以只有那些为赢得社会地位而艰苦斗争的宗教群体或少数民族才精思熟虑地养成了充分运用这种资源的本领（德语Findigkeit［即指看风使舵、利用各种环境的本领］能够最好地描述这一现象）——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通常都对他们表示不满。在一个具有组织等级的社会中，每一等级都被赋予了相应的任务和职责，这就致使行动的条件具有了差别，而这正是贵族制传统产生的根源，这种传统通常都是由那些因享有特权而使他们不必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发展起来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与“贵族式的”传统不同，一个人能够发现物质资源的较佳用途或他自己的能力的较佳用途，乃是他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所能够为他的同胞的幸福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更有进者，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得比其他社会更繁荣，也是因为它为人们能够做出这种贡献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机会。这种企业家式的能力（entrepreneurial capacity）（因为在发现我们能力的最佳用途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是企业家）的成功运用，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乃是回报最高的活动，而且不论是谁，只要他把发现运用他的能力的某种有效手段的任务交由他人去做，他就必须满足于只获取较少的回报。 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训练的只是那些期望“被使用”的专才，他们凭靠自己并不能发现合适的工作，甚至把确使其能力或技艺得到恰当使用的问题视作他人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为自由社会培养和教育人。不论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有多大的能力，如果他没有能力使那些可以从其能力中获取最大利益的人知道他的能力之所在，那么他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在一自由社会中就必定很低。尽管两个人经过同样的努力而获得了同样的专门技艺和知识，但其中一个人有可能获得成功，而另一个人却有可能遭到失败，这种情况的确会使我们感到不公；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恰是对特定机会的运用决定了我们是否对社会有用，此外，我们还必须对我们的教育和精神取向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自由社会的要求。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报酬，并不是因为我们具有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恰当地使用了这一技术；只要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具体的职业，而不是被要求去干某一职业，那么我们能够恰当地运用我们的技术就一定是我们获致酬报的基础。诚然，我们或许永远不可能断定在某人获得的一项成就中，哪一部分是出于较出色的知识、能力或努力，哪一部分是出于幸运的偶然因素，但是，这绝不会因此而贬损下述做法的重要性，亦即使每个人做出恰当的选择是有价值的。 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一些论者所宣称的一些主张表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上述基本事实，因为他们认为，“每个儿童，一如成年公民一样，都具有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这不仅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他的才智使其能在社会等级中享有一定地位的权利”。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的才智并不“能使”他具有占据任何特定地位的“资格或权利”。如果对此做肯定的主张，就意味着某个机构有权利或权力根据其判断而赋予人们以不同的社会地位。一个自由的社会所必须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寻求一恰当地位的机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此一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始终与这种机会相伴随：只要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才智而去寻求市场，就必定会面临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毋须否认的是，就这一点而言，一个自由社会将大多数个人都置于了一种压力之下，而且这种压力往往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是，那种认为一个人在某种其他类型的社会中不会有这种压力的观点，却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因为如果想替代那种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导致的压力，那么可供选择的就只有那种人们必须服从的个人命令所产生的会令人更为厌恶的压力。 人们还常常争论说，那种认为一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全责的观念，只是那些成功者所持有的观念。但是，这种论争本身的基本设定（即由于他们成功了他们才持有这种信念）则是无法成立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认为，成功与此一信念之间的关系恰恰被颠倒了，实际上正是由于人们先持有这种观念，他们才往往获得了成功。尽管那种认为一人所获得的成就须完全归功于其自己的努力、技术和才智的观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但这种认识对他努力奋进和谨慎选择却具有最富成效的影响。如果成功者那种自命不凡的自豪常常会令一些人感到不可忍受和讨厌，那么那种认为成功完全取决于成功者本人的观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就很可能是促使他获致成功的最富效力的激励。一个人越是习惯于将他自己的失败归罪于他人或环境，他就会变得越发不满，而工作也会变得更无成效。 8．在现代社会中，责任感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个人责任的范围被过分扩大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对其行动的实际后果却不需负责。既然我们是为了影响个人的行动而对其课以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就应当仅指涉两种情况：一是他预见课以责任对其行动的影响，从人的智能上讲是可能的；二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希望他在日常生活中会把这些影响纳入其考虑的范围。欲使责任有效，责任就必须是明确且有限度的，而且无论从情感上讲还是从智识上讲，它也必须与人的能力所及者相适应。无论是宣称一人对所有的事情负责，抑或是宣称一人可以被认为不对任何事情负责，都会对责任感产生相当的侵损。自由提出的要求是：一，个人责任的范围只能以他被认为可以作出判断的情形为限；二，他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他的预见力所及的责任对他行动的影响；三，尤为重要的是，他应当只对他自己的行动负责（或对那些由他监管的人的行动负责）——而不应当对那些同样具有自由的其他人的行动承担责任。 欲使责任有效，责任还必须是个人的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在一自由的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由一群体的成员共同承担的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除非他们通过商议而决定他们各自或分别承担责任。人们有时也可以向个人课以连带责任（joint responsibility）或分割责任（divided responsibility），但这必须是他与有关人员进行商议的结果，而其目的则在于对其间的这个个人的权力进行限制。如果因创建共同的事业而课多人以责任，同时却不要求他们承担采取一项共同同意的行动的义务，那么通常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任何人都不会真正承担这项责任。正如针对一项财产而言，如果所有的人都有所有权，那实际上无异于没有人有所有权，因此，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也就是没有人有责任。 我们毋须否认的是，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发展，尤其是大都市的发展，摧毁了诸多对地方性事务的责任感，而正是这类责任感在过去曾催发了诸多极富助益的自生自发的共同行动。在过去的情形中，责任的基本条件，乃是指个人能够自己判断情势，而且是指个人可以毋庸太多想象便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甚至也完全有理由根据自己的情况而非他人的情况来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然而，此一条件已无法适用于工业化大都市中的境况，因为在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一般而言，个人已经不再是某个小社区的成员，然而在小社区中，个人往往会得到亲切的关照且与他人密切熟识。虽然工业化社会使个人的独立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加，但却也使他丧失了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恰恰是前工业化社会的人际关系及邻里好友的亲密关心所能提供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愈来愈欲求从国家的非人格权力中获得保护和保障；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类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下述情况的结果：一是那些利益密切相关的小型社区的消失，二是个人的孤独无助感的增加——个人已不再可能指望从地方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各种关心和帮助了。 那些利益相关且关系密切的小型社区业已消失，并为各种有限制的、非人格的和临时的关系构成的网络所取代，对此我们可能会有所遗憾。然而，我们却不可能期望那种熟人间的责任感，亦会被那种关系疏远且在理论上讲知道的人之间的责任感所替代。对于我们所熟识的邻人好友的命运，我们能够拥有真切的关怀，而且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通常也知道如何给予他们以帮助；但是，对于那些我们只知道他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其个别具体的状况我们却一无所知的千千万万的不幸的人来讲，我们显然不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不论他们的疾苦和不幸多么感动了我们，我们毕竟不能仅仅根据那些关于受疾苦的人数的抽象知识来指导我们的日常行动。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行动有助益且有效力，那么我们的目标就必须是有限定的，且是我们的心智能力和同情所能及者。不断提醒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的世界中所有需要帮助或不幸的人负有“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ies）的做法，无疑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它会不断地弱化我们的责任感，直至我们无从界分那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与那种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之间的差别。因此，为使责任有效，就必须对责任予以严格的限定，使个人能够在确定各不相同的事项的重要性的时候依凭其自身的具体知识，使他能够把自己的道德原则适用于他所知道的情形，并能够有助于他自愿地做出努力，以消除种种弊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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