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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常有朋友问到同一问题：不少和我生活在同一地方的学者都感叹，这地方没法做学术研究，我为什么还能坚持做下去？每逢听到这问题的时候，我总是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可能因为我是女人，金钱和权力的吸引力有限。因为要说真实原因，恐怕有张扬之嫌。 记得尼采说过，有的人是将自己的伤痛化为哲学，有的人是将自己的富足化为哲学。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对学者来说，无非是说一个人的治学思想莫不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对于我个人来说，经历和秉性使然，即使是在这个视权势和金钱为生命一切意义的地方，我也设法将自己变成一架追逐权力和金钱的机器。 我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市，由于家乡近20多年来治迫不佳，有时候想到它时，几乎连自己都很难相信这里出过魏源、蔡愕这些在近代史上珍珠一时的名人。只有忆及那些在我生命成长过程中，曾在思想上深深地影响了我的那批朋友，才会感到一丝温暖。 60年代中期的邵阳市，曾生活着一批颇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志的青少年，这批人后来成了该市“文革”中两大圈子的核心人物。一个圈子是以一批知青为核心的“小兵”圈子（因他们的组织名称为“小兵司令部”而得名），另一个是以该市的重点中学二中六六届高中学生为核心的“谁主沉浮”圈子（亦因为他们的组织名称为“谁主沉浮”而得名）。他们的才华在文革的特殊产物大字报上尽展风采，读到这些大字报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女孩，也被他们文章的气势所震慑，更为那种被革命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陶冶出来的精神气质所感动。我是直到十五六岁，那两个圈子因其核心人物星流云散而不复存在时，才和其中的部分人交上朋友。那时的他们已经不再有“文革”初期那种激情和浪漫主义，多了几分成熟和凝炼。从他们那里，我常借到一些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与法国启蒙时代的文学作品，对别林斯基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也许正是受了这种影响，几乎在青少年时期起，我对生活的观察和思维就不大像一个小女孩。这段时期的思想营养以及影响我一生的那种道义责任感，几乎全得益于这个圈子的一些朋友。17岁以后我被迫到湘西山区修校柳铁路，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那点可怜的业余时间，还常被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所占用。由于在同龄人中几乎难以找到可与之深谈的人，我常常一个人穿过茫茫的芦苇滩，孤坐宁静的沅水河边，避开人群去读书——之所以要避开人群，完全是为了“安全”，当时曾因读一本《唐宋名家词选》而被同住一个工棚的女孩检举，说我读“封资修”的东西，书被没收，人也成为当时连队中“反资产阶级腐蚀”的反面典型，大字报贴到我所住的工棚门口——几本能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鲁迅作品，就成了当时的主要读物。我无法估计这些朋友对我的影响，但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成长史上确实打上了这段友谊的深深烙印：在他们中间，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责任，萌生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幼芽。这就是我在年龄上不属于“老三届”和“六八年人”，但思想特征却和他们惊人地相似之根源所在。由于时代原因，这些朋友只有少数几个人后来能进入大学深造，但这些人也几乎没有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近10多年来与这些旧友偶然见过几次，我常常为他们今日思想和生活的黯淡感到神伤。他们在青少年时代表现出来那种敏锐的思维，博大的志向，对社会深切的关怀，使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生长的环境正常，他们当中原本可以出不少杰出英才。我后来很少再去见这些！日友，这倒不是我不恋旧，而是因为我宁愿让他们当年那种奋发向上、充满了生命力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定格。也许是因为他们思想生命史上不应该的夭折，我常常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代表自己。后来到了深圳这块人文学者几乎没有办怯生存的地方，我之所以还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坚持这种于我个人并无现实物质利益的学术研究，大概就是因为有这种“代表”意识在冥冥中起着作用。我现在用这本《现代化的陷饼》来祭奠我青少年时期的友谊和那批“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些已在我的生活中成为回忆的朋友，是我对他们一种最好的纪念，因为我永远记得他们当年以“知青”和中学生身份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阐扬自己思想的学术研究因此也就成了我追寻并体现自己生命意义的唯一方式。 学者和政治之间，文运和国运之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微妙，恩怨相缠，遗恨难消。行将进入世纪末，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才进入探讨学者生命真谤的境界。近年学界对陈寅格、俞平伯、顾准、吴晗等前两代学者的学术价值取向，人格、信仰、与政治的恩恩怨怨等身前身后事的凝眸回望，其实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寻。也许，我们这一代学者（被称之为“共和国的第三代人”）今后学术上的建树将以各自对学者生命真正意义的感悟为基点。 对我本人而言，对学者生命意义的追寻不是开始于现在，而应追溯到10多年前刚进入大学时。当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学的是历史学，其时正值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之“新史学”重放光彩之时。但那些公式对历史的解释之单调与不可信，凡是爱思考的初学者都会感到有很大的问题。曾将这些疑问向数位教师提出过，但那些在五六十年代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教师并无能力解答这些疑问。促使我后来改学经济学的契机，是缘于理论界对我国“商品经济”为什么不能导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而我到复旦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之时，正是“苏式经济学”遭到严重质疑，并被早我人经济学之门的青年学子们抛弃之日。当某位治《资本论》数十年，并在行内颇有名气的老学者去世后，他的几位研究生在参加追悼会后曾悄声议论：这时候离世还避免了难堪，否则再过两年看到自己穷毕生心血所研究的东西竟被后学者弃而不顾，那才比死还难受。 “学问”何以竟到了如此速朽的程度？更令人悲哀的则是我们这一代后起者除了少数师从当年旧学颇有功底的导师者之外，许多人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和架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没有学术传统可秉持的状态，对我们这一代学者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恐怕还难定论。 学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能舒缓地展示每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流，还在于它达到一定境界时，能够阐扬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并超越时代维系人类精神于不堕。如果学术成了附丽于政治的趋时之作，“学术”还能成其为学术，“学者”还能成其为学者吗？上述那些作为代表人物的学者，虽然各自的遭际不同，但其生前身后的悲剧根源却在于他们和政治的“不解缘”与“不了情”，陈寅俗命运的悲剧性之分外突出，就在于他本是纯粹意义上的学者，他研究的学科本来可以与现实政治无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他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神追太古、遨游八极，他本人亦无心政治，不求通显，但“政治”却偏偏不让他平静地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硬要将他强行拉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直至灭亡”。其余几位秉持的治学精神、学术传统虽有不同，与政治的缘分也各各相异，但在这份与政治的“不解缘”牵引下，最后都殊途同归，大都死于“文革”劫难之中。即使劫后余生的俞平伯，在其晚年却又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深刻检讨井自我否定，这种否定的悲剧意味，只有能感知那一时代的学者那种深切的无奈和悲哀的人才可以体味。陈寅格先生在政治世俗化潮流浩浩荡荡之际，不曲阿附世，坚守自己的文化信念最终成为殉道者，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智大定，以及一个跨越三朝的世纪老人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而俞平伯晚年的“渐悟”，其意虽可悯、其情虽可悲，倒也不失一个真学者的勇气和真性情。只有吴呛的悲剧留给后人追忆的才真正令人有种幻灭感：他忠心耿耿为之奋斗服务的伟人，却用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将他抛弃，那种奉命所做的影射史学，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实在令人可悲；其个人命运因这“影射史学”而遭际之惨，则更令人可叹。在缅怀前辈学人的坎坷遭际之时，我常想起克雷洛夫的一句诗：在猫爪子下的夜莺，有谁能唱出好听的歌？在生和死、贵和贱、荣和辱、闻达与淡泊的生命交叉点上，这两代学者没有谁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都只能无可奈何地任由自己被政治的惊涛骇浪颠来簸去。即便是尊荣几十年且最后能正常辞世的郭沫若，又有谁知道他在作了那么多无聊的趋时之作后，心里究竟蕴含了几许无柰和悲苦？ 这两代学人的命运，向人昭示了两种类型的文化品格：陈寅烙悲剧性的个人命运和他所代表的文化命运纠缠在一起，为中国传统学术划上了一个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句号，传统史学在达到近现代的最高境界时戛然而断，使后人不能不为他个人及他所代表的文化黯然神伤。而那些跟风意识强烈的学者，姑且勿谈身后事是否寂寞，生前已是毁誉接踵而来。他们的才华几乎都消蚀在服从政治需要的“学术研究”和一些“只领风骚三五日”的文章中，学术良心对强权的屡屡屈从，学术观点服从政治需要的常常改变，都没有为他们换得一生平安。这一事实昭示了，文化本是寂寞的，所谓“热点”“焦点”与文化无缘，曲阿附世的文章必定不能长留于世；学者本是寂寞的，一旦成为政治人物，就已不成其为学者。 这个问题关乎到学者的学术良心。中国古代先贤喜欢将“道德文章”二者并称，强调“丈以气为先”，其实就是指学术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其中蕴含的道德力量。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历史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然而吴暗这些学者的命运，又不仅仅只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其命运的血脉可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找到源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来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即使是那些“隐者”，也大多是“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为知识而知识的学者少而又少。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之特殊，是在于他们碰上了一位精通文史、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独特情结的领袖。领袖的历史文化情结最终要外化为意识形态并一统思想，其后果之惨酷，有大量历史文献为证。自50年代以来，本与政治不一定要结缘的哲学、史学、文学、“红学”等，竟都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多次政治运动的暴虐摧残下，中国学者们的最后一丝自尊与独立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在文史哲这几大领域内经过历代学人智慧道德凝成的学术传统被无情腰斩，绵延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至此彻底凋零，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其实已堕落成一个纯粹的“饭碗集团”。 中国传统的“养士”说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内核：人文知识分子的本体价值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被中国社会进行评价。到市场经济发育了10余年的今天，人们已深切意识到，人文学科和科技知识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技术性、工具性教育才培养人的谋生技能，而入文德性作为本体价值从来就无法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人文知识分子在前几十年的中国曾经有少数人红极一时，那是因为他们已完成了从人文知识分子到意识形态专家导师的角色转换，这一角色转换使这些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受到极大扭曲。准确一点说，从他们完成这一转换并成为政治人物后，他们其实已不再是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也就是那些早年曾屡有佳作问世的一代知识分子，从50年代起就再也没有佳作间世的根源所在，作为意识形态导航而发的“作品”自然缺乏感人的人格力量。 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注定是空前绝后的一代。说他们“空前”，是因为这代人的经历使他们对社会的感悟和任何一代都不一样；说“绝后”，只是笔者希望造就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环境将不会在中国再现——如果那种苦难要再现一次，只能说这个民族对苦难几乎没有反思能力——较之前面提到的那些学者，这些人对中国底层社会具有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对世事的洞察力（绝不是陈寅烙那种对历史的洞察力）比之他们的前辈要强得多。他们秉承的不是陈寅恪那种学术传统，倒更多的是秉承了毛泽东时代那种学术政治化的传统和英雄主义教育下那种道义责任感（在经过上山下乡等多种磨难后还剩多少姑且存疑），更兼政治意识形态化时代那种将学术问题变作政治问题的惯性还起作用，所以中国的学术研究从80年代至今还带有很强的“炒作”色彩，热点频出，有过不少文化明星和趋时之作。然而这一代面临的另一种痛苦马上接踵而来，商品化大潮将使许多没有被政治摧垮信心的人文学者面临自生自灭的境地。除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之外，历史学和哲学都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道”之不传已是现实。 在广东沿海地区这种危机表现得最充分。这些地方物质充裕，但就是没有人文学者一席立足之地。不少人文学者来到这些地方，不是像一缕烟尘一样消失在这个城市，就是对自己原来从事的冷门学术绝袂而去，现炒现卖地做起了“经济学者”，不断在报上发表各种关于经济问题的热门话题，如深港衔接、国有企业改制、企业文化等等，无所不包。以此观之，仿佛中国一夜之间开出了若干个“经济学家”速成班，产出“经济学家”的速度远非英美诸国能够相比。但只要对北京经济学界的话题不陌生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做的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功夫。不过现实对他们最大的嘲讽就是他们只被这里的传媒和有关方面尊为“学者”，他们甚至无法被国内同行视为“学者”。 在面临商品大潮的挑战表现得张皇失措的“学者”们，用自己的无聊和追求功利表明：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趋时之作，连短暂的生命之花都不能开放。 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了一个老话题：人文科学到底有价还是元价？知识有用还是无用？和“文革”中知识无用论不同的是，市场经济接纳了那些知识能外化为商品的科技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纯文化意义的学说竟成了这个物质富庶的时代负担不起的“无用之物”，虽然不再像“文革”中那样被政治粗暴地强奸，却成了商品时代的弃儿。 我们这个“商品社会”拒绝人文精神，但市场游戏缺乏规则的状态和当代经济伦理的恶性畸变却又昭告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文科学的意义，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 上述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现在不但需要人文科学，更需要一些具有人格力量的人文知识分子承担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任。这种责任历史地落在40岁以上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完全是因为这一代学者的经历所决定的。 40岁以上这一代学者遭际艰难，饱受磨砺，但却看到了前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从前辈学者的身前身后事中，大家至少可以悟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政治和学术之间恩怨相缠的局面注定还将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人文学者生活上的困境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根本改观。留给纯粹学人的立足之地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后，都不会让人觉得舒展。前路坎坷，荆棘丛生，在一页页翻卷的历史风云中，每一个关心民族前途的学者，其文章确实都应“合时而著”。但如何“合时”，却与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及情操有关。那种以从海外引进新概念、新名词为能事，并曲阿附世的“学术研究”，其生命将有如朝露，充其量与似前那些意识形态专家一样，领三五天风骚而已。 学者生命的真义，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去创造，陈寅格先生早已在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说得很明白：“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把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们重新明白这一点，是以几代学人的生命和才华为代价。在前辈学者留下的斑斑血迹和泪痕中，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治学的“阿基米德支点”。 但愿我们这一代人在探求前辈学者的晚年心境时，多多少少能悟出学者生命的真谤。唯有将自己对生命的体验熔铸到学术研究中去，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生命才不会有如朝露。 这本书的问世，则要归功于思想界一些朋友的鼓励。因为我现在的生存环境及时间等一切外部条件，都不容我考虑写这样一本耗时巨大，需要在资料上下许多功夫，并且还要在“说法”上反复琢磨的书。是这些朋友近年来对我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之意义的充分肯定，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使我能够在业余状态中坚持做这项比较艰昔的研究。全书初稿完成于1996年8月底。看过书稿的全国共有数十人，大多是学者和北京的政府官员，因为这本书，我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 ※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石小敏先生在看过这本书的初稿以后，认为这本书的问世有两个意义：一是书中所谈到的许多问题都是中国现在应该研究而没有研究的问题，此书的问世将为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开拓广阔的研究空间；二是为理论界人士及政府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而国家体制改革研究院的副院长邹东涛先生告诉作者，他是怀着相当激动的心情读这部书稿的。他写了如下一段话：“读了这部书稿后，深感在这30万余字的字里行间，反映了作者富有深厚的社会良知、社会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呼吁社会健康发展的强烈愿望。作者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端，特别是腐败问题，透视深刻，分析精辟，无疑是一部有价值、有分量的著作，将产生大的社会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永远记得朋友们表现出来的道义精神。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徐友渔、萧功秦、秦晖、朱学勤、尤西林、梁晓燕、陆建华、韩少功、姚莎莎，以及张华夏先生和另一些我未提到名字的朋友，都曾不遗余力地为这部书稿联系出版事宜，其中一些朋友还对书稿提出过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见。他们对这本书的关心，远远不是对一个朋友著作的关心，而是对中国改革大业和民族命运的关心。在世俗化潮流浩浩荡荡之际，身处非功利性友谊日益难觅的地方，我常常想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流传千古的诗。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北京一位朋友将书稿遗失在出租车上，辗转到了国家地矿部的陈战杰先生手中，他看过以后，被其中内容深深打动，立即与我联系并将书稿寄还。他在电话中谈到这部书稿时的激动和真诚，我一直记忆犹新。 作者1997年6月写子深圳市莲花北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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