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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约的修正 如果要修改和约，有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易于接受的基本方法呢？威尔逊总统和斯马茨将军认为保证国际联盟盟约的顺利实施可以消除许多由和约带来的弊病。因此，他们建议，为了使欧洲目前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获得逐渐的提高，我们必须依靠国际联盟。斯马茨将军在和约上签字时曾写道：“有些关于领土问题的决定将来需要修正。已经制定的一些保证事项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但是，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它们与我们过去的敌人现在所形成的爱好和平的脾性和解除武装后的状态极不协调。有些未雨绸缪的惩戒措施，在比较平静的心情下，也许会被人们渐渐遗忘。有些规定了的赔款在要求执行时势必会对欧洲工业的复兴造成危害，如果适当缩减赔款，使之趋于更加温和、适度，那么对各方面都有好处。……如何使欧洲摆脱这次大战所带来的灾难呢？我相信，国际联盟最终会找到一条出路的。”1919年7月初，当威尔逊总统向参议院提交和约时，曾经表示：“……如果没有国际联盟，对德国在下一代才能完成的赔偿任务的长期持续的监督，可能会完全失败；经过重新考虑之后，对和约原来规定的行政安排和某些限制进行了修正，并加以承认，但也许仍然不能顾及长远利益，也不一定完全公平合理，若强制执行的时期过久，实际上也是无法实行的。” 我们能指望国际联盟保证我们的那些利益吗？对此，国际联盟的两位主要发起人认为我们的期望不会落空。与此相关的内容载于盟约的第十九条，叙述如下： “如果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认为和约出现了与实际不相适应的情况，认为考虑到国际形势，如此下去将危及世界和平，可以随时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提出建议，请它们重新考虑和约。” 但是很可惜。盟约第五条规定：“除非本盟约内有明确的规定，或是和约现订的条款，否则任何理事会或议事会会议所做的决议，必须经到会的国际联盟会员的一致同意，方能生效。”就和约内任何一项条款需要及时重新考虑这一点来说，这样的规定，难道不是使国际联盟变成了一个仅仅是浪费时间的机构吗？如果和约的参与各方都一致认为需要在某一点上做出修改，那么就根本不需要一个联盟或盟约来执行这个方案。如果只是国际联盟的议事会意见一致，它也只能“建议”那些有关会员国进行重新考虑。 但是，支持此项规定的人却认为，国际联盟能够通过影响世界的公众舆论发挥其作用，因为多数派意见尽管在法律上不产生效力，但在实际过程中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都祈祷事实是这样的。然而，由老练奸滑的欧洲外交家控制的国际联盟，也许会变成一个制造障碍、具有拖沓习性的不称职的工具。关于修改和约的工作，主要不是托付给经常举行会议的理事会，而是由议事会操办的，而它举行会议的次数将越来越少，而且，凡具有参加大型盟国会议的亲身经历者肯定知道，这样的会议往往是庞大而难以控制的，参加会议的各方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讨论，一些最重要的决议和最好的处理方案，由于那些偏爱现状的人的反对，常常会毫无结果。对于盟约而言，的确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缺点——一个是盟约第五条，它规定了一致性原则；另一个是广受批评的第十条，根据这一条，“国际联盟各会员国对于一切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保证尊重和维护，反对一切外来侵略”。这两项条款一起以某种方式破坏了把国际联盟看作是一个进步工具的想法，从一开始，它就充斥着一种安于现状的致命偏见。正是这些条款符合了某些最初反对国际联盟的人的意向。现在他们又试图把国际联盟转变成另一个神圣同盟，其目的在于使他们的敌人永远处于经济瘫痪的状态，维持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均势，他们相信，通过和约已经建立了这种均势。 关于修正和约这个特殊问题，在实际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如果我们为了维护“理想主义”而对这些困难视而不见，那将是错误的、愚蠢的。但是无论是谁，都没有理由因此对国际联盟加以指责，也许人类的智慧仍可以将国际联盟改造为维护和平的强大工具，譬如盟约的第十一条到第十七条，就已经取得了巨大而有益的成就。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首先借助于国际联盟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方式来完成和约的修正；其次，我们希望依靠普遍的舆论力量，如果有必要的话，再通过运用金融压力和金融劝诱的办法来阻止少数顽固分子行使他们的否决权。在一些主要的协约国内，会出现新的政府，对于这些执政者，我们应当充满信心，相信他们会表现出比其前任者更加深远的智谋和更加宽宏的气度。 在这里，我不打算涉及细节问题或逐条逐句地讨论和约的修正问题。我只是准备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赔款、煤和铁、关税，因为由这些方面引发的巨大转变对于欧洲的经济生活而言，都是必要的。 1．赔款问题 如果对赔偿所要求的数额，少于协约国在严格解释和约的基础上有权索取的数额，就没有必要对涉及赔款的每一个项目都加以详述，也毋须听取有关赔款的汇编资料的论证。据此，我建议了以下解决办法： （1）由德国支付的赔款和外国驻军费用确定在20亿英镑左右。 （2）德国根据和约缴出的商船和海底电缆，根据休战条约缴出的军用物资，放弃的割让领土内的国有财产、以公债形式赔偿这些领土的要求以及德国对其前同盟国债权的要求，这几方面的价值，可以估为5亿英镑，不必逐项加以估计。 （3）其余的15亿英镑，支付时不应再计利息，应当由德国从1923年起，分30年摊付，每年支付5000万英镑。 （4）赔偿委员会应当解散，如果还有一些遗留事务需要它来处理，那可以把它列为国际联盟的一个附属机构，其中应当包括德国与中立国的代表。 （5）德国将以适合的方式自行决定支付每年均摊的赔款额，如果它届时没能履行支付的义务，对它的一切申诉应当向国际联盟提出。这就是说，将不会再没收德国的海外私有财产，除非在协约国和美国已经清算的、或者交由公共保管委员会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掌握的此类财产的收益，还须用来支付德国私有债权的时候；特别是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关于没收德国在公益企业方面收益的事项），应当取消。 （6）不应当向奥地利索取赔偿。 2．煤和铁问题 （1）附加条件第五条中有关协约国对德国煤矿的选择特权的规定应当取消，不过，由于德国曾对法国的矿产有过破坏，它应当继续履行这方面损失的赔偿义务。但是如果公民投票的最终结果决定德国不再拥有上西利西亚的煤矿区，那么这项赔偿义务应当予以解除。 （2）关于萨尔区的协定仍然有效。不过一方面，德国对这些矿产不再拥有任何所有权；另一方面，10年以后，德国将无偿地、无条件地收回这些矿产及地产。同时应当有一个附加条件，在同一时期内，法国应与德国缔结一项条约，规定由洛林供应德国的铁矿，至少是战前数量的50％，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应向洛林供应煤矿，其数量在考虑了萨尔区的产量之后，应与战前的供应总量相等。 （3）关于上西利西亚的协定仍然有效。这就是说，应当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各主要协约国和联合力量“应当尊重投票的最终结果所表现的居民愿望，此外还应考虑该地区的地理和经济情况。”但是协约国方面应当申明，除非居民所表现出的意愿绝对相反，否则按照协约国方面的判断，认为“经济情况”要求煤矿区在德国境内。 3．关税问题 有关国家应当在国际联盟的资助下共同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同盟，规定同盟内各会员国不得向其他会员国征收保护性关税。德国、波兰、原来构成奥匈和土耳其帝国的现在新成立的国家，以及托管地区应当被强制纳入这个同盟，为期10年，期满以后，由它们自愿选择是否继续加入。其他国家则在自愿的基础上决定参加与否。但是，我们希望，无论如何，英国都应成为此同盟的原始会员。 把德国的赔款数额，适当地确定在其支付能力范围以内，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德国境内希望和进取心的重新树立，就可以避免由于无法完全履行和约条款而造成的压力和长期的摩擦，就不必使用赔偿委员会的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高压手段。 通过把与煤矿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条款修改得温和一些，并允许以铁矿交换煤矿，我们可以保持德国工业活力的继续存在，使它在生产力方面的损失有一定限度；否则由于政治的划界会对钢铁工业的天然地区分布格局造成干扰，从而会造成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损失。 战后，出现了无数新的政治划界以及许多国家主义新政权，它们的特点是贪得无厌、妒忌成性、经验不足，在经济方面存在许多缺陷，因此在组织、经济效率方面会造成损失，如果建议的自由贸易同盟能够成立，则可以使这些方面的损失得到部分补救。只要大片疆土归属于少数几个大帝国，经济上的划分界限还可以容忍；但是当德意志、奥匈、俄罗斯和土耳其这样的大帝国被分割成20个左右的独立政权时，经济划界就无法令人忍受了。一个包括整个中部、东部和东南部欧洲、西伯利亚、土耳其，以及英国（我希望）、埃及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同盟，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会做出与国际联盟一样大的贡献。我们也希望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不久也加入这个组织。在友邦的支持和要求下，法国和意大利也非常有希望一起加入。 或许有人会反对这个建议，认为这样的计划实际上趋向于实现过去德国的“中欧计划”梦想。如果某些国家竟如此愚蠢，仍然处于同盟之外，而让德国享受它的所有好处，那么这种批评也许有些道理。但是一种可以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机会，却并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特权的经济体系，与以排斥和歧视为目的的拥有特殊利益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计划，在目标上绝对不一样。对于此项建议的有关批评意见，我们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对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在整个道义上和感情上的反应。假如我们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至少在未来的一代，不能让德国享受即使是低限度的繁荣，所有近来组成协约国的各国人民都是上帝的宠儿，而所有我们的敌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等等都是天生的恶人，因此必须使德国人年复一年地处于贫穷困乏的境地，让他们的子孙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永受折磨，使它处于其敌国的包围之中；那么本章所有的建议都应当摒弃，特别是其中的某些见解，还可能帮助德国部分地恢复以往的物质繁荣，为它某些城市的工业人口解决生计问题。但是如果西欧的民主国家，对各个国家及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持有本文所主张的观点，再加上美国的财政援助，那么我们大家都会得到上帝的保佑。如果我们处心积虑地以中欧贫困化为目标，则我敢断言，彼此之间的复仇之心将不会淡化。复仇心态的不断加剧，使我们对近来德国所发生的战争的恐惧心理还没有完全消失以前，就会在反动势力与绝望的革命骚动之间最终发生冲突，结果是不论哪一方获取胜利，这场冲突都将毁灭当代的文明和进步。这样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更好的预期之上吗？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幸福，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相应的促进作用，人类的团结合作并不是一种虚构，国与国之间，还是能够彼此当作同胞来看待的。 我以上所建议的种种修正，对于使欧洲工业人口能够继续维持生计这方面，也许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就这些修正本身而言，还是不够的。特别是，从理论上讲，法国将会有所损失（也仅仅是理论上，因为它目前的要求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满足），要摆脱这种尴尬境地还必须从其他途径加以努力。因此，我认为还应做到以下两点：一个是美国和协约国之间关于赔偿要求的调整；另一个是要有充足的信贷供给，使欧洲能够重新创造它的流动资本存量。 二、协约国之间债务的清算 到此为止，关于建议赔偿条款的修正，我所考虑的仅仅是与德国有联系的方面。但是为公平起见，也需要将协约国各自之间的债务总额大大削减，同时在债务分配方面也必须有所调整。我们的政治家在战争时期的每一次公开场合下的演讲，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见，都认为，在敌人侵占下受到损害的地区，在接受赔偿方面，当然应该享有优先权。我们说，这一点是我们要争取的最终目标之一，然而，我们所争取的目标中却从来没有包括退役津贴的恢复。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明我们是有诚意的、可以值得信赖的。为了有利于比利时、塞尔维亚和法国，英国应当放弃有关现金支付的一切要求权。这样，德国支付的赔款，全部可以优先用于补偿那些受到敌人实际侵占的国家和地区的物质损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的总额达15亿英镑的赔款就足以满足欧洲复兴所需的花费。还有一点，1918年大选后英国代表们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使英国对毁约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英国只有完全放弃它对现金赔偿的权利要求，才能问心无愧地提出修正和约的要求，才能恢复由于毁约而损害的声誉。 赔偿问题这样澄清之后，就有可能在更为宽松、成功希望更大的情况下，提出另外两个财政方面的建议；当然，这两个建议的实现必须依靠美国慷慨大方的援助。 第一个是各协约国之间（也就是各协约国政府之间）由于这次战争而造成的债务应当全部取消。这一建议在某些地区已经实行。我认为，它对世界未来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主要的强大国家来说，采取这一建议将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举措。这笔债务，以货币计量时，大致如下表所列（数字单位是百万英镑）：
假定某一协约国的借出与另一国的借入彼此不相抵消的话，根据上表，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额总计约40亿英镑。美国是仅有的一个单纯借出者；英国的借出额约是其借入额的两倍，法国的借入额约为其借出额的3倍；其余的各协约国都是单纯的借入者。 如果上述各协约国之间的债权互相抵消，从理论上讲（即假定一切贷款都是有效的），美国放弃的债权约达20亿英镑，英国放弃的约为9亿英镑；法国将得到约7亿英镑，意大利得到约8亿英镑。不过这些数字夸大了英国的损失而低估了法国的所得，因为这两国的贷款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给予俄国的，而我们无论如何想像，也不能认为它有回收的把握。如果把英国借给其同盟国的贷款按原额十足价值的50％评定（这是一个武断但很方便的假定，英国的财政大臣曾在许多场合下采用这个数字，以它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依据并不比其他任何依据差），那么这样的建议将使英国既无所失，也无所得。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计算，净结果只是理论上的；如果能利用它使目前的状况清晰化，从而解除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安心理，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在这一条建议方面，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慷慨解囊。 关于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之间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财务关系，经过深入的了解，我认为，如果欧洲能够在其他方面做出有价值的尝试，不再为政治、经济或别的方面原因继续发生冲突，而是为了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建设，那么欧洲对美国这种慷慨行为的要求是公道的。美国的经济损失同它的全部财富相比，与欧洲各国相比较而言，不知要轻微多少。当然这也是正常的。对于欧洲范围内的这场战争，美国不可能同欧洲一样倾尽全力，因为这样做，是无法有充足理由向其国民交待的。在美国参战之后，除了美国军队的到来对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之外，它在财政上的援助也是毫不吝惜、无限制的。可以说，没有这种援助，协约国是不能取胜的。 关于美国财政援助的事实固然是这样，但同时我们也心照不宣地假定，我相信美国也是这样假定的，即当初美国出资援助时，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投资来看待的。如果欧洲真的要归还从美国借得的价值20亿英镑的财政援助，并且按5％计收复利，那么这个问题就完全处于另一种状态。如果美国的建议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它相对的财政牺牲的确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目前所建议的债务清偿办法没有被采纳，战争结束以后，协约国之间将形成一个沉重的网状债务关系，债务总额甚至会超过从敌人方面获得的赔款额。于是战争结束之后出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结果，即各协约国相互支付债款，而不是向敌人索取赔款。 由于这个原因，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同欧洲各协约国在赔款问题上的强烈的大众情绪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绪的出发点，并不是在任何合理计算下，德国事实上能够支付多少赔款；而是建立在一种有根据的认识之上，即除非德国能够支付赔款，否则这些国家的财政情况将处于不堪忍受的境地。试以意大利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正常情况下预计意大利能够支付8亿英镑的债务，德国就一定能够、也应当付出比这个数字大得多的赔款。或者，如果认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奥地利所能偿付的几乎等于零，那么得到的结论就是，意大利将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奥地利却逃避了偿还的义务，这种结论难道能够令人接受吗？或者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当意大利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付出的债款极小或几乎没有时，怎么能够期望它毫无怨言地支付这么大的债款呢？对于处于另一种形势下的英国而言，它的财政状况与意大利非常不同，因此要求我们支付8亿英镑，与对意大利提出同样要求相比，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在感情上的反应却无差别。如果我们必须接受从德国不能获取全部赔款这一事实，向美国支付债务肯定会引起国人痛苦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满足于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处于破产状态的财产持有债权，而美国却对我们持有优先债权占有权。法国至少存在与我们一样的问题：它从德国所获取的赔款，只能够用来补偿国内遭受的损失；然而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却必须支付它的友邦和其他协约国家的债款，其数额比1870年战败时它付给德国的赔款，还要超过4倍以上。这样看来，俾斯麦的铁腕给法国带来的损失与某一个协约国或同盟国相比，还算是轻的。当各协约国的人民不可避免地面对关于向敌人索取赔偿的真相时，要使他们的心情不至于因为这样无情的现实而过于激动和愤怒失常，则协约国之间债务的清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准备条件。 关于欧洲各协约国不可能支付这些债务的本息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不过对它们而言，这也的确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因此可以推想而知，它们肯定想千方百计地逃避这项债务；而这种逃避行为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将成为各国之间产生摩擦与不满的一个经常存在的根源。一个债务国家对它的债权国是不会有好感的。如果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由于必须向英国和美国年年偿还债务而使它们的发展前途受到阻碍，那么期望它们对英美抱有好感简直是异想天开。在这种形势下，它们将会尽力向其他地方寻找它们的盟友，这样在将来和平关系发生破裂时，会给它们带来一个巨大的有利条件，即完全逃避了外部债务的负担。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笔巨大的债务取消的话，那么对不久前才联合起来的国家之间真诚友谊的巩固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巨额战争债务的存在，对任何地方的财政稳定都是一种威胁。债务的拒付问题，在欧洲是迫在眉睫的严重政治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例外。就内债的情况而言，在债权债务两方面上都有利害关系的政党所争执的只是国内财富分配的一个问题。外债的情形有所不同，债权国家不久就会发现，他们的利益与债务国家某种特殊的政权方式或经济组织的维持相互纠缠在一起，国与国之间联盟引起的纠纷根本比不上欠债引起的纠纷。 最终读者对本篇有关建议的态度能被影响到何种程度，主要取决于读者对战时财政遗留下来的在我们国内和国外存在的大量债务纠纷的看法，取决于在他看来，这类纠纷在世界进步中的地位。战争结束以后，双方（无论谁对）都欠下了巨额债款。德国欠协约国一大笔钱；协约国欠英国一大笔钱；而英国又欠美国一大笔钱。就每个国家来讲，政府对战争债券持有人欠下了一笔巨额债款，同时这些债券持有人和其他纳税人又欠了政府一笔巨额债款。整个形势显得非常不自然，令人迷惘和烦恼。除非能解除这些束缚着我们四肢的债务桎梏，否则我们将寸步难行。对于这些债务进行一次普遍的肃清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在肃清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温和宽厚，对任何人都必须公正合理地对待；否则这种做法最终会造成一场灾难，使各国遭受严重的破坏。至于内债，有人认为为了消灭债务，可以对资本课税，这对每一个欧战参战国家的财政健全是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我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各政府之间大规模债务的继续存在却有其独特的危害性。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没有一个国家对外国会欠下数目相当大的债款，除非是由于实际武力侵占下的勒索，或是封建主义制度许可下的君主们的命令。诚然，欧洲资本主义出于在新世界中寻找出路的目的，近50年来，甚至现在，在相对比较适中的规模上，使某些国家（如阿根廷）对某些国家（如英国）发生了逐年偿付的债务关系。但是这种体系是不稳固的，它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对支出国家来讲，它的负担并不十分严重，因为这种负担有实际资产作后盾，并普遍与财产制度相结合；还由于已经借出的款额与借入者希望继续借入的数目相比并不十分庞大。银行家们对这种体系已经习以为常，认为这是社会持久状态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至于这次战争所形成的各个政府之间的债务关系，规模非常大而且也是具有强制性的，既没有实际财产作为债务的后盾，与财产制度的联系也较为疏松；但是这些银行家们以他们已经习惯的上述体系为依据，倾向于认为这种政府之间的债务关系也是自然的、合理的，是与人类性情相融的。 我对这种世俗见解很是怀疑。国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博得了许多地区的支持，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实际作用，并且目前的社会组织大部分依赖于它，但它仍然不是十分安全可靠的。即使我们认为这种制度是可靠的，但是如果让欧洲人民的未来一代这样安排他们的生活，即要他们将日常生产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应付对外支付，至于支付的原因，无论是欧洲与美国之间，还是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都不是出于正义感和责任感的驱使，试想，欧洲人民对此能满意吗？ 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欧洲必须依靠它自己日常的努力，而不能指望美国的慷慨解囊；但是另一方面，要把它每日的努力成果让给别人，它也是非常不愿意的。总之，我认为这类债款的偿付至多不会超过几年，因为这类支付既不符合人类的性格，也不符合时代的精神。 如果说这种思维模式有一些力量的话，那是由于适宜的策略与宽宏大量相互协调存在的结果。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直接友谊关系的政策，是不会同那些乐善好施的国家的长远利益发生冲突的。 三、国际货款 让我们再看一看第二个财政方面的建议。欧洲对这个建议的需要是刻不容缓的。假使在此后经历的两代过程中，欧洲对英美的沉重债务负担可以免除（而且在重建费用方面还能从德国获得某些资助），就会使欧洲在将来不致出现过度紧张与忧虑的状况。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欧洲目前所面临的病态——严重的贸易逆差、不利的汇率，以及通货的紊乱。如果没有一种短期的外部援助措施，欧洲的重新恢复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对于在法国、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的许多地区倡议的某种形式或方式下的国际贷款，我表示拥护。关于偿还贷款的最后责任无论如何分配，贷款来源的主要部分不可避免地要由美国承担。 对于这类计划的各种形式持反对意见的主要论调，据我所看大致是以下所列。美国已经不愿再进一步卷入欧洲的事务（经过最近的某些经历），而且目前无论如何它也没有余力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至于欧洲获得这项财政援助之后，是否能进行适当的利用，会不会白白地浪费，这都是没有保证的。也许过了两三年后，糟糕的情形依然如故，可以想像这样的情形——克洛茨先生获得这笔钱后，就会把征税的日期向后推迟一些，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由于此项收入又将相互攻击，波兰则会借此完成法国为它设计的军事角色来对付自己的邻邦，罗马尼亚的各统治阶级会私分这些贷款。总之，为了让欧洲在一两年内继续在行动上、政策上以及人力的使用上维持过去9个月的水平，美国也许将推迟自己的资本发展，提高自己的生活费用。至于德国，欧洲协约国竭尽全力才把它的最后一点营运资本剥夺过来，但由于与美国财政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主张及立场相反，却反而让美国出资使它得以充分恢复，从而在一两年以后又施展它的掠夺手段，这难道是合理的、能够令人容忍的吗？ 就目前而言，对于这些反对意见实在无法答复。如果我能对美国财政部施加影响的话，我肯定不会借给欧洲任何一个现任政府一分一厘。这些援助是不能托付给它们的，因为它们会借此用来扩张那些美国所讨厌的政策。尽管美国总统没能支持其人民的力量或意志，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对这类政策的态度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在今年冬季，欧洲人民的灵魂能够——当然也是我衷心企盼的——从那些由战争造成的、存留于战争之后的错误观念中摆脱出来，抹去他们心中的仇恨情绪和国家主义观念，而代之以欧洲大家庭幸福和团结一致的思想和愿望，那时，美国人民一定会被人类固有的同情和恻隐之心所打动，就会抛开由私人利益出发而造成的一切芥蒂，而尽全力去帮助欧洲从有组织的暴力专政中解脱出来，使它能够自力更生。即使欧洲的这种转变不是全面的，即使在欧洲的各个国家中，只有一部分党派奉行这种和解政策，美国仍然能够为这些和平的党派指明前进的方向，并且通过在某种计划和条件下为他们提供重新开始生活所需的援助的方式给予支持。 据说美国目前迫切希望从欧洲混乱的、复杂的、充满暴力的和奢侈浪费的局面中摆脱出来，总之，距离欧洲整个问题难以究诘的种种纠葛越远越好。当然，美国的这种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欧洲一些政治家们的愚蠢和顽固，的确应当受到谴责，关于这一点，相信没有比作者本人感受更深切的了。就像某个怀着恶意的无聊的人说道：“欧洲是一个屠宰场，充满着肮脏和堕落的气味，它的希望已化为灰烬，让我们远离欧洲吧！让它自生自灭吧！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 但是美国如果细心回忆一下，会发现欧洲在过去对它很重要，而且现在仍然对它很重要。对于欧洲而言，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它现在仍然是，而且将来也仍然是艺术和科学的源泉所在，难道美国不应该抛弃那些冷漠无情和分离主义的想法，而对那些对全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也许会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产生兴趣吗？ 假定美国准备在重建欧洲良好的军事力量过程中提供帮助，而且使我们在完全摧毁了敌国之后不再处于不幸的境地，如果我们想保持未来的希望，美国的援助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呢？ 我不打算谈论那些具体问题。不过关于国际贷款的一切计划在大体纲要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能够提供援助的国家，如某些中立国家、英国，以及提供大部分贷款的美国，对欧洲大陆所有的交战国，无论是同盟者还是以前的敌人，都必须一视同仁地提供具有对外购买力的贷款，需要的贷款总额也不必如某些方面所估计的那样巨大，也许初步贷出的约2亿英镑的基金就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即使协约国之间债务的取消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先例，但是这次国际贷款却与以往完全不同，借出者与借入者必须明确，贷款必须全部偿还，而不允许有任何拖欠。在这样的宗旨下，贷款担保就要求尽可能地确切可靠，关于贷款最终偿付的安排也应当尽可能地周全。特别是，这项贷款，在要求资本清偿和利息支付两方面，相对于一切赔偿要求、一切协约国之间的战债、一切国内战债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所有政府债务，享有绝对的优先索取权。那些可以获取赔偿的国家应该保证将这项赔款收入全部用于新贷款的偿还。一切借入国家都应当以金本位安置其关税，并保证将这项收入用于偿还新贷款。 关于贷款的使用应当在原则上，而不是细节上，接受借出国家的监督。 这笔贷款是用于购买食品和原料的。如果除此之外，再设立一项具有同样数额，即2亿英镑的保证基金（其中现金也许只需占到一部分），凡属于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都应当根据自身的力量参与其中，这样以此基金为基础进行一次普遍的币制改革也许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办法。 在这种安排下，欧洲就可以获得必要的最低数额的流动资源，从而能够重新唤起它的希望，改革它的经济组织，发挥其巨大财富的作用为工人谋福利。就目前来说，对这类计划作进一步的详细论述是没有必要的。在本章所提的建议成为政府的实际事务之前，公众舆论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耐心等待事态的进展。 展望前途，我看不到有什么地方会发生突然的或戏剧性的演变的预兆。也许会发生暴动和革命，但在目前形势下，却没有重要的意义。革命用于反抗政治暴君和不公道时，是一件有力的武器。但是当经济贫乏并不是由于分配的不公平而是属于一般现象时，对于那些受苦的人们而言，革命又能带来些什么希望呢？要防止中欧发生革命实际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要使那些不惜生命而冒险的人明白，革命并不会带来改善现状的任何希望。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将处于一种半饥饿和生活与舒适水准逐步地稳定地降低的状态之中，而且我们必须要默默地忍受这种状况。欧洲正处于破产和衰落之中，如果我们任其自然，将会影响每一个人，也许影响的方式不是显著的、立即的，但在长期中，这种影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当然也有幸运的一面。我们还有时间来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以及以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在不远的将来，事态的进展将起主导作用，欧洲当前的命运已不再掌握在任何个人的手里。来年事态的演变，不取决于政治家们处心积虑的所做所为，而取决于处于政治历史表面以下的、不停流动的潜在趋势，而趋势的方向没有人能够预料。对于这种潜在趋势，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加以影响，那就是动员那些能够改变舆论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扩大想像作用的力量。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方法就是坚持真理，破除幻想，消灭仇恨情绪，并进行教育，开阔人们的心胸和提高人们的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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