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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千年以前，已开化的世界就已经使用金、银和铜作为英镑、先令和便士，当时最重要的是银，其次是铜。在米锡涅时代（Mycenaeans），黄金曾一度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接着在凯尔特人（Celt）和维多利亚人的势力影响下，在欧洲和地中海北岸一带，铁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取代了铜而作为货币。后来在阿肯米涅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帝国，采用了金与银保持固定比率的复本位（直到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倾覆时为止），于是金、银和铜又恢复了作为货币的地位，白银再度居于主要地位。从此白银长期占有领导权（除了在罗马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黄金势力曾一度恢复以外），在此期间，特别是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曾进行过多次有关金银复本位的努力，但始终没有多大成就，白银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直到大战爆发前50年，黄金才取代了白银，获取了最终的胜利。 弗洛伊德博士说，黄金作为一种象征，之所以能够满足人们强烈的本能嗜好，其中是有深藏于我们潜意识之下的特殊原因的。古代的埃及祭司，曾赋予黄色的金属一种神秘的特性，这种特性至今仍没有完全丧失。黄金作为价值贮藏手段由来已久，然而，至于作为购买力的唯一标准，却是它的新生功能。到1914年时，从法律依据上讲，黄金在英国占有这样的地位为期不到100年（虽然事实上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在多数其他国家中还不到60年。因为，除了某些极为短暂的时期以外，黄金的数量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还不能满足作为世界主要通货的需要。黄金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一种非常稀少的商品。所有7000年以来采掘出的黄金，一艘现代邮船可以在一次航程中把它运过大西洋。大约每隔500年或1000年就会发现一处新的黄金供给源，19世纪后半期就是历次中的一次，每当这个时期，就会暂时感到供应充裕。但是一般而言，供应总是不充分的。 近年来对黄金狂热追求的心情隐藏得很深，在这种心情的外面罩上了一件威严的外衣，尽量地使人望而生畏，这种气氛甚至蔓延到男女关系或宗教领域内。当初黄金对复本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许是为了获取胜利的必要而披上了这种外衣，而且到现在仍旧没有脱下；因为黄金崇拜者认为要防止不兑换货币的泛滥，黄金是唯一的预防剂。对黄金的追求是不是出于以上原因，还是由于弗洛伊德式的带有几分神秘的精神状态，对此，我们无须在好奇的心理下刨根问底。但是，我们可以向读者提出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事实，即黄金已经成 为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工具，在对待这种事情上，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些偏见。 然而，在我们这一代里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也许最终是一个致命的变化。在战争期间，个人纷纷将自己所有的一点点存金投进了国家的熔炉。战争有时会使黄金消散，如亚历山大驱散波斯宇宙里的存金，比萨罗驱散印加人的存金。但是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却把民间的散落存金集中到了几个中央银行的金库，此后，这些银行就再没有把它放出来。这样一来，黄金差不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退出了流通领域。它不再从这只手到那只手传递着，它已经溜出了贪婪的人的手心。原来的那些小财神分散在各家各户的钱袋里、袜子里和铁箱里，现在它们却被在各国中独一无二的大财神一并吞入肚中；它生活在地下，人们再也看不见它的金面。金子不见了，它又钻到泥土中去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再也看不到那些金盔金甲的财神的踪迹，我们只好予以理性的解释，但不久人们也就对此事漠不关心了。 于是曾经长期存在的商品货币最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性货币的时代。过去黄金可以铸成钱币，可以用来贮藏，可以作为有实质内容的财富要求权，个人只要牢牢抓住这些东西，它们的价值就不会从掌心溜走。但是目前的黄金却不能这样使用了，它变成了一种非常抽象的事物——只是一种价值标准。它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名义上的地位，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当各国的中央银行中的某一个出现了它所管理的代表性货币的膨胀和收缩，以至于与其邻邦的行为在相适应的程度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时，就需要不时地将为数极小的一部分存金在各中央银行之间进行传递。到了现在，甚至这种传递行为也已经有些过时了，这种不必要的移动可以省去，而代之以最现代的方式，即“另户保管”（ear－marking），它可以使所有权转变，而无须移动其所在地。我们不妨从这一点出发再稍进一步，那时不必在形式上否认黄金的一般通则，通过现代炼金术，各地中央银行之间就能够做出一种协定，对于埋藏在它们金库里的黄金数量可以为所欲为，而其所代表的价值也可以任凭它们指定。黄金本来与白银并存，两者如日月经天，交相辉映，但在这个时候，黄金将首先蜕去其神圣的属性，而成为世间的一个独裁者，或者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成为一位立宪君主，而各地中央银行则成为这一王朝的内阁阁员，但是，它也许永远也没有成立一个共和国的必要。然而这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真正实现，也许演变的结果与此完全不同。总之，黄金的拥护者如果想避免革命的出现，他们必须拥有卓越的智慧和极端慎重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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