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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实行财政关税的建议（1931年3月7日） 通过增加国外投资、添置国内所需设备，我们的资本财富继续处于增长状态之中；我们中的大多数，生活依然如故，甚至还要比以前好一些；同时还对为数众多的闲散人员给予失业津贴，每个失业者的津贴额，比世界上多数地区全力工作者的收入还要多。然而另一方面，却存在着这样的情况，1／4的工厂处于停工状态，1／4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试问，这难道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吗？如果我们创造财富的潜在力量并不比我们一向所具有的强大，则这不仅仅是一个矛盾状态，而且也应该是一个不可能有的状态。但这种较以往更强大的潜在力量的确存在。从原因上讲，这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我们工业技术效率的不断提高（我相信，人均产出量，即使同最近的1924年相比，也提高了10％）；女性经济产出量的增长，以及目前处于生产岗位上的人口所占比例的扩大。此外，进口品价格相对于出口品有所下降，也是一个促成因素。结果是我们只利用了现有工业力量的3／4，却生产出来与若干年前动用全部力量时同样多的财富。但是我们若能想出一些办法，利用现在4／4的力量，那我们将会是多么富有啊！ 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在于缺乏物质手段来支持我们舒适的生活水平，而是在于我们相互间买卖活动所赖以存在的组织和结构方面存在着缺陷。 对于这一缺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根据我们的性情，可以产生这样的反应，也可以产生那样的反应。一种是下定决心，要利用我们闲置的生产力量，保持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要扩张、要发展，而把恐惧、乃至谨慎的心理都束之高阁，不予理会。另一种是根源于恐惧心理的本能的收缩。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畏缩不前呢？ 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是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即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由个体企业家自行决定，他则希望从中获取合理的利润，或者至少要避免实际的损失。作为他生产动力所必需的最低利润，也许只占生产总值的一个极小部分。但是若把这一部分从他那里拿走，则整个生产过程将停止。不幸的是，现在所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价格相对于成本的下降，加上高税率所引起的心理影响，已经摧毁了必要的生产动因。这就是目前混乱状态的根源所在。因此，进一步恫吓或困扰企业家的做法，也许是非常不明智的。然而一种向前的政策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一个人发觉自己有入不敷出的危险时，就会谨慎小心，神经往往备受煎熬，此时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类比影响之下，他往往会成为紧缩论调的支持者，虽然这个论调最终对自己是不利的。 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神经紧张的因素。我们正在遭受国际局势不稳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由于国内较高生活水平的影响，我们在出口贸易方面的竞争力，有了显著的减退。同时，由于国内企业无利可图，投资者宁可把资金投放到国外。另一方面，高税率也在同一方向上产生着有害的影响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他债权国不愿意出借资金（这是本次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从而使伦敦的财政负担过于沉重。这些都是对向前政策不利的明显论据。因为国内就业的增加、生产活动的扩大，将导致入超额的增长，而政府的大规模借款行为，有可能吓得投资者不敢提供贷款（在他们目前的心情下）。 因此，实行扩张政策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引起政府举债，加重预算负担，扩大入超额度。这一政策的反对者指出，目前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信心、税收负担沉重以及国际局势不稳定，而这一政策的实行则会使这些方面更加恶化。 在这一点上，反对扩张者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我们不但应当打消所有的扩张念头，而且应当断然实行紧缩政策，也就是说，要削减工资，大量节约现在的预算支出；另一派，如斯诺登先生，则抱着否定一切的态度，他们既不喜欢紧缩的想法（以上面的意思来解释），同时也不喜欢扩张的主意。 然而，消极政策却是所有对策中最具危险性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存在着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即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否能够支持下去。对于100万的失业人口，我们当然能够支持下去；当失业为200万人时，我们也许还能勉强对付；但如果有了300万失业人口，我们可能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说，在消极政策下，听任失业逐步增长，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能未雨绸缪，做好长远打算，那么最终我们将一筹莫展。 我必须重复一遍，失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雇主无利可图。利润的损失可以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除了走向共产主义这条捷径以外，要解决失业问题，只有让雇主能获取适当的最低利润，除此别无良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产出需求，这是扩张主义者的惯用手段；另一种是降低产出成本，这是紧缩主义者的治疗方案。两者都想药到病除，相对而言究竟哪一个更好呢？ 削减工资从而降低产出成本，并节省预算支出，的确可以提高国外对我们产品的需求（除非由此引起国外效仿实行类似的紧缩政策，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或许将引起国内需求的下降。因此普遍削减工资使雇主获取的利益，实际上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显著。每一个雇主，对于降低他自己支出的工资，只看到了对他自己产生的利益；但同时他的顾客收入降低了，他的竞争者也同样会享受降低工资的好处，对于这些方面的后果，他却熟视无睹。由于紧缩政策将使某些收入阶级获取极大的利益，而使其他阶级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必将造成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引发强烈的抵触情绪。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紧缩政策真正有效的实际可能性变得非常渺茫。 然而对扩张主义补救措施的异议——我们国际地位的不稳定、预算状况以及信心的缺乏——不可能就这样处理。两年以前没有担惊受怕的必要，而今天情况则不同了。惊吓这些企鹅，使它们带着腹中的金蛋展翅离岸而去——是不明智的。一项足够激烈的具有效力的扩张政策也许会迫使我们放弃金本位。此外，两年以前的问题主要是一个英国的问题，而今天则主要是一个国际问题了。就目前来看，仅国内的治疗是难以奏效的，重要的是实行国际范围内的治疗措施。我从英国的领导地位中看到了医治国际萧条的最大希望。而英国若想重新取得领导地位，它必须是强盛的而且被相信是强盛的。我认为这并不难，因为伦敦今天的实力为外国舆论所低估，使这种观点来一次突然扭转的时机已经成熟。我是不赞成恢复金本位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祥预言不幸已经部分应验，因此，我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现有的外汇地位，使我们重新占有对世界的后继乏人的金融领导权。从公认的实力而不是从软弱的立场出发来说，唯独英国才有当此重任的经验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以国内就业利益为出发点呼吁实行扩张政策的人们，应当在慎重考虑之后，再作决断。我经过仔细思考以后，提出了以下结论。 我的意见是，扩张政策虽然效果是非常好的，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却不一定安全可靠，甚至也不一定切实可行，除非同时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来抵消它的危险性。这里我提醒读者注意一下它的危险所在，即贸易平衡方面的负担、预算方面的负担、以及对信心的影响。即使扩张政策能大幅度地提高利润水平和就业量，在预算、信心方面最后的净影响是有利的，而且也许是非常有利的，也只能认为扩张政策最终将证明自己是合理可取的。但这是最后的结果，最初的影响也许并不是这样。 有什么措施可以用来抵消这些危险后果呢？一个值得采取的可行措施是，首先改变目前严重滥用失业津贴的现状，暂缓执行预算内关于社会公用设施的一切新支出；然后把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扩大就业计划方面的需要。但是还有一个主要措施，在我看来，应当是任何明智的财政大臣所必须考虑执行的，即不论他对保护性政策的看法怎样，必须切实实施财政关税政策。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有利的，而且是适宜的，所以毫无疑问，不会再有其他措施比它更好了。我设想中的关税不包括差别保护税，但所包含的范围应力求广泛，可规定一种统一的税率，或者规定两种统一的税率，两者分别适用于范围广泛的商品种类。与出口有关的进口材料，税额应予以部分减免，至于构成出口产值重要部分的原材料，如羊毛和棉花，则应免税。财政税收总额预计相当巨大，应当不低于5000万英镑；可能的话，甚至可以达到7500万英镑。具体来说，对一切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应一律征税15％；对一切食品和某些原材料，应征税5％；至于其他一些原材料，则予以免税。对于以上税率的规定，我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我认为它对生活费用的影响并不很大——不会大于目前月与月之间的价格波动幅度。不仅如此，任何可以想像到的解决失业的补救办法，都会造成价格上涨的后果，况且实际上这也的确是我们想得到的结果。同样，在考虑了按一般简单方法计算的出口折扣以后，对出口品成本的影响是非常细微的。此外，万一世界价格又恢复到1929年时的水平，则应取消这一关税。至于自由贸易主义者方面，根据其宗旨，他们应当会同意这一决定的。 与其他任何可供我们采用的方法相比，这一措施具有独到之处，即一方面它可以解除预算方面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企业界的信心。如果有人认为在不借助财政关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拟定出一个明智而又审慎的预算方案，那我要说，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这还不是它的唯一优点。它能够促进进口国生产进口替代产品，因而会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它还可以解除贸易平衡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从而可为支付扩张政策所必需的额外进口增量，以及伦敦给予贫困债务国的财政贷款，提供一笔迫切需要的资金。财政关税的实行限制了某些商品的进口，从而掠夺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购买力。通过增加进口、提供贷款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在另一方面恢复这些地区的购买力。有些不切实际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也许会宣称，进口关税对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将使所有上述想法尽成泡影，但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的。 自由贸易主义者可能坚定不移地认为，关税收入是我们紧急备用的干粮，只能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作一次性使用。现在紧急情况已经出现了。凭借喘息的时间和由此提供给我们的财政余力，我们可以拟定一项国际国内的政策和计划，以便向紧缩主义精神和恐惧心理发动进攻。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贸易主义者拒绝这些权宜之策的忠告，那么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使现任政府四分五裂，代之而起的新内阁，在缺乏信心的混乱状态下，必将全力执行十足的贸易保护主义纲领。我并非不习惯于居于少数派地位，但是这一次，我却相信90％的同胞将赞同我的观点。 二、金本位取消前夕 （1931年9月10日） 整个国民的精神力量正在被引入歧途，除非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更进一步地集中心智，分析当前问题的实质，否则严重的困难将降临到我们头上。 目前全国、地方以及个人都不顾一切地把眼光盯在“节俭”这个主意上，而“节俭”就意味着要采取消极措施，对于促使生产力转化为实际生产活动的开支，一概拒绝给予。如果我们把“节俭”作为应尽的职责而大力提倡，也许将产生非常可怕的社会影响，以至于使我们国民生活的整个系统发生动摇。 在5月份报告提出的节俭方案中——在一般原则上它是否适用可行，这里暂且忽略——所有列举的条款几乎都会毫无疑问地导致失业的增加、企业利润的降低以及国家岁入的减少。我曾计算过，节俭1亿英镑将会削减预算赤字，但净减额不会超过5000万英镑。如果认为这样的节俭方案，对于需要救助的失业者人数或者现行税收收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简直是自欺欺人——除非我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国外金融家的利益而故意伪装预算平衡。 假设我们把一切形式的“节俭”措施付诸执行，从逻辑上讲，最终我们将获得预算平衡，因为收支双方都将等于零。由于节俭的缘故，我们都相互拒绝购买彼此的劳务，结果是我们大家都奄奄一息、坐以待毙。 首相曾经说过，现在就像又来了一次战争一样，对此，许多人深信不疑。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战争期间，制止一切可以暂缓的支出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可以转移资源用于无休止的军事需求。但现在我们节省资源作什么用？难道非要让人站到街道的角落里，靠救济金过活？ 目前，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而另一方面却有各种类型的资源闲置。在这个时候实行节俭，从国家立场上看，只有一点用处，即可以减少我们对进口品的消费。至于其他方面，它的效果则完全体现在失业、企业亏损和储蓄减少上。就是以减少进口这一点来说，这也是一种非常间接、浪费的方式。 如果节俭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减少了政府雇员的收入，致使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那些人无法购买同以前那样多的进口食品，则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缓和。但这不会占到总节俭额的20％，其余的80％无形中都被浪费掉了，要么成为单纯的亏损转移，要么由于英国国民互相拒绝购买劳务而造成失业。 我所说的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吁实行节俭计划，但是我非常怀疑，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对由此产生的真正后果有哪怕是一点点模糊笼统的概念。 我并不否认存在预算问题。恰恰相反，但我认为预算的目前状况主要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而节俭本身不能消除这些起因，反而会起到恶化作用；因此若想单纯从节俭计划着手解决预算问题，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困难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世界经济萧条；直接起因是财政当局高层人士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轻率和鲁莽；初始缘由在于我们恢复金本位时，对由此将引起的困难，没有一点点本质上的认识。如果把我们目前的问题说成是预算问题，就跟视而不见德国的战后赔款，而把德国问题也说成是预算问题一样，令人可笑。 关于世界经济萧条，就目前来看，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丧失了获取国际领导地位的力量，而在去年5月，我们似乎获得过这一力量。此外，当局在国际银行业务方面的工作也欠妥当，由此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时无法挽回的。我们面临的选择只能是，对于外汇的现有金平价，要么继续坚持，要么放弃。 有关当局最终决定坚持不变，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原因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并不赞同。因为这一决定是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下做出的，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条选择道路，它根本没有沉着冷静地加以考虑。当局高层人士对于采取另一条途径时会产生些什么后果，曾有所分析预测，但这类分析在理性讨论中，连10分钟的时间都不到。 现任内阁阁员们，在过去的十年间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但其中大部分都令我们追悔莫及；我相信，这一次我们最终仍会对这一决定感到懊悔的。 然而维持现有金平价并不是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已经不惜一切代价，决定继续维持金本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执行这一决定，除明显需要筹集一笔外债以应付眼前急需外，到底还应当做些什么？对此，内阁和公众看起来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借债的结果，无非是把原来以英镑计的借款，用以法郎和美元计的借款来代替。但我们不可能永远依靠外债。问题的其余部分主要跟改善当前在收入账户上的贸易差额状况相关联。我认为，这才是内阁应当加以考虑的。 在这一点上，可能采取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它通过直接措施来限制进口（可能的话，同时实行出口补助）；另一种是在国内全面削减货币工资。如果我们拒绝货币贬值，那么最终我们也许不得不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 但眼下的问题是，应当先尝试哪一种办法。从后一种方法来看，它若是充分发挥作用的话，必将引起工资的猛烈降低，导致社会公道和实际执行两方面出现非常困难的、也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限制进口的措施则温和得多，所以如果不先试行前一种办法，那简直是愚蠢透顶了。 碰巧前一种办法还有一些别的重大优点。它不仅能够缓和外汇方面的紧张状态，而且相对于其他任何单一措施，它能够更为有效地促使预算保持平衡；此外，如果我们想实际增加企业利润、改善就业状况以及提高企业界的精神面貌和信心，则这是可供我们采用的唯一征税方式。 最后，据我了解，它是能获得民众舆论广泛支持的唯一措施。据可靠报道，前任内阁中有三对一的比率赞成实行进口关税，现任内阁似乎是四比一赞成；只有下一任内阁对此是一致赞同的。但现在的时尚是讲究牺牲，于是在自我牺牲的精神下，我们作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新发明，这就是所谓的“国家主义”政府，其基本宗旨是，只要此政府存在，关于何者为解决当前困难最妥善办法这一点，每个成员同意放弃自己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货币贬值是一个适当的补救办法，但国内还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以此为行动方针；若排除这个办法，则我们还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是冒险发展国内事业，因为这总比被迫失业好些。 第二条路是普遍削减工资，为了顾及社会公道，对于其他的货币收入者，也应尽可能地采取这一措施。 第三条路是严格限制进口。 如果我对目前局势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所谓的“国家主义”政府实际上根本不准备采取上述三种办法。他们的政策目标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使更多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希望生活水平降低的结果，能部分地对进口支出产生影响。 不采取直接限制进口而非要选择这种方式的想法简直是荒谬绝伦的。或者他们想通过恶化失业者的生活水平，同时确保失业人数在300万以上的手段，来达到削减工资的目的。难道这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吗？ 因此，为了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如果这种结果的确是人们所期望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采用直接的方式，而不是争取那些无端浪费的措施。现在，即使是内阁阁员们，也肯定会对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方针产生疑虑。 三、金本位取消之后 （1931年9月29日）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劝告自由党人和其他一些人士，建议他们实行普遍的财政关税，以此来缓和由国内外货币成本之间明显差别所造成的后果。但上周发生的事件，使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英镑的现有金价下，从许多方面看，英国的生产者也许是处于世界上成本最低者的行列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不能若无其事地听任事态发展下去了。只要通货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就不可能在关税问题上进行理性的讨论。因为，除非我们对与黄金相联系的英镑价格将来可能的水平有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除非我们知道有多少国家准备效仿我们；否则，关于我们竞争地位的未来走向，就无从谈起。 请允许我声明一下，目前应当关注的不再是关税问题，而是通货问题，只有后者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它现在还是一个具有超党派特色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政党对此提出过明确的看法。因此，它适宜作为非党派问题来处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非常不适宜与大选发生牵连。通货问题为我国恢复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提供了绝佳机会。我们或许领导整个大英帝国以及世界半数以上其余各国紧随着我们的步伐，从而使伦敦在稳固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其金融主导地位。如果整个国家沉溺于这个问题的纠纷争执，而把另一个迫在眉睫的、至关重要的通货问题置之不顾，将是错误的、愚昧无知的。我们应当全心全意、共同努力，为我们自己和世界其余各国，设定一个健全的国际通货政策。若有人认为没有这样一个政策，也可以重现昨日的繁荣景象，或者认为关税政策可以取而代之，那简直是异想天开！等到通货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坚实的基础上，重新回到保护关税和其他国内问题的讨论。到那个时候，才真正是大选的适当时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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