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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文章是1925年9月对俄国一次短暂访问的成果。我对那个国家及其语言一无所知，不过在一位翻译的陪同下，也多少接触了它的人民。这种场面出现在科学院——即从前在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的帝国学会的200周年庆典上，在那里我代表着剑桥大学。 这些文章不是以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知识和深入的体验为基础的，因此得说并不是那么有根有据。就其价值而言，不过是一位观察者的印象而已。这位观察者并没有特意地打算以他的偏见去歪曲他的见解，他只是尽其所能地传达是如何被俄国所发生的一切震惊的。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有时使用“宗教的”这个特征形容词作为对列宁的追随者的恰当描写。从我所接受的这个词的字面意义看，当这些文章出现在《民族》上时，我相信英国人会懂得我的意思；但在俄国，我猜想几乎没有人会赞同或理解对词语的这种用法。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使用这个词是愚蠢的和挑衅性的，不过是粗俗的攻击——就像我把坎特伯雷大主教称为布尔什维克一样（然而，如果他能够笃行福音戒律的话，那么也许真的配得上这种称呼）；因为他们都声称要成为对方。宗教、神秘主义、理想主义——这是列宁主义者的信条的一部分——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这个粗陋俗世的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虽然现在还没有，但谁又能保证，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他们不会规定在无产阶级惧乐部的图书室中“宗教部分只能收纳反宗教文学”呢？ 对于究竟为什么宗教在俄国人嘴里有如此恶劣的味道，这里有一个源自历史的也许是较好的解释。在俄国，语言上有一种一贯和通俗的用法，按照这种用法，仅仅只有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才是宗教的，而那些试图在尘世中找出一条更好道路的人们则是非宗教的；跳舞的伊斯兰托钵僧的叫喊是宗教的，而在列宁山上的宣誓则是非宗教的；阿斯布丁是宗教的，而托尔斯泰是非宗教的。因此，让我预先解释清楚，当我说列宁主义也许被灌注了宗教狂热时，并非在暗示人民委员是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跳舞的托钵僧或身着便衣的阿斯布丁。 对英国读者来说这些解释很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在英国我们一直公认宗教有两个分支：高教会派与低教会派，神秘的梦游者与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实利主义的利己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升华——在一种方式中自我融合在极其神秘的团体当中，而在另一种中自我则融合在对整个人类社会理想生活的追求当中。前一类的参与者也许忽视或者不理睬后者；而许多后一类的信徒则谴责前者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痴心妄想和自我欺骗。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同时属于这两类，这正是他们的独特之处。无论如何，当我提及宗教时，我的意思是将两者都包含在内的，而不仅仅是前者。 一些来自我们当代某些著名人士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我的解释。某些正被若干美国政客所竭力效仿的法国政治家，例如M．蓬卡尔，对我而言他们似乎是当今世界上最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托洛茨基、肖伯纳先生以及鲍德温先生，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都可以说是最为虔诚的人士。我不会忘记托洛茨基曾经写道： “在高度理想的名义下去接受工人的革命，不仅意味着拒绝它，而且意味着诋毁它。人类曾经在宗教、诗歌、伦理或哲学中痴人说梦般呓语过的所有社会幻想，都仅仅是为欺骗的目的服务，并对压迫视而不见。社会主义革命撕去了‘幻想’、‘崇高’以及令人丢脸的欺骗的面纱，在鲜血中洗去了现实的伪饰。革命强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至可以被合乎实际地、理性地、战略地和精确地推行。难道革命，正如今天在我们眼前史无前例的这一场，需要用罗曼蒂克式的爆发来调味，就像用兔肉酱来调配炖鲇鱼一样？” 因为托洛茨基也憧憬“一个使人们免于匮乏之苦和对每日面包的多余担忧的社会……一个使人们解放了的利己心——一种强大的力量——完全被引导到对宇宙的理解、改造和改善上来的社会”。所以，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将手段与目的相混淆： “革命本身还不是‘自由王国’，相反，它将‘必然性’的特征发展到了最高程度……革命文学不能仅仅为社会仇恨的精神所充斥，虽然这种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是创造性的历史因素，但在社会主义下团结应成为社会的基础，文学艺术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基调。所有那些革命者目前为其命名而忧心忡仲的感情——它们已被伪君子和暴发户们糟蹋得所剩无几——例如无私的友谊、同情等，应成为社会主义诗歌的主旋律。” 人们有一种感觉，即这种思想观点不会以同等的真诚、严肃和感情力量出自譬如说墨索里尼先生，或者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之口。前者也许是个易于接受改造的流氓，而后者则是个灵魂不可能得救的正派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我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常常是伸手可及的，但在远处却难以弄清。在去俄国之前，我对共产主义者抱有类似的怀疑。这部分是因为我的所思所想是来自我在此处的所见所闻，而在别的地方我一直对这些东西知之甚少。 一、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 要对俄国不抱偏见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持有公正之心，但对于毫无背景知识和经验，并且是如此陌生、变幻莫测和自相矛盾的事物，又该如何表达出真实的印象呢？没有一家英国报纸在俄国有常驻记者。对于苏维埃当局关于他们自身的说法，我们正确地持怀疑态度。但我们的大多数消息不是来源于有偏见的劳动者代表就是来自于有偏见的流亡者。因此，对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统治下的另一个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对在其中进行的试验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秩序，我们犹如雾里看花。俄国正遭受着经年累月的所谓“宣传”造成的痛苦，这种“宣传”由于其言辞虚伪而最终使远距离的交流难以实现。 列宁主义是两种事物——宗教和企业——的结合，而几个世纪以来，这两者在欧洲人的精神中是互不相干的。由于这种宗教是崭新的，因此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同时由于其企业是从属于其宗教而非其他范围的，且效率极低，因此又让人轻视。 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列宁主义的威力不是从群众中取得的，而是来自于少数热情的皈依者。他们的热忱和偏执精神使得他们的力量踉宗教感情淡漠的人相比，一个抵得上100个。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其领导者的眼界要比他们的追随者更广阔些，前者也许能够诚心诚意地将新精神与那些在政治上多少有些玩世不恭的政治家们结合起来，这些政治家对反复无常的实验主义者可以笑脸相迎，也会冷眼相待；宗教使他们免受真理与慈悲的束缚，但对于事实和利害得失却并非视而不见，因此难免被指责为伪善（虽然这种指责是世俗的和教会的政治家们所关心的，但却是肤浅而无用的）。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似乎驱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多彩欢快和自由气氛，而代之以信徒们毫无生气的呆板面孔。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毫无公道和怜悯地迫害那些积极的反抗者。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充满着传道者的热情和把教义发扬光大到全世界的野心。但是，如果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在伪善者领导下进行宣传和迫害的少数狂热分子的信仰，那么毕竟是不多不少地，正是把它说成是一种宗教而不仅仅是一个政党；列宁是一个穆罕默德而不是一个俾斯麦。如果我们坐在资本主义的安乐椅上想要吓唬自己，那么不妨把俄国共产主义者想像成在阿提拉领导下的早期基督徒，他们靠宗教裁判法庭和耶稣传教团装备起来，强制施行新约全书记载的经济制度。而如果我们想在这张安乐椅上自我安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满怀希望地认为，由于这些经济制度与人性格格不入，因而不能为传道和军备提供足够的财力，并最终会失败呢？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这种新宗教是否部分地与现代人的精神相符合或相共鸣？它在物质方面是否是如此低效，以致使其无法生存下去？随着时日渐增，当狂热情绪被充分淡化和不纯洁情况有了增长以后，它是否还能够抓住群众？ 对于该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些对基督教资本主义或自我中心资本主义心满意足并且没有被诡辩遁词所迷惑的人将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或者是已经有了一个宗教，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宗教。但是，在这个时代有许多尚无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任何真正新创的宗教，只要它不是新瓶装旧酒并且证明了自己的鼓动力，就必然会产生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从俄罗斯——这个欧洲家庭中最年轻的儿子，青丝如云，漂亮而又鲁莽——所产生出来的新鲜事物，使得它与其西方已两鬓斑白的兄弟们相比，无论是离尘世还是天堂都更为接近一些。和它的西方兄弟们相比，俄罗斯晚生了两个世纪，还没有失去青春的气质，还没有耽于享乐、固于习惯，因而还能够从家庭其他成员的中年人的幻灭颓丧中振作起来。正是这一新鲜事物，使得人们的好奇心愈加强烈。所以对于那些企图从苏俄找到些好东西的人们，我是持同情态度的。 但是当涉及到实际的事物时，我们又作何感想呢？对于我来说，由于是在没有被宗教恐怖污染的自由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红色俄国让我厌恶之处实在是太多了。舒适安逸与习惯势力能够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摒弃红色俄国的生活方式，但在思想上我同样不赞同这种教义。它不关心对日常生活的自由和安全造成了何种程度的损害，还故意使用迫害、破坏和国际斗争作为武器。其政策的一个特有表现是花费无数金钱，在国内每个家庭和团体内收买间谍，在国外挑拨离间制造麻烦，对此我怎能表示赞许呢？与其他政府的贪婪、好战以及帝国主义倾向相比，这一切不见得更坏，也许还更有意义一些，但这远远还不足以使我摆脱成见，改换门庭。它那本不容批评的圣经，是一本陈腐过时的经济学教科书，我知道它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毫不相关、格格不入，我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学说呢？它宁愿要田里的野草而不要禾苗，把粗鲁的无产者抬高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对于这样的教义，我又怎能采纳呢？后两者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毕竟是人类的精英，他们传播着一切人类进步的种子。即使我们需要一种宗教，但我们能够从红色书铺乱七八糟的垃圾中找到它吗？西欧的受过教育、正派而有理解力的子弟，很难在此找到他的理想，除非他经历过某种奇特而可怕的转变过程，改变了他的一切价值观。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止步，那么就将错过对这种新宗教的本质的认识。共产主义者可能会义正词严地回答说这一切都不属于他的最终信仰，而只是革命的策略。因为他深信两件事情：在世界上建立新秩序和以革命的方式作为达到此目标的唯一手段。这种新秩序决不能以革命时期的恐怖或过渡时期的贫困来评判。革命可以说是以目的来证明手段之正当合理的最高范例。革命战士必须抑制自己的人性，变得无所顾忌、冷酷无情，并忍受一种朝不保夕、忧患频生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那么，作为世界上的一种新秩序，这种新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从表象上观察，知道得并不怎么清楚。有时按照其代言人的说法，它似乎仅仅是物质的和技术性的，在这一点上它正与现代资本主义意义相同。也就是说，似乎共产主义所最终要求的，也仅仅是成为像资本主义那样获取相同的物质经济利益的更为先进的技术工具，它将最终带来更多的农田产出，并更为严密地驾驭自然力。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宗教，而只是虚张声势以促进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也许会带来经济技术的改进，也许不会。然而，事实上由于我们阵营方面曾经指责这种经济制度的低效率，因此我怀疑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责难的反应，在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心中，和人类前途有更多利害关系的，是别的一些东西。 在某一方面，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在模仿其他一些著名教派。它抬高普通小人物并使之无所不能，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它还包含着另一个要素，这个要素本身也并不是新创的，然而它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一种新的背景下，也许会对未来真正的宗教——如果世上真有所谓真正的宗教的话——有所贡献。列宁主义是绝对地、明目张胆地反对超自然主义的，它的情感与伦理的精髓集中在个人与社会对金钱的爱好的态度上。 我并不是说俄国共产主义改变了、甚或是企图去改变人类的本性，使犹太人比原来更少些贪婪、俄罗斯人的奢侈浪费有所收敛。我也并非仅仅是说它树立了一种全新的理想。我的意思是，它在试图去建立一种社会框架，在其中，原先影响人们行为的金钱动机的相对重要性将会发生变化。对各种行为的社会认同程度将会与以前有所不同，原先被认为是正常的、可敬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既不正常、也不可敬的。 今天在英国，一个有才能的、正直的青年想要进入社会时，将会在从政与经商的利弊得失间进行权衡。而无论是选择从政还是经商，社会舆论都会予以尊重。尽可能多地赚钱牟利，不会使社会对他的尊敬有所减少；相反，与把一生精力投入政治、宗教、学术或艺术相比，也许还可能获得更多的敬重。然而，在将来的俄国，一个正派的青年在步入社会时，决不应选择赚钱牟利的事业作为可能的开端，如果他执意为之，那就相当于一位绅士执意要成为盗贼或学习营私舞弊的歪门邪道。甚至现存社会对于爱好金钱最为赞同的方面，例如节俭、储蓄、努力获得经济上的安全以及个人和家庭的独立，虽然在道德上不被认为是错误的，却由于障碍重重、难以实行而不值得为之去耗费精力。新教义规定，人人都应该为社会工作，如果他尽职尽责，社会也会对他给予支持。 这种新制度并不意味着把一切人的收入都降到完全平均的水平——至少在现阶段不是如此。在苏俄，较之于其他人，一个有才干的成功人士拥有较高的收入，生活也过得要相对宽裕些。一个人民委员每周有5镑收入（外加其他各种免费供应、一辆汽车、一套住房、剧院里的一个包厢等），日子过得很不错，但与伦敦的富翁相比却毫无共同之处。有成就的教授或文官每周有6镑或7镑的收入（除去各种捐税），其实际收入水平也许三倍于无产阶级工人，六倍于较贫困的农民。在农民中，有的人的收入是其他人的3倍或4倍。失去工作的人可以获得部分收入。但是在俄国的高物价和严格的累进税制下，以这种收入水平，没有人能够积蓄下任何值得积存的东西，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是艰难的。如此的累进税制以及征收房租和其他费用的方式实际上对每周的公开收入超过8镑乃至收入10镑的人是极为不利的。这里也不存在任何可以获得大笔进款的机会，除非冒与在别的地方进行贪污、贿赂一样的风险。贪污、贿赂在俄国并没有绝迹，甚至也不是稀有现象，然而任何被自己的奢糜铺张或本性所驱使而走上此途的人，都面临着被发觉的巨大危险以及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罚。 在现阶段，对于为牟利而进行的买卖行为实际上也并没有加以禁止。在政策上并不绝对禁止这些职业，但却使它们变得危险和不体面。私商是一种被允许存在的歹徒，他们没有特权，不受法律保护，就像中世纪的犹太人一样——这为那些在天性上特别倾向于这方面的人提供了出路，但对正常人来说却不是正当、合意的工作。 我认为这些社会变迁的结果，已经使人们对金钱的（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而当丝毫没有受到旧风气浸染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后，很可能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俄罗斯的人民，也许只是由于他们的穷困，追逐金钱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至少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强烈。不过赚钱和聚财，对于接受了苏维埃统治的有理性的人来说，是不能像我们一样把它们列入人生计划之内的。一个这样的社会，即使只是部分真实的，其变化也已经是翻天覆地了。 所有这一切也许会被证明只是“乌托邦”，或者对真正的福利是破坏性的，虽然，当以一种强烈的宗教精神来追求这一切时，也许不如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孜孜以求显得更为“乌托邦”。我们一向都把它看作是虚伪的、邪恶的，然而这种看法真的是恰当的吗？ 二、苏俄的经济学 如果我们在把列宁主义看作是一种进行迫害和传道的宗教的同时，不把它作为一种实验性的经济技术来观察，那么将不能真正地理解它。关于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这种经济技术是不是效率低得足以带来可怕的灾祸呢？ 苏俄的经济制度已经和正在经历极为迅速的变化，要对之进行准确无误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被广泛地使用。再没有比列宁更为坦率的实验主义者了，已经尝试过的每件事物都不曾触及过他信仰中的核心真理。首先，关于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非本质的，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例如，这一学说在一开始主张要废除货币的大多数用途，而现在这种观点则被看作是错误的。继续利用货币作为分配和计算工具，这与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协调的。政府也回心转意，认为对于留在祖国的旧知识分子、私商，甚至外国资本家，实行一种将有限的容忍与周期性的戏弄和折磨结合起来的政策，要比试图把这些成分全部一扫而光更为明智得多。这是由于他们相信，通过全面控制教育机构和对青年的培养，同时逐步改善国营企业的技术，增加国家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不再需要这些异己分子来充当辅助者。因此，几乎所有接受过战前教育的旧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现在都在政府中服务，而且常常占据重要的、责任重大且薪水较高的职位。私商再次成为合法的，虽然是危险而艰难的。而那些给予苏俄政府以短期进口信用的外国资本家，在我看来，暂时多少可以肯定地认为，他们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回报。由于苏俄对这些权宜之计的追求是如此起伏不定，以致使得要对苏俄的任何事情进行概括都是十分困难的，一个人关于苏俄任何事物的说法，可以同时是亦真亦假的——这就是为什么友好的批评和恶意的指责，都可以非常确切地描绘出关于同一事物截然不同的图景的原因。 伴随苏俄早期的恶劣物质条件——这对任何经济制度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使得对这种经济制度的效率的估计变得困难了。世界大战给它造成了惨重的物质损失和经济崩溃，随后它又面临一系列的内战，而且被世界的其余部分所放逐，还遭遇了几次农业歉收，这些歉收部分是由于糟糕的管理造成，但部分也应归因于坏运气。不过，我想苏俄的实验主义者仍然可以公正地宣称，在只以结果来评判优劣之前，他们肯定已经有至少5年和平而风调雨顺的时间。 如果要对现状作任何概括，那么只能是这样的——这种制度是在一个低效率的水平上发挥其作用，但拥有能够使之得以持久延续的要素。我对俄国现阶段经济状况的真实情况的估计大致如下所述。 俄国现在是一个大约有1．4亿人口的国家，其中的6／7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1／7是城市居民，从事工业。以一个过客的眼光来看，其城市和工业人口是不能够自给的——也就是说，从这些人口所提供的产出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是超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的超额部分是通过对农民的剥削来补足的，这种做法之所以行得通，不过是由于城市人口只占其总人口数的一个很小比例。因此，共产主义者的政府对于其理所应当特别加以关照的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剥削农民来予以特殊的优待；而农民，尽管受到了剥削，但由于得到了自己的土地，对政府也别无所求。这样，某种平衡就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内建立起来了，这给予苏俄政府一个呼吸空间，使之能够腾出手来进行一场认真的经济调整。 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正式途径主要是通过价格政策而不是税收制度——虽然土地税是预算中颇为重要的一项——来实现的。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和对工业产出的实际控制，使得当局能够维持对农民极其不利的相对价格水平。他们以远低于世界价格的价位从农民手中收购小麦，而以明显高于世界价格的价位把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售卖给农民。这种差价所提供的资金，能够对其高昂的企业管理费用、普遍低效的制造业和分配制度提供财政支持。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垄断，把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相分离，从而能够以一定的方式来操作，即使在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时候，也能维持外汇平价。人们都承认，卢布的真实价值，与以目前汇率来衡量的国际价格相比，其国内价格要低得多。 这些手段，虽然目前对于实现其意图是有效的，而且也许暂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包含着两个灾难性的、导致低效率的因素。农产品相对于工业产品的低价格是对农业的一个严重阻碍因素，而农业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苏维埃政府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获得足够雄厚的财力，从而能以更为接近产品真实价值的价格向农民购买——这无疑将激励农民去努力实现一个高得多的产量，而且也能为他们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同时，城市无产阶级工人的真实收入大约是农民的两倍，并且据说如果将各方面因素都算进去，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战前收入水平的80％，这种特别优待使得城市生活远比农村生活更富吸引力。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压力远远大于设备落后、生产资金缺乏的工业吸收新工人的能力。如果不是由于现在城镇中住房困难和工作机会缺乏，那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种移民——一个初到莫斯科的农民会被告知，他将无事可做、无处安身。不过这些阻碍因素只有在城镇已变得拥挤不堪和失业人数达到空前的比例之后才能发挥作用。两年来就业形势一直很严峻，并在继续恶化，我相信现在俄国有20％～25％的产业工人失业——亦即600万总数中的150万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但不是全体，能够从其职业中获得相当于他们正常工资1／3的救济品，甚至即使如此，与较贫穷的农民的工作收入相比也不会差得太多，其结果是失业大军成为国有企业财力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况不过是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教训对于共产主义国家也同样适用，也就是说，耗费财力去干预相对价格或相对工资的正常水平，会使得某些职业的吸引力过分强烈，而其他职业则相形见绌。另外这也启示我们，相似的恶果可以由截然不同的原因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造成，因为俄国在相对工资和相对价格上的毛病与我们的问题有类似之处。 因此，俄国农民的真实收入不超过原来的一半，而俄国产业工人则遭受着空前的过度拥挤和失业。然而，这里无疑仍然有某种保持政治、经济稳定的措施。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无能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它经受过比目前状况严峻得多的考验。苏俄已经建立起一种涵盖经济生活中一切活动的组织，虽然按正常标准看它是低效的，但已逐渐摆脱了虚幻和混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俄国的生活水平与我们相比虽然是很低的，但却已经逐渐摆脱了饥馑和死亡，并确实提供了某种安适。每个人都赞同去年的改善是巨大的，今年的收成也还不错，情况正明显地发生好转。新社会制度的一些宏大规划正开始成形。一个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发电站，不久就将向列宁格勒供应电力和照明。分布广泛、装备良好的作物种植企业，很快将向农民供应用最新的孟德尔法培育的更优良的种子。 在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编者注）进行了长久辩论后，陪伴他的两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眼中充满了信仰的狂热，最后上来对我说道：“我们可以预言，十年以后，俄国的生活水平将高于战前，而欧洲其他地区的生活水平则将低于战前。”想一想俄国的天然财富和旧体制的腐朽无能，再看一看西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我们在对付这些问题时显示出的束手无策，难道我们能够断言这两位同志的预言只是夸夸其谈吗？ 三、共产主义的生命力 我的第三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随着时间的进展，当热烈程度被充分淡化、不纯洁的因素与日俱增，此时共产主义还能够抓住群众吗？ 对于这个只有时间才能知道的问题，我无法作出回答。但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我的确有把握，即如果共产主义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那么它将不是作为一种改进了的经济技术而是作为一种宗教而有所成就的。我们惯有的批评倾向会造成两个相反的错误：一方面当我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时，由于对它是如此深恶痛绝，以至于夸大了其在经济上的低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它在经济上的低效率是如此印象深刻，以至于低估了它作为一种宗教所具有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我看不出俄国共产主义对于我们的经济问题，在智力发展或科学价值上会有所贡献。我不认为它含有或者可能含有任何有效的经济技术，这种技术用之于我们的社会——我指的是保留了英国中产阶级所有理想特征的社会，而不是19世纪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取得同样的或更大的成功。至少在理论上，我也不相信有任何必须以革命作为必要手段的经济上的改善。与此相反，我认为剧烈的变革方式将使我们失去一切。在西方工业条件下，采取红色革命的方式，会把全体人民都抛进赤贫和死亡的深渊。 但是作为一种宗教，俄国共产主义的力量又如何呢？或许这种力量是相当大的。抬高普通人的地位，这是一条在抓住群众方面屡见成效的教理。任何宗教，或者团结同一教派信仰者的纽带，都有力量对抗非宗教主义者自我中心的原子论。 现代资本主义是绝对不信仰宗教的，它缺乏内聚力，没有几分热心公益的精神，它经常是，虽然并不总是一群财富的占有者和追逐者的集合体。这样一种制度，必须取得巨大的而非仅仅是过得去的成就，才能生存下去。在19世纪，这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些理想主义的；但无论如何，它曾是一种团结一致、满怀信心的制度。那时，它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充满了蒸蒸日上、前途无量的希望；然而在今天，它只取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就。不信宗教的资本主义要战胜信仰宗教的共产主义，仅仅靠较高的经济效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出许多倍的效率才有希望。 我们过去一直相信，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可以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而且能够逐渐引导我们进入经济天堂，到那时，我们就差不多可以摆脱经济上的牵累了。但现在我们却开始怀疑企业家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如果把企业家作为一种手段来看待，还算是差强人意；而如果把企业家当作是一种目标，那么就不太让人满意了。人们现在开始怀疑，把企业与宗教一分为二，让它们各就各位、井水不犯河水，这样所得到的物质利益是否能够弥补由此造成的道德上的损失。新教徒和清教徒能够心安理得地把企业和宗教割裂开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前者的活动是属于尘世的，而后者则与天堂有关，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发展论的信仰者能毫无愧疚地把两者分开则是因为他们认为企业是建造未来尘世天堂的手段。然而，这里还有第三种思想状态，在其中我们无论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天堂，还是对把发展作为建设未来尘世天堂的当然手段，都心存怀疑；而如果天堂既不在另一个世界，也不可能在未来降临，那么它肯定只能出现在此时此地或者纯属子虚乌有。如果在经济发展中不存在道德上的目标，那么结论是我们决不能为了物质利益牺牲道德，哪怕是一天也不行——换句话说，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在心灵中将企业与宗教一分为二了。一旦一个人的思想进入这样一条轨道，那么他就将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到共产主义的内核中去探究求索，与我们的报刊所描绘的表面图景相对照，他会发现那里是另一番景象。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似乎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时代的道德问题，与我们对金钱的爱好有关，与对生活活动中无处不在的金钱动机的习惯响应有关，与普遍地把为获得个人经济上的安全而奋斗作为努力的首要目标有关，与把对金钱的社会认同作为建设性成就的衡量尺度有关，也与把储藏本能作为家庭和未来的必备基础的社会响应有关。在我们周围尽是些日益衰落的宗教，大多数人民对它们越来越没有兴趣，除了作为一种令人愉快的传道仪式或社交礼仪，它们已经失去了在道德上的重要意义。这只是因为，不同于这些宗教的早期形式，它们与现代人的基本问题毫不相干。现在人们日益强烈地要求针对我们与金钱有关的思想感情，在头脑中进行一场革命，这也许是理想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因此，也许俄国共产主义的确代表着一种伟大宗教所掀起的第一阵令人头晕目眩的狂澜。 一个访问俄国的外来者，如果试图不存偏见地去感受其环境气氛，那么我想他肯定将徘徊于两种心境之间——沉闷压抑和欢欣振奋。马丁·康威爵士在他的《苏俄的艺术珍品》一书中，对此作了真实贴切的描述。在叙述到他离开俄国时，他这样写道： “在一段很长的停留以后，列车继续前行了大约半英里。来到芬兰边境。在这里护照、签证和行李都再次受到了检查，不过这次要马虎得多。这个车站是新建的，简朴、清洁、方便，服务得很周到，是个舒适的地方。这儿还有一个很不错的茶点室，里面在殷勤好客的气氛中，供应一些简单但烹调得很好的食品。 “在俄国受到如此友好的接待之后，如果还想对此说三道四，似乎显得有点儿不近人情；但如果要我毫无保留地说出事实真相，那么在此我得补上一笔，即在这个芬兰边境的小车站，我体验到一种感受，觉得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压迫着我的沉重包袱终于卸了下来。我不能解释我究竟是怎样感觉到这个包袱的存在的。在初到俄国时我并没有这种负重感，但慢慢地它与日俱增，自由感渐渐消失了。虽然每个人都很友好，但仍能感觉到一种压力的存在，这不是施加于某一个人的，而是无所不在的。我从未像这样觉得自己完全是在异乡为异客；起初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以后逐渐清晰起来并凝聚成一种越来越能被意识到的压抑感。我猜想人们在沙皇俄国时期，也许会有同样的体验。美国人经常夸耀他们的‘自由空气’，并称之为他们国家的特征。这是他们与讲英语的地区所共有的东西。俄罗斯的道德空气是一种极为不同的感情化合物。 “现在我们正在穿越的芬兰的这部分地区，在物质特征方面与俄国边境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却感到自己正通过‘小康’之境，并看到了安乐甚至繁荣的先兆……” 这种压抑的心境是难以言传的。这一方面毫无疑问地归因于红色革命——俄国有许多情形让人看了觉得应该祈祷，但愿自己的国家在实现其目标时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另一方面，这也许是由于俄罗斯人天性中的粗鲁、残暴，或者是由于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天性像现在这样糅合在一起所致。然而，这也是红色俄国无限的热情以及高度的严肃认真的一种表现，从别的角度看则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没有人能够比革命中的俄罗斯人更为严肃认真，严肃到甚至在纵情狂欢之时也不会失去这种态度，认真到甚至于有时候忘记了明天，有时候又忘记了今天。这种严肃认真常常是粗鲁的、愚蠢的，让人极端厌烦。一般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些单调乏味的人，恰似任何时代的卫理公会教徒。这种空气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们通常所能忍受的限度，令人不由得向往起伦敦的逍遥自在来了。 然而，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旦被人们感知，则是非常伟大的。在这里，尽管人们不时会感觉到它的贫困、愚昧和压抑，但却是一个生活的实验室。在这里，化学药品按照新的配方混合起来，正发生着剧烈的反应。某些东西——只要有机会——也许会从中产生。给正在俄国发生的一切一个机会，也许要比给（比如说）正在美国发生的一切一个机会更有意义一些。 那些为《泰晤士报》撰稿的绅士们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对俄国的恐惧之情，我想也许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俄国能够在外部世界形成一股势力，那么这将决不是季诺维也夫先生用金钱收买的结果。除非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否则俄国决不会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现在俄国的一切已是木已成舟，因此我愿意给她一个机会，助她一臂之力，而不是从旁加以阻挠。因为要是我是个俄国人，在作了周详的考虑之后，无论如何我也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给苏俄而不是沙俄！我对于新旧官方信仰都同样地嗤之以鼻；对于新旧专制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同样深恶痛绝，但是我仍然觉得，我的眼睛应当正视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并始终予以关注。从旧俄国的残酷与愚昧中，什么好东西都不可能产生；而在新俄国的残酷与愚昧中，却可能潜藏着理想世界的萌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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