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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巴普蒂斯特。萨依这位作家，总的说来，只是把亚当，斯密在一种不够完整的方式下搜集起来的材料加以阐述，加以系统化、通俗化而已。他对于事理的阐明与加以组织化这些方面具有高度天才，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成功的。在他的著作里，除了确认亚当·斯密所否认的精神劳动的生产力这一点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或独创的见解。上述这一点，根据生产力理论来说固然十分正确，不过与交换价值理论是对立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斯密的理论显然要比萨依的完整些。精神劳动者并不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消费行为，还减少了物质生产与蓄积的总量，也就是减少了物质财富的总量。还有，萨依在他的观点上所以把精神劳动者列入生产阶级的理由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交换价值，这个理由实在全无根据，因为那些交换价值在没有流到精神劳动者的手里以前就已经被生产了；所变更的只是价值的占有者，价值的量并没有增加。只有当我们把国家的生产力而不只是交换价值的占有看成是国家财富时，我们方才能把精神劳动者称作是生产的。萨依在这一点上感到他自己是与斯密对立的，这正同斯密感到他自己是与重农主义者对立的情形一样。 斯密为了要把从事于工业者列入生产阶级，不得不扩大财富所由构成的事物的概念；萨依，在他这方面，并没有别的路可走，要么接受亚当·斯密传给他的衣钵，那就是采取那种荒谬见解，认为精神劳动者是不生产的，否则就得象亚当.斯密反对重农主义者的做法那样，也来一个扩大财富概念，再把生产力也包括在内；这时就得说明，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就我们所知，这并不是一般所周知的——萨依有一位兄弟，凭着他简单朴质的常识，清楚地看到了价值理论的根本错误，萨依对于他自己理论的是否健全、正确，在这位怀着疑问的兄弟的面前也表示了怀疑。 路易.萨依在南特时曾这样写道，有一个学术名词，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流行，但是引起了许多错误的推论，就是他的兄弟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也不能免。按照路易·萨依的说法，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物质商品和它们的交换价值，而是在于不断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斯密和尚·巴普蒂斯特·萨依的交换价值理论是从商人个人的狹隘观点来看财富的，这种理论是要想纠正所谓重商主义的，但是它自身依然是有限制的重商主义。关于这类疑问和反驳，尚.巴普蒂斯特·萨依答复他的兄弟时这样说，“他的（就是尚.巴普蒂斯特.萨依的）方法（方法？）（即交换价值理论）当然不是最好的，但困难之点是在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什么话！当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吗？他的兄弟路易不是已经找到了一个吗？不是这么说的；真正的困难是有些人没有足够的机智果断，去把这位兄弟所说的（当然只是概括他说的）概念抓住，并追究到底；或者不如说是，要把已经确定的学派推翻，要把与已经借此成了名的学说恰恰相对立的一面来加以推演，这样的做法也许是非常不愉快的。在尚·巴普蒂斯特·萨依著作中唯一独创性的东西是关于学理的形式方面，就是说，他替政治经济学所下的定义是表明物质财富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以及他的学派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正是由于这样的分类和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解释，这是并不足怪的，因为他这样做时一切都是现成在他手边的；他懂得对生产的特有程序和所涉及的个人力量怎样进行通达晓畅的解释，（在他自己设定的狭小范围内）关于分工原则、个人行业这些方面，他也能胜任愉快地作出细致详尽的分析。他的话不论哪一个制陶器的、不论哪一个小商小贩都能理解；他所说的内容，其中新的或为一般所不知道的越少，这些人就越容易领会。因为就一个陶工的工作来说，必须把他的双乎和他的技巧（劳动）与陶土（原料）结合在一起，然后靠了镟盘、炉子和燃料（资本），才能制出陶器（有价值产品或交换价值），这是每一个有相当地位的陶器作坊里的陶工都早已知道了的，不过他们不懂得怎样用科学的语言来叙述这些事情，不懂得把这些事情借此来进行归纳而已。小商小贩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们通过了交换，买卖双方都能获得交换价值，如果任何人输出了价值一千泰勒的货物，然后从国外换得了价值一千五百泰勒的别种货物，他就从中赚得了五百泰勒，在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以前不懂得这点道理的小商小贩大概是很少的。 这也是大家在以前都早已懂得的，勤俭可以致富，游惰必致贫穷；个人的利己心是勤奋工作的最有力刺激；而谁要想获得鸡雏就不可先吃掉鸡蛋。当然，人们在以前并不晓得这些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都乐于轻易地登上这门奥妙的科学的殿堂，从而摆脱使心爱的奢侈品价格提得那样高的可恨的关税，而共享持久和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好关系和太平盛世的至福。许多有学问的人和政府官吏都成了斯密和萨依的崇拜者，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切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则的遵行，对于任何人并不需要大才大智，倒是首先倡议和解释这个原则的人需要有些聪明；他们两位的继起作家也不必多费思考，只需就他们的论点来加以阐述、润饰，加以反复申言；假使把两手拱在胸前就可以治理国家，谁还不愿意、谁还不会感到有能力做一个大政治家呢？这些理论有一个奇异的特点，人们假使接受了他们著作中最初的论点，然后诚心诚意地跟着他们所指引的那条路走下去，经过几章以后，就迷失了方向。我们必须在一开头就告诉尚·巴普蒂斯特·萨依先生，照我们的看法，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教导的，并不只是交换价值怎样由个人来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怎样被个人所消费。我们要告诉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还须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来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 这种理论（萨依的）冒冒失失地从一个极端，即政府样样都能管并应当管，冲向另一个极端，即政府什么也不能管并不应当管；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是无足重轻的。萨依先生关于个人万能与政府一无所能的见解，已经进展到近于可笑的程度。当他看到科尔伯特的政策在法国工业教育方面所收到的效果不禁要有所赞扬时，他这样说，“这样的高度智慧是很难归功于个人的，”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理论转向到理论的创造者方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并没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对于国家政策或行政并没有深刻的观察力，也没有政治与哲学眼光，心头只是存着一种从别人那里取未的见解，然后从历史、政治、统计以及工商业关系中到处搜索，想从中发现足以支持他见解的那些孤立的例证和事实。任何人只要看一看他对于航海条例、麦修恩条约、科尔伯特政策、伊甸条约等等所提出的意见，这里对他提出的评语就不难获得证实。对各国工商业历史作有条理的研究，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他的意图的，有些国家在保护关税下达到了富强地位，这一点他也并不否认，不过他别有高见，认为这些国家所以获得富强与保护政策无关，并不是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他还要求我们应当相信他所作出的结论。他说，荷兰人所以会想到与东印度群岛直接通商是由于腓力二世禁止他们进入葡萄牙港口；好象保护制度就证明那种禁止是有理由的，好象没有这一点，荷兰人就不会到东印度群岛去了。萨依先生不喜欢统计和政治，就同他不喜欢历史一样；因为毫无疑问，前者会引起许多不对劲的事实，这些事实，他说，“所证明的往往与他的理论相反”，至于对于后者，他是简直一无所知的。他总是忍不住要向我们作忠告，惟恐我们跌入陷坑，说统计事实是要引我们趋入歧途的，政治是同政治经济学没有关系的；这种说法的“合情合理”，听起来就象是有人这样告诉我们，假使你所考察的是一只锡蜡制的盘子，你就不应当想到锡蜡这件东西。 萨依起先是个商人，后来是个工业家，然后又成了一个失败的政客，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经济学；当旧行业不能再继续时就换上一个新的，这就是他的经历。我们在记录上可以看到他的自白，提倡（所谓）重商主义好呢还是自由贸易主义好，他最初在这一点上是踌躇过一番的。他仇恨（拿破仑的）大陆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毁灭了他的工厂，他也仇恨那个制度的创行者，因为他革去了他的官职，因此他决定拥护绝对自由贸易主义。 “自由”这个字眼，不论在什么地方使用时，五十年来在法国总是有着绝大魔力的。萨依不论在帝国时代或复辟时代，碰巧都是居于反对党地位，所以他不断地提倡经济学。由此可见，他的著作之所以受人欢迎，并不是由于著作的内容，其中是别有原因的。否则在拿破仑败亡以后的一个时期，如果采用萨依的学说，法国工业就必然毁灭，而他的著作那时依然受到欢迎，量不是要使人难以索解了吗？在那样环境下他还是坚持世界主义原则，说明这个人的政治眼光是多么短浅。他是坚决信从坎宁和赫斯启森的世界主义旨趣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世界局势了解得多么少。他声望上的唯一欠缺是，不论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都没有给他当上商务和财政大臣；假使他有了那样职位的话，他的大名在历史上就要同科尔伯特并列，一个是国家工业的创建者，一个是破坏者。 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家曾经象萨依那样，所具有的真材实料那样少，而在学术上的威胁势力却那样大；那时对于他的学说内容如果稍有怀疑，就要蒙上恶名，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甚至象沙普塔尔那样的一些人也害怕这位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皇的咒诅。沙普塔尔关于法国工业的那部书没有什么别的，自始至终只是在于说明法国保护制度的功效，他在这一点上是表示得明明白白的，他说，处于目前世界形势，法国只有在保护制度下才有希望获得繁荣。同时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对自由贸易加以颂扬，跟他论法国工业那部书的整个意向直接相反，这是他违反了萨依学派的主张而乞求宽恕的表示。萨依的作风的确很象一个罗马教皇，教皇颂布了“禁书目录”，他甚至连这个样也学会了。他当然没有把“异端”著作逐一指名地加以禁止，可是比这个办法还厉害，他对于异端和非异端的书是一概加以禁止的；他警告学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生，读书不可太泛，那是容易使人走入歧途的；他们读的书不宜过多，但是要读好书，这就等于是说，“你们不可读别的书，只应当读我的和亚当·斯密的书。”但是这位斯密学说的后继者和阐述者又深恐后人对于这个学派不朽的开山祖师在崇敬中寄予过大同情，为此也曾费了一番苦心；他这样说，他认为亚当·斯密著述的内容极其混乱，缺点很多，而且充满着矛盾，这就显然是要我们懂得，所谓“应当读亚当·斯密的书”是只有从他那里来学习的。 虽然如此，当萨依正在声名鼎盛的时候，却出现了某些年青的异端者，他们对他学说的基础展开了攻势，他们的进攻竟那样的大胆有力，因此他态度很谦恭，宁愿对他们在私下答复，避免任何公开讨论。反对派中最激烈最有才能的要推沙忒尔，这人曾不止一次地当过国务大臣。 萨依给沙忒尔的一封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批评者，按照您的意见，我的政治经济学除了一些无目的的推论与无意义的事例以外，简直一无所有，只是一系列既无首尾而最重要环节又破碎支离的报道。因此我也分担了亚当·斯密的不幸，象有一位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使政治经济学有了退步。”他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很天真地加了一句：“从您所发表的第二篇文章看来，这个论战再继续下去是无益的，很可能会使我们大家感到困恼。” 现在斯密和萨依学派在法国已经被推翻，交换价值理论那种僵硬的、无生气的影响已经过去，接着发生的是种种变革与无政府状态，这种气氛就是罗西和布朗基两位先生也无法驱除的。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派，虽有卓越天才，但是他们对于旧有的学说不是加以改进而是完全丢弃，却自己另想出了一套乌托邦制度。最近有一些天分极高的人，企图找出他们的学说与以前学说理论之间的相关之处，并且快他们的见解与现在情况相适应。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或者可以获得重大成就，其中格外有希望的是多才的密歇尔·歇伐利埃。他们学说中所合的一些真理，可以同现在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主要在于他们对生产力的联合与协调这一原则的解释。他们的缺点在于完全抹杀了个人自由与独立；按照他们的想法，个人与社会已完全会为一体，与交换价值理论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人而国家则并不足道的想法恰恰相反。 也许世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至于遥远将来的新发现和社会状况的进步，这些都不是世人所能预测的。即使象柏拉图那样的智慧，也不能预见到数千年之后社会在工作中会使用钢铁和铜制的工具；即使象西塞罗那样的头脑，也想不到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代议制有可能扩展到一切文明国家，甚至全世界、全人类。即使少数奇才天赋极高，会预见到未来数千年以后人类进步方面的个别事例，然而每一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特有任务的。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这个先进国家所处的地位不是非常危险吗？现在交换价值理论已经完全失去势力到这样地步，以致它所从事研究的几乎仅在地租的性质这方面，因此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里会这样说，“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土地生产物在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之间应如何分配的法则。” 有些人深信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圆满境地，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学的或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读这些著作的人却认为这门科学根本还没有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认为在没有建成以前，使用着这样一个名称的所谓科学，只能算是一种“占星学”；不过由“占星学”发展成为“天文学”是既有可能而且是大家所希望的。 最后，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对于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以及他的前辈与后继者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所涉及的只是著述内容有关国家的和国际的方面，至于有关一些次要问题的学理解释，它们的价值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作家，他的理论基础也许始终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对科学的个别部分仍然有可能提出极有价值的见解和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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