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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索罗斯是一家公司，他在收益的徘名表上位居第37位。他的所得超过了至少42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旦和像乍得、瓜德罗普和布隆迪这样的国家大致持平。拿另一种方式衡量，按每辆19万美元的价格，他能买5790辆罗尔斯·罗伊斯车，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那鲁和哥伦比亚的每个学生付三年多的学费。这倒不是个坏主意，一些家长或许会这么说。” 第一节 大举东进 乔治·索罗斯这位智慧大师从来未放弃过赢得尊敬的希望。自《金融炼金术》一书出版以来，7年已经过去，尽管索罗斯乐意看到他的观点以书的形式流传，但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读者中出于学术上的兴趣而购买此书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问题是，”他告诉《泰晤士报》的经济版编辑阿纳托利·卡内茨基，“每个人买这本书只是为了发现赚钱的秘诀。我想我理应预见到这点。 1994年5月，该书的平装本出版了，索罗斯又一次燃起了这般期望：读者们会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理论，而不仅仅是搜寻赚钱的窍门。 与此同时，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也正力图在1994年东山再起，虽然他们在2月份吃了大亏。不过量子基金在春季将Genen。tech这家主要的生物技术公司卖空之举未能有助于这个目标，《今日美国报》认为这是一件虽小但影响不可低估的失误。索罗斯的损失只有大约1000万美元，这对他来说只是一笔零花钱，但其他的投资者却付出了重大代价。为此，记者丹·多夫曼写道：“给投资者们的一个教训是：仅仅因为听说索罗斯玩起了某种股票就投身于其中是愚不可及的。” 到了1994年6月22日，量子基金的资产只比这一年的开始之际少了l％。当然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表明还存在着索罗斯遭遇其基金会历史上第二个亏损年的可能。但和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相比，索罗斯的业绩已经够夺目的了。泰戈的“美洲虎基金”同期亏损了11．5% ，莱昂·库琅曼的“欧米前基金”损失了23％，而迈克尔·斯但因哈特的基金会则为30% 。 反映了索罗斯所感到的压力的一件事情是，他在6月透露他已改变了自己的一项神圣原则。在过去十年中，索罗斯从不允许自己的基金在他有着慈善基金会的地区一一一东欧和前苏联一一·进行投资。迟至1993年1月，当《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问他是否这项禁令意味着他不会购买东欧的巴士工厂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绝不会。实际上，我把这视作一种利益的冲突。” 可现在情形改变了。 在1994年中，索罗斯让他的投资基金的经理们明白，他们如今可以投资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了。索罗斯的发言人在6月透露了，在过去的6个月中。1．39亿美元业己被投到了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的项目中，而且还会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因为这是“我们商业活动的正常进程”的一部分。 索罗斯近来的投资包括给布达佩斯的“第一匈牙利基金”新增4500万美元资本。这是一家主要由英、美的机构投资者支持的基金。它在食品加工、制药和服装领域有着投资。当它于1991年成立时，索罗斯曾位列董事会之中，但很快就辞职了，原因是他认为，这样做是和他的布达佩斯慈善基金会的工作相冲突的。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时，索罗斯解释了他的转向。他说，他的慈善基金会己是相当地强固和具有独立性，足以承受他在该地区的投资所造成的任何压力。这个地区投资机会，他的基金应该加以利用。他还说：“我在过去奉行这么一项简单不过的准则：我们不在有着慈善基金的地方进行投资。原因是我不想让这些基金会被抵押在我的金融利益上或者相反。不过，由于这一地区的市场正处于实际的发展之中，情形已经变了。我没有理由拒绝我的基金或者我的股票持有人享有在那儿进行投资的可能。或者不让那些国家有机会利用其中的一些基金。”但是，索罗斯明确表示，尽管量子基金现在有着在这些地区投资的自由，但他自己不会在自己的账户中掏钱来这么做。 也许这位慈善家试图引发新一轮“随大流“行为。在被问及是否索罗斯基金会的攻势会诱使其他的投资者转向东欧时，索罗斯说这对他无甚害处。 第二节 多事之秋 6月底传来的一个消息是《金融世界》将索罗斯列为了1993年华尔街第一号的赢家。根据这家杂志，索罗斯在1993年挣了11亿美元。这是第一次一个人在一年中挣了这么多，而且其数量比位列第二的赢利者朱利安·罗伯逊多了一倍。 索罗斯又一次上了这家杂志的封面，这一次他是坐在一张棋盘前，看起来好象正为下一步如何走而苦苦思索。在杂志的中间，有着他的不少姿势各异的照片：或在打电话，或赤脚着双便鞋、穿着红色运动衫躺在7张沙发椅上读着一本艺术书。 《金融世界》还并非开玩笑地对索罗斯的11亿美元收入作了如下评价：“假如索罗斯是一家公司，他在收益的排名表上位居第37位。他的所得超过了至少42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且和像乍得、瓜德罗普和布隆迪这样的国家大致持平。拿另一种方式衡量，按每辆19万美元的价格，他能买5790辆罗尔斯·罗伊斯车，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那鲁和哥伦比亚的每个学生付3年多的学费。这倒不是个坏主意，一些家长或许会这么说。” 这家杂志还提到，在1993年，索罗斯一个人所挣的就和拥有169600名雇员的麦当劳公司的当年利润一样多。恐怕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这家杂志列出的当年赚得最多的前l00人中，有9人是索罗斯的金融帝国的成员。 在评论索罗斯的11亿美元收入时，《卫报》说道：“我们对亿万富翁已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总是那些拥有像油田、船队这类来钱的资产的人士。这些财产我们中也许没有谁曾拥有过，我们可以借此来为自己开脱或说那些人很走运。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把大把的钱当成薪水来挣的人，于是我们都不禁幻想能在今年成为一个像索罗斯那么富的人。”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索罗斯再次出现在了一家杂志的封面上时，他和基金机构正在和不利的处境相对抗。 1994年秋天，索罗斯比往常更多地忙于他的慈善基金的事务，这也是他的主要工作所在。对于这些机构是否能比他恬得还长，他并元把握，它们身上尚存有不少问题和麻烦。尽管索罗斯试图将大部分的决策事务交给这些基金会在当地的领导机构，但不言而喻的是，索罗斯和他的金钱才是使它们保持活力与前进方向的动力。不过；索罗斯对于他的投资基金会是否能一直顺利地运转下去更有信心。他相信，凭着优秀的人才和管理制度，他业已将它们充分地组织化了，它们正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 在1994年全年中，促使乔治·索罗斯继续呆在金融业的峰巅上的压力依然在上升。许多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对他亦步亦趋。期望自己能够学习到他的一些天才技巧并成为另一个索罗斯。另外，在1994年秋天，在华尔街的内外还传送着这么一个故事：在拉什摩尔（该山山崖上雕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美国总统的头像。一一一译注）对面的那座山上还有着可雕塑四尊头像的位置，而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华尔街另一位大金融家一一一译注）的头像已经开始被凿进山石中·了。一位和该故事相关的高级投资经理说道：“山脚下还有许多家伙等着被凿上去呢广 传媒也给索罗斯增添了负担。他们“发掘”出了索罗斯，可不愿让他轻易离去。如果说两年半之前索罗斯还只是一位不太知名的绅士的话，如今他已经被剖析、丈量、评判得仔仔细细。索罗斯在1992年还是一位升起的新星，可两年过后，一些金融传媒目睹了他在1994年的灰暗表现，便宣布他已淹死于水中了。他们开始舞动铁锹来为索罗斯和其他套头基金的领导人们挖掘坟墓，虽然套头基金的时代看来只是刚刚开始。 在早些时候，索罗斯也许不会因受到那么多的注意而厌烦，可现在他不同了。他上升得如此迅猛，他希望好好品尝位于金融世界之巅的快乐。假如1994年对他来说顺顺当当，他或许会抽回身于去照看他的慈善基金会，使自己远离他的投资事业。可是，由于1994年的挫折，索罗斯觉得自己还必须把一部分心思放在投资方面。他周围的人声称，他需做的只是成为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顾问：可事实是，索罗斯依旧觉得一走了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他还受到如此频繁的注意之时。在整个1994年中，索罗斯一直在寻求上演一出大手笔，他不相信他在1992年 9月针对英镑的行动只是一时的偶然。他干出一回这样的事，就能干第二回，这对他来说只是例行公事罢了。 在过去几年中，索罗斯一直认为英国的房地产市场会十分兴旺。他的观点没有大错特错，不过他从房地产交易中并未大赚一把，收益率只有17％。于是，在1994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索罗斯宣布，他将撤出不景气的英国房地产市场。而在18个月之前，他还答应和“不列颠大地”联手向这个市场投资7．75亿美元。如今，索罗斯宣布量子基金会将把他所拥有的英国地产基金的一半股份卖给“不列颠大地”。后者根据原先协议，享有优先购买权。 索罗斯也会在投资方面犯错误，对此他反而骄做地从不避讳。他愿意昭示于人的是，他的成功的秘决所在就是他比大多数人更善于在较早的时候就将失误大而化小,小而化无。他从英国房地产市场上抽身是否就是该种意义上的行动呢？ 索罗斯在1994年中对美元一直持有毫不动摇的信心。尽管这种信心使他在年初时损失了一大笔，但他认为美国经济正渐显活力，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以防止美元地位恶化。索罗斯还颇有信心地认为，美国和日本迟早会解决相互间的贸易争端，而这将促使美元对日元升值。不过，实际情形是，美元看起来并未因各种强化措施而反弹。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的若干次干涉努力也未见效果。 甚至索罗斯个人针对于此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努力也归于的败。8月2日，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索罗斯为美元进行辨护，断言绝不应允许美元的大幅度下跌，因为这会使美国经济趋于不稳定。他说：“如果你愿意这种货币贬值过多，那会使局势极为动荡，因为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对债券市场产生影响。”当被问到他是否正买进美元时，索罗斯却含糊其词，他说：“我不打算告诉你。我眼下既可能买进也可能卖出，这我并不能事先确定”。索罗斯在1994年的失败并未使其他交易者们不再跟随他的脚步，不再倾听他的每句话。因此，他们都注意到了10月4 日索罗斯对路透社的谈话。他说他觉得日元对美元很可能要更大幅回落，从99．55日元变动至115至120日元换一美元。 两天之后，在纽约的一次大型金融机构经理们的晚餐会上，索罗斯的美元将大幅升值的预言成了主要话题。那天晚上，宾客们让索罗斯的话弄得惴惴不安，他们期望索罗斯清楚地知道他究竟在说些什么。索罗斯在那么多的时候都是正确的；当人以领袖自居并发布公开谈话时，他的观点看起来都会因其自身的影响而得到证明。自然，索罗斯以前曾栽在美元上，但他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么？ 索罗斯的这次公开评论暴露出了他对于1994年中的通货投机所抱的一种失望之情。10月3日的《商业周刊》登载了一篇对索罗斯的采访及报道。在其中，当被问及年初的挫折使他吸取了关于通货市场的什么教训时，他说：“目前不是一个对进行通货投机来说特别有利可图的时机。如今，过去两三年中存在的紧张状况、导致通货的大规模流动的不平衡都不存在了，最大的未解决的问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就收支平衡盈余展开的唇枪舌战。我们认为它将被解决，因为解决它极具意义。这正是我们自年初以来就出错的根源，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会被解决得很快而不是很馒。非常可笑，我们依然还丝毫不差地这般认为。” 不过，死抱着美元将升值的希望不放看来是一项日益暴露出其不足的战略。到1994年上旬，美元跌至了战后时代的一个低点。 无论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努力要让人感到他们对1994年是如何地乐观，《金融世界》<华尔街日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却持一种截然不同的调子。 “交易者们说，索罗斯再次在日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是11月10日的《华尔街日报》的大字标题。根据这家报纸，索罗斯基金管理处因为像在2月份那样再次将赌注押在美元对日元的升值上，又赔了4亿至6亿美元。 如果说对于2月的挫折，索罗斯的金融机器业已流露出了某种腻烦的话，这一次一1994年11月一一一它表现出的是一种更具守势、更显怒气、也更加含糊的调子。德鲁肯米勒再次出现在了记者们面前，不过此时他所谈的要泛泛得多。他对《华尔街日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发表评论。但目前的流言纯属可笑。”在声称量子基金的净资产“在今年并来减少”的同时，他补充道，“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乐于公布我们的损失。不过，说我们在通货方面还有其他某种程度上的损失是令人可笑和毫无根据的，基金会在通货上依然保持着边际收益”。但是，德鲁米勒不愿就所拥有的日元和美元的规模透露任何细节。 对外人来说，索罗斯的经营状况比他在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同行好得多元甚意义。在1994年，量子基金会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二个最糟糕的年头，资产额仅比去年上升了32．9％。可是，其他一些套头基金组织却下降了20--30％，并且失去了主顾：另外一些套头基金只能关门了事。但这些吸引不了人们的注意，金融传媒仍相当地聚焦在索罗斯身上。它依旧觉得索罗斯充满神秘感和吸引力，依旧试图渗透进他的投资帝国的内部密室。其结果常常令索罗斯极为不快。 例如，曾在1994年的7月将索罗斯列为1993年度美国头号赚钱能手的《金融世界》杂志到了11月又将他在1994年的表现说得一无是处。这家杂志的11月8日这期的封面标题是：“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点金术大师失去了触觉。”在封面照片上，索罗斯用右手撑着前额，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似乎在说：“怎么弄得这么一塌糊涂? 索罗斯曾声称，在1993年投资于量子基金——当时其资产是50亿美元——的人获得了63％的收益。《金融世界》对此提出质疑，说这个数字只有50% 。它还对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1994年前6个月中增值了1.6％的说法表示了异议，说实际上是损失了9％。这家杂志还提到了另一件也许会让索罗斯觉得棘手的事情。那就是，截止到1993年底，量子基金拖欠未付给索罗斯的咨询和操作费用连同利息达到15.5亿美元，相当于该基金净资产的25％。不过，只要量子基金表现良好，同时索罗斯不打算讨回欠债以弥补个人亏空，这笔“债务”并不意味着什么严重的问题。 传媒对索罗斯的攻击还在继续。11月底，报纸上又报道，尽管量子基金的净资产值在1994年增加了1%，但生意量却比过去大为减少。它的股票的净资产值从1993年12月31日的22107．66美元跌至1994年11月初的17178．82美元，股票的市场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资产值之上的溢价，而量子基金的溢价率在1994年之始是36% ，到11月上旬猛降了16%。其中的含义很清楚：投资者们不再乐意付出许多额外费用以成为索罗斯的金融机器的一部分。 索罗斯的辨护者们力图给这种下跌一个说法。他们声称，在1994年中，套头基金组织普遍来说都遇到了巨大压力。在这种不利的情形下，索罗斯比其他套头基金的管理者们干得要好。只是由于传媒都围着索罗斯大肆渲染，量子基金的股票溢价才人为地被弄得那么显眼。 到了1994年底，越来越少的人还在问这个问题：乔治·索罗斯还是那么无比地强大么？虽然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表现远不如以往的年份辉煌，但问题的答案看来还是很清楚的。1994年中的事件并未使索罗斯的套头基金投资领域之王的名声黯淡下去。由于他的多年投资业绩、长延不衰的超级投资家的形象和在该领域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他依然被视作一位帝王。 事实就是，尽管有着1994年的风风雨雨，索罗斯的影响仍旧巨大。虽然自宣布不再掌管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日常事务起，自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慈善事业起，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但他仍被看成在华尔街和伦敦城最具影响的一股力量。若间纽约或伦敦的任何一位金融投资者是否他们仍要对索罗斯亦步亦趋，回答总是肯定的。 索绕于人们心头依然是这种感觉：索罗斯以及其他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巨头们是如此地具有影响，以致于单是他们的“块头”和不论协调得如何的集体活动就能对金融市场上的行为产生作用。例如，在1994年秋天，当套头基金组织掌握的美元数量是如此之巨，他们逃出险境的心情是如此急迫之时，在交易者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正是索罗斯和其他套头基金组织加大了美元的脆弱。他们强调道，他们总是在美元开始止跌的时候出卖美元。这就削弱了美元的地位。 第三节 理解万岁 虽然华尔街的一些人认为索罗斯极具影响，但这类看法对索罗斯本人而言远不如华盛顿对他的认识令其关注；他也的确相信，他在这个世界的某些领域内具备的才识应引起首都的决策者们的兴趣。可令他吃惊的是，他发觉他们对于作为“对外政策专家”的乔治·索罗斯并不那么看得上眼。 1994年初在国会的银行委员会面前的表现使索罗斯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他开始自己确信，也许那些讲求事理的人们最终会倾听他的意见。不过，令他不能理解的是，位居那些高做自大的金融组织顶端的都是一些根本不想被人一一一当然不仅仅是被一个乔治·索罗斯——告知应如何去做的人。想起像德意志联邦银行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索罗斯就有一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对此，纽约的《格兰特利率观察》的主编乔治。格兰特先生评论道：“假如你是英格兰银行的高级人士。拥有三个学位，又写过不少内容广博的著作，而你一年半以来满眼看到的都是乔治·索罗斯先生说你们都是笨蛋，你会怎么想呢？索罗斯先生已煽起了全世界政策调控圈中的人对他的敌意’。” 索罗斯也明白他尚未获得他的同行的充分尊敬。“他在对政策施加影响方面有问题，”巴伦·维恩承认道，“他发表了一通意见，却觉得‘他们依然不听我的，他们并没有照我告诉他们的去做。… 索罗斯也完全知道应避免在那些他并无多少专业知识的领域发表意见。可是一旦他在某个方面有了某种个人的体验，而又可以和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聊天的话，他就觉得自己的观点应该被听听。他相信，西方对于开启东方封闭的社会并无非常充分的兴趣。他还认为，尽管西方国家曾经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并作出了回应，但在这些威胁已经消失的90年代，西方反而陷于榜惶之中。“我们甚至未认识到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去替代冷战的必要，“他在1994年7月说，“或者说未认识到不这样做，世界就会陷于混乱之中。”索罗斯让人听起来似乎改变这种松懈的使命落到了他身上，他说：“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种奇特的形势中：某个个人在争取一个开放的社会方面比多数政府还要做得多。” 他还提到，在他声称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并不明智之后，市场上的德国马克就开始下跌；可是，当他批评欧洲国家对波斯尼亚的政策时，他“或被置之不理，或被告之呆在自己的本行之内”。有时，索罗斯也靠近了权力的堡垒，但还是差那么一点未能抵及。比如1994年7月，他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国际地议，却未有机会和总统会面，也未能和国会领导人相聚。 这种会见正是索罗斯需要的。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和记者们聊聊了。他敦促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就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货币汇率的新的协调体制达成一致。“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中。不仅在金融领域，也在政治方面。 他说，他还言道，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国家间的团结已缺少足够的粘合剂，“我们如今没有任何（协调政策和稳定汇率的）体制”，“所有的汇率制度部有其缺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然后就失灵了。所以你必须一直保持灵活性并调整制度。 简而言之，索罗斯所要求的就是权力。他已经尝到了它的味道并很喜欢这种体验。“权力令人陶醉”，他说，“而且我获得的权力已超过了我当初之想象，即使它只是在硬通货的供给极为紧张时将它们花出去的权力。 但这种动用大笔金钱的权力并不会令索罗斯满足，他要求更多。“我希望人们会更多地倾听我的观点。除了我通过我的基金会所做的一些事之外，我对于西方对于前苏联的政策的影响少得可怜。”他曾如此说道，“很奇怪，为什么白宫不动用我这个它所拥有的珍稀资源呢？” 在索罗斯的密友巴伦·维恩看来，很明显，这位投资家期望呼吸到白宫的中令人飘飘欲仙的空气。他说：“乔治也许想成为伯纳德·巴鲁克（1870一1965年，美国金融家，靠在华尔街做投机交易发迹，后曾成为美国总统的顾问——译注）。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位成功、睿智的人士，而且罗斯福总统愿意从他那儿汲取思想。乔治也认为克林顿可从他身上得到灵感，或者沃伦·克时（克林顿第一任政府的国务卿——译注）这么做。 在1994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它似乎把正走近6岁生日的索罗斯感到的失望都蕴含到了其中。在这一天，匈牙利向索罗斯颁发了匈牙利共和国中十字勋章，这是匈牙利次高级奖授索罗斯是因他对匈牙利的现代化的贡献而获此荣誉的。不过，一位政治家荣获了大十字勋，而中十字勋章是授予“普通人”的。 一个普通人！这可不是自孩提时代起就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索罗斯所期待的认可。那么，他究竟会如何看待他的出生国给他的这种待遇呢？当然是感到自豪。他自1947年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也确实获得了成功；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奉送给了他的祖国，而后者如今向他表达了尊敬之意。只是，这并非他一直追求的那种荣耀，他压根不希望被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待。 第四节 观赏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让英格兰银行焦头烂额的人，予英镑以重创的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操纵着市场走向的人。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动人的词儿呢？许多人对索罗斯很是有敬畏之感，这极其自然。他通过运用他的基本的交易工具一一一他的智力、他的电脑和他的分析天赋，将他的同辈都抛在了后面。当然，一种嫉恨也因此而产生了，它常常表现在了那些财源滚滚但并非奋斗者或劳作者的人身上。一些人还充满怀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仅凭着分析一下各公司的报告，和其他投资者聊聊天，读读报纸和作些猜测就能聚敛大笔钱财。 索罗斯是如何做的？他怎么挣了这么多钱？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人迅速地想到，因为看起来难以想象的是，一个人竟然可以绕开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走的那条崎岖之路去变成大富翁。不过，对乔治·索罗斯来说，积累大笔财富根本不是简单易行之事，在其早年更是如此。所以，其他人毫无理由去对其胡乱猜疑。 可另一方面，索罗斯本人——即使他是不经意地——也确实促升了我们对他的疑问。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赚钱比花钱还轻松；他爱摆一副神秘感；他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他的投资“秘决”的一本书，那么多的解释却又支支吾吾；他宣布找到了一种解释金融市场的理论，接下来却又表示它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因为它并不适用于任何情形。有些时候，似乎索罗斯乐意让人向他内心的金融之道投进一瞥，以便我们能得到一点满足井同意让他一个人呆会儿；另此时候，索罗斯令人听起来好像他真诚地希望我们能领会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论索罗斯是多么地有神秘感和令人琢磨不透，他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公众观察他的运筹帷幄。并对他的成功惊羡不已。当关注于索罗斯的运作时，人们也力图把他们的怀疑搁在一边。他们愿意相信，索罗斯不是大自然的偶然创造，他能够被模仿，他们也可以成为赚钱机器。在说完了这些之后，一句结束语是：促使其他人梦想达到索罗斯的那般高度的正是他手中所握的根本性的权力。 第五节 1997年前后 在1997年中，乔治·索罗斯将他的大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到了他的慈善性工作上。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将他的慈善基金会转交给其他人，就如他在差不多10年之前对他的商业事务所做的那样。他还依然期盼能被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哲人，他声称这种名声比被看作一个赚钱大王更能让他得意。“我愿意通过促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来改变世界，”1995年9月21日他在其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对听众讲道。 截止1997年2月，索罗斯的赚钱生涯依旧是一帆凤顺。如今他的“旗舰”量子基金（投资额是49。3亿美元）连同其他的“量子”集团属有的基金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50亿美元。索罗斯骄做地向人夸耀说，在量子基金27年的历史中，它一直被普遍地认为是投资基金中业绩最显著盼一家。 1997年初，《福布斯》杂志认为索罗拥有25亿美元的财富。 在他肠岁的时候，索罗斯一年拿出了3．5亿美元以实现其在东欧、前苏联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建构开放社会的目标。由他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网络分布于25个国家之间，包括南非和海地。 在90年代中期，索罗斯决定将其慈善事务扩展至美国。对于他所认为的美国在帮助东欧迈向开放性社会方面的无所作为，他非常失望。这种不满使他转而思考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我开始对我所居住的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我感到我们在这里所享有的相对开放的社会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在1997年2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不过，他承认他在美国的慈善活动不会像在东欧那么引人注目，“我觉得我在前共产党国家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我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在1996年9月5日的《慈善活动纪要》中讲道，“在美国，我就不处于这么一个位置。我只是很多参与者中的一员，而且我认为我们的活动也不是那么独一元二。在东欧我们是开风气之先，在这儿我们只是加入一大群人之中。” 索罗斯向一系列帮助犯人们重铸生活的计划提供了100万美元。其中的一个计划是资助女犯在出狱后找到住房，另一个是协助犯非暴力罪的首次犯罪者在出狱后找到工作。他的一项颇具争议的主张是要求实行一种“更明智”的美国毒品政策，他说在那些业已登记过的吸毒者的治疗处方上应该有海洛因和某些其他非法药品。他在《邮报》上写道：“将滥用毒品作为犯罪来打击弊大于利，这不利于进行有效的治疗并使大多的人被投入了监狱。”由于这项激进的的改革建议，索罗斯受到了华盛顿的政治家和媒体专栏作家的批评。但他并未退缩，“我盼望有这么一天，”他在《邮报》上写道：“这个国家的毒品控制政策能更好地体现出一个开放社会的理念。” 在《慈善活动纪要》上的那篇文章中，索罗斯预言他的慈善基金会在他逝世后只会继续存在10年时间。他还希望自己很快地从对这些基金会的日常监督中解脱出来。他说：“我已不再介人我生意上的实际决策了，我也想从基金会的决策中摆脱出来。我要创建的是一个没有我也能运转的组织。在生意上，我已做到这点。在慈眷基金会方面，我还有路要走。 另外，在1997年2月，索罗斯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攻击，指责它未来和穷国分享财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采访时，他陈言道，西方总是把像东欧人民那样的穷人们抛下不管。“认为市场制度是完美的观念是危险的，”他告诉CNN，“因为实际上市场很不稳定。而且，它也不会导致资源的最佳分配，它倾向于使富者更富。 还是在2月份，在于《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索罗斯对西方进行了更多的指责，宣称：“我相信，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共产主义威胁而是资本主义威胁。”他认为，在消除了共产主义威胁之后，开放的社会如今正面临着一个来自内部的威胁一一一他称之为“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 针对索罗斯的上述言论，批评家们称他是个虚伪的家伙，因为他攻击的是那些他在其中借助于西方金融市场而赚了几十亿美元的国家。但是，索罗斯对此不屑一顾。“说这只是个已发家致富的家伙，因必不必将其放在眼里当然很容易，”他对CNN评论道，“可是，我赚了这么多钱的事实正证明了市场的不完美。我察觉到了并利用了这点，这就是我的致富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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