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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理应当自强 “力图通过掌握大量的货币来影响价格的投资者在将货币卖出时都会面临灾难的结果。” 第一节 紧急总动员防范索罗斯 索罗斯飓风所到之处，无坚不摧，他给自以为是的东南亚人好好地上了一课，现在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应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他人之覆辙，贻笑天下之大方。 自索罗斯大举进攻东南亚各诸侯国后，在北京中南海的院落中立即笼罩上了一阵紧张气氛，在新华门，车流日夜穿梭不息，各种新的信息不断汇集，各种新的指令不停下发，决策者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如果类似于泰国的那种危机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上演，其后果会有多么可怕啊！ 然而，中国岂能容忍索罗斯肆虐！ 中国不是泰国！ 中国也不是东南亚！ 对于索罗斯，中国政府决定先发制人。 1997年7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颁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 1997年8月1日．中国国务院任命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任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任副主席； 委员会成员还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福林： 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 财政部副部长谢旭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周小川：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耀先；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廷焕；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史纪良：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黄达教授。 7月31日，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戴相龙主持了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货币政策委员会全体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货币政策委员会议事制度。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在四季度的第一个月召开例会，讨论有关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一定时期内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等。 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尚福林向全体委员介绍了当前金融形势，讨论了东南亚金融大风暴等敏感度极高的问题。 《人民日报》宣称，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科学化的重大举措。 泰国乃中国之友好邻邦，西方称之为中国之准盟国，虽不能说一衣带水，但至少也是唇齿相依。如今泰国全国上下深陷于索罗斯飓风当中而不能自拔，于是，中国国务院的决策者们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如今又来了一个“抗索援泰”。 中南海向全世界，更向索罗斯传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号：中国将把宗罗斯阻挡在境外，中国不会坐视泰国经济发生危机！。 于是，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了。 1997年8月13日晚10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戴相龙分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泰国新任中央银行行长致函，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承诺10亿美元的贷款，并将参加在泰国召开的关于具体融资协议的会议。 戴相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的一揽子贷款安排给予积极考虑，他表示相信泰国政府在国际组织和亚洲国家的援助下，能够抵御外国资本的挑衅，顺利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泰国货币可以保持稳定。 针对东南亚货币风波的冲击，戴相龙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出现类似危机。 戴相龙强调：中国在引进外资的数量和结构上是合理的。据统计，目前中国利用外资为3，200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2000亿美元，国际融资1200亿美元。前者有64％是外商直接投资，后者有88％是长期资金。他认为，一定要防止外债过多，过份依赖外债，特别要注意防止房地产、股票上的泡沫经济。 戴相龙说，中国中央银行从东南亚货币风波中得到启示，一定要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 左右，经济增长不要过高。他认为，货币的稳定首先决定于国民经济能量的平衡，决定于汇率制度的更加合理，同时具有防范似于索罗斯之类投机者的能力。 戴相龙此语一出,立即如巨石击水，在国际上泛起层层涟倚，分析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承诺的这10亿美元很有发言权，是十分合乎时宜的战略努力。 香港舆论认为，中国的决策者们一直被指责为过份地照顾国内，确定重点时只依据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然而这一新举措可以被看作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准备负责地对待该地区的问题。香港因此而倍受鼓舞，既然中国准备以这种方式帮助泰国，那么，如果香港也落人索罗斯的圈套，它肯定会支援香港。 怀疑论者迫不及待地指出，中国的动机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是对的。这一地区的各国经济若出现动荡，则中国在贸易、采购和投资可能性等方面都肯定会受到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可以说，中国帮助泰国稳定其货币，就是在帮助自己。 香港舆论认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隐藏在中国援泰计划的背后。对中国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武力的日益增强，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以惊恐的心情加以看待。除了显示中国富强了并不一定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减轻这种恐惧呢？ 此举不仅使中国完全有资格在地区事务中以主角的面貌出现，而且还可以通过首次参与对一个外部国家的救授计划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的增长，但是，其邻国出现的货币贬值和混乱将削弱中国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分析家们说，拥有1，2oo亿美元外汇储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提供10亿美元紧急援助。 一位驻北京的外交官说，中国通过帮助泰国可以指望泰国支持它逐步和谨慎地开放中国经济的政策。在谈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指责中国只想加入后得到好处，而不愿意承担义务。中国这次破例与其他有能力的国家一起参加对泰国的紧急援助计划是想消除人们的这种印象。 法新杜8月15日从北京发出的电评则以为，中国对于泰国抵抗索罗斯先生的援助，标志着该国已成为亚太经济中一个成熟的金融大国。 电评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一项多边的金融营救工作。一个国际金融组织驻北京的代表说：“中国当然没有仓促作出这一举定，但它深知，要想成为不可忽略的地区金融大国，就必须参加工作。”他说：“这并不等于中国宣称自己变成了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北京想参加并占据它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所应得的一席之地。” 同日，美联社发自北京的电文则认为，中国决定为泰国陷入困境的财政系统提供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不仅反映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益提高，而且反映了它有能力应付地区市场出现的不稳定局面。这是人们所知的北京首次参加对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一揽子救援计划。中国通过与其他亚洲国家一道参加本周早些时候中国的货币基金组织撮合的一揽子紧急援助计划，标志着自己已享有该地区重要大国的地位。由于在今年7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2oo亿美元，因此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10亿美元的支出。 附录一美国《华尔街日报》载文： 素国不是墨西哥 如果用“泰国铢”代替“墨西哥比索”．这样看起来好像世界金融市场危机在今年夏季又出现了。 但是历史不会重演。1997年的泰国不是1994年的墨西哥。时代不同了。政府、投资商和国际金融专家记取了以往的一些教训。 这仍可能是一场金融恐慌的第一幕、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场戏的情节将与上次的不同。 诚然，表面上的一些相似之处令人害怕。像墨西哥那样，泰国以其在经济政策方面获得的一些成就而远近驰名，这理所当然。但是也像墨西哥那样，它向国外借债大多；对它的银行极少担心；感到自己无法保护它的货币以及随着货币不可避免地贬值一些做法格外拙劣。 同样像墨西哥的是，泰国不愿承认它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急救。西方的一位中央银行行长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从具有雄心壮志的亚洲虎之一沦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救授的名单中。” 更加不祥的是，这种状况有蔓延的迹象。自从泰国铢7月2日贬值以来，菲律宾比素下跌了6％，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菲律宾经济曾准备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名单之外，现在又回到了急诊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货币目前疲软。希腊正在应付投机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人们早就预言的危机看起来好像要在巴西发生。但是相似之处并不总是很明显。泰国人和墨西哥人都喜欢辛辣食品。那又怎么样呢？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情况： 泰国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同的。 泰国比墨西哥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欠债没有墨西哥多，它在耗尽它的所有储备之前就对镰采取了措施。它可能需要外国钱使它的银行摆脱困境，但是与拉丁美洲明显不同的是，泰国及其亚洲邻国经济增长迅速，通货膨胀率适中，而且拥有庞大的国内存款。为摩根公司监督新兴市场情况的德里克·哈格里夫斯说：“泰国的问题比较容易纠正，而又不会发生一场可怕的经济衰退。” 世界更加精明 是的，每天都有事情提醒我们，投资商在借钱给新兴市场问题上显得头脑发热。前摩尔多瓦苏维埃共和国上月发现一些买主很愿意购买欧洲债券。 但是，一些极其重要的人物对上述情况正在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且在确实处于困境的国家和无辜的旁观者之间采取不同的态度。在墨西哥经济出问题后，研究全球经济的明智人物提出两个目标：使得一些国家较难长期奉行一些无法维持下去的政策并使得一个国家的弊病较难影响到其他国家。 与泰国的灾难向其他国家蔓延的速度一样重要的是，一些国家政府作出反应所使用的精明手法。例如，马来西亚可能设法用小幅度贬值的办法来减轻其货币受到的压力而又没有使其经济遭到大规模破坏或使利率激增。 继续关注日本 在泰国大多数冒有风险的投资商们并不是把他们的存款投放新兴市场公共基金的那些美国人（比如向墨西哥投资的那些人），而是日本银行。依赖出口的日本（比美国依赖出口的程度要大得多）对让较小的亚洲国家通过货币贬值获得具有竞争力的贸易优势地位感到不安。 泰国人已经到日本去朝圣，尽管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在美国的鼓动下，日本似乎不愿在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下借钱结泰国。但是日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想关注这个问题，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们给泰国人钱而不迫使他们进行必要的政策改革。 提防艾伦·格林斯潘 从部分程度上讲，墨西哥的问题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一一一以便把资金从新兴市场收回到美国去——时开始出现的。 迄今为止，没有通货膨胀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提高利率的借口。如果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利用他交给国会的半年度报告提醒每个人他仍担心通货膨胀的压力，人们对美国利率的满意心情到明天就可能消失。格林斯潘先生的几句话就可能停止美国股票和证券市场的乐观情绪，并迫使世界范围内的利率上升，给大多数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特别沉重的负担。 当然，美国的短期利率在1994年曾经格外低，而今天却不那么低了。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日本的利率现在很低，因此肯定会上升几个点。泰国不是墨西哥，但是这场戏还没有完。 （美国《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21日） 第二节 飓风能否刮到中国？ 索罗斯逞威东半球，在东南亚兴风作浪，弄得国内一些人忧心忡忡。眨肋之中，他们联想到了中国的1992年和1993年，回地皮。盖别墅、建公寓、炒楼花——房地产投资连年翻番，地产房价持续飘升，大量现金违规介人，安居工程建设无人问津。房地产热带动原材料价格猛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94年物价涨幅高达21。7％。若此时索罗斯半路杀出，其后果岂可设想，…… 本来东南亚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微不足道。一则中国目前人民币仅实行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二则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对外开放，索罗斯等国际大炒家在国门之外恐怕只能由衷感叹不已。 然而，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香港既是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新兴资本市场，其余融市场开放程度之高，资本进出总量之大在亚洲首屈一指。近十几年香港资本市场投资回报业绩骄人，索罗斯等人早已虎视眈眈，垂涎三尺。而且香港作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窗口”，众多国际游资已把香港作为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跳板”，索罗斯正在渗透中国。1995年1月，索罗斯冲击基金的成功令墨西哥比索贬值大获其利后，便将目标转移到新兴市场，泰铢、印尼盾、林吉特及港市，皆成为炒卖对象。因此，中国对此次东南亚金融市场的动荡表现出了比对以往英镑贬值、日元升值更大的关注。 此番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港市总算平安无事，令人欣慰，然而却不能不使人对索罗斯倍加警惕。 自从1979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鼓励利用外资的政策，不断改进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连续五年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名列发展中国家榜首。据1997年7月23日出版的世界银行《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指出，1996年中国总共吸引了52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累计流入中国的各种形式的外资已达3000亿美元以上。 如果说由于体制因素1994年以前国际热钱没有合法途径进入中国的话，那么1994年初的外汇体制改革,1995年底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则给了索罗斯一个意外的惊喜，使其有了渗透中国的可能。 1995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利率高悬，而且当时通货膨胀接连攀升，促使银行利率不可能掉头往下，所幸的是，索罗斯再度被拒之门外。香港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资金周转中心，在港市与美元联系汇率下气港市存款利息比内地人民币存款利息低4％，因而吸引大量中资机构和香港本地华人金融机构利用香港国际银行抵押资产融资，将资本利用各种政策“灰色”地带或地下黑市渠道汇人内地以合法的“贸易结汇”的方式套息。 1996年一年间，许多香港资金以进口远期信用证的形式打入内地，以此来掩盖其资本项目往来的投机目的。有的省份1996年与1995年相比，进口额增长幅度远低于同期进口远期信用证累计开记金额的增幅，这便是入境游资的证明，索罗斯等人混迹其中恐怕亦无人知晓。 现在中国出口企业流行吃“融资洋快餐”，即国内出口商收到买方开立的境外银行信用证，并押存于融资银行，再由外资银行给出口商提供融资，用于支付购买原材料等所需的资金。这种只能用于生产或贸易性的流动基金，融资期只有3个月至1年，如今已成了索罗斯之流进入中国市场的“护身符”。 据《中国金融时报》报道，来自几家期货交易所的信息表明，索罗斯早就对中国期货市场虎视眈眈，尤其是1995年中国期货市场异常火爆的那段时间，碍于政策所限，索罗斯等投资者往往利用合法的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独资子公司，子公司以交易所会员身份进入期货市场。无奈当时期货市场多空双方拼得两眼出血，把对方的身份以及资金的来源实力弄得一清二楚，在境外观望的索罗斯等人看到自己一举一动都被中国人摄人眼中，便不敢轻举妄动。 金融界人士认为，由于中国金融系统相对封闭，国际短期资本毕竟在中国活动空间有限，一则中国利用外资政策是吸引外资直接投资，向长期资本倾斜，对短期资本流入控制较严，使索罗斯等人不禁望洋兴叹；二则国内金融市场本身发育程度较低，投资品种较少，进出不便，索罗斯等人也不敢冒然闯入，否则，一旦陷入泥泽便不能自拔；三则中国正处于经济转折进程中，不利因素较多，短期内不可能发生类似墨西哥或东南亚那样的金融危机。 尽管如此，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对开放金融市场更加小心谨慎；东南亚货币市场动荡不安，索罗斯四处巡戈，以待战机，中国对维持港市稳定更感压力重大。有关部门正在密切注视东南亚金融市场动态，急谋对策。香港金融管理局7月以来连续干预市场，以防港市受到投机性冲击。 墨西哥金融风暴和东南亚货币危机主要是由索罗斯一人造成的。本来，从理论上看，国际游资适度的套利和套汇活动有助干活跃金融市场，也有利于东道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无论是墨西哥还是东南亚，本国经济问题才是索罗斯兴风作浪的温床。一昧指责索罗斯是导致本国货币贬值的元凶，骂其是“无耻的投机者”，无疑是本末倒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既对索罗斯的流窜有所防范，而且还不会阻止短期资本的正常流入，以伺机斩索罗斯于马下，是个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 附录一美国《商业周刊》载文： 警告东南亚！ 在7月2日促使泰铢被迫贬值18％后，货币投机商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其汇率与美元挂钧的邻近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相继下跌，并可能会进一步贬值。下一个有可能轮到新加坡元，特别是因为该国经济尚未从去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薪加坡股市今年已经下跌了16％。香港贝斯腾亚洲公司经济师约翰·西尔警告说：“人人都有危险。” 亚洲的灾难是5年来震撼了全球货币市场的竞争性贬值当中最新的一幕。 东南亚的情况比其他地区要严重。该地区的确有一大长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像拉美人一样，亚洲人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像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日本人一样，亚洲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DIR/麦克格劳一希尔公司亚洲经济学家奥罗拉说，亚洲人还被迫“对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持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恢复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才能重新获得信誉。各国政府将必须对从资金市场到产业规划的一切都进行改革，才能避免殃及邻国的进一步的货币贬值。 然而目前，明确的对策是依靠贬值的货币来实现出口增长。亚洲的货币灾难对取得了多年惊人增长的一个由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的根基是一个考验。但是，由于十多年来大量出口半导体等货物，决策者们和货币市场被冲昏了头脑，没有认识到东南亚人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体系的缺陷。这包括倒闭的银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工厂过多和中国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中国制造商在其比价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帮助下，正在把东南亚的服装、电器和”电信设备生产者挤走。与此同时，在钢铁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中，小虎们与韩国和前苏联国家竞争遇到困难。 在全东南亚，经济回升都将被银行系统的薄弱所掣时。除非决策者们迅速制订方法来实现银行呆帐的证券化并摆脱这种负担，否则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到头来不得不把不多的财力用于紧急财政援助。银行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新创建企业贷款的能力将会减弱。 这场危机还迫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采取现实态度。它们将必须开发金融市场，以便于银行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并使各公司实现外汇储备多国化。DIR／麦希公司的奥罗拉说，更重要的是，领导人们必须“找到新途径来给其经济注入活力，鉴于劳动力和资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廉价”。 吉隆坡国际招商银行执行董事甘朋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后要量人为出。否则金融市场就会强迫你这样做。”经过本月的风风雨雨，这是东南亚人将很难忘怀的一次教训。 （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7月28日） 第三节 如何面对索罗斯——专家的话 人们对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记忆犹新，东南亚金融风暴又再次使新兴国家想起了“龙舌兰酒效应”——不应陶醉于“热钱“涌来的欣喜中，要想到其可能外逃的潜伏危机。 中国的专家在反思这两次金融动荡时普遍提到，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开放的步伐应循序渐进。在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必须警惕国际短期资本势力——如索罗斯之流——可能混人经常项目之下，进入中国进行套利活动。 首先应当承认，金融开放是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中国在谋求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顺应自身改革开放的需要，改变了延续几卜年的固定汇率、严格管制的制度，在人民币井轨，导人更多的市场因素之后，又提前四年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的试点也在上海浦东展开。 目前中国对资本项目仍有严格的管制，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也有一定的限制。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而不少专家认为，现在想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为时尚早。 中国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重在抑制通货膨胀，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终于实现了“软着陆”，令世界刮目相看。 199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5％，物价涨幅仅有1．8% ，外贸出口增长26％，外汇储备突破1200亿美元。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陶礼明认为，中国此次之所以没有受到索罗斯飓风的冲击，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未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索罗斯无法直截了当，随意地冲击中国金融市场。 陶札明同时谈到了除外汇管理制度这一本质差别以外，中国经济环境较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泰铢采取的是盯注美元的制度，曾经有效地促进了泰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近乎这种长期不变的汇率制度亦显示出消极面，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这种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 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周世俭说，放开金融市场可以更大范围、更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同时应当警惕索罗斯此类“飞燕式的投资”，这种资本一有风吹草动就抽走了之，风险极大，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一大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湘认为，中国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如《证券法》尚未出台，一旦放开资本市场，索罗斯爆炒A股又如何是好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张小济说，在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后，应当堵塞漏洞，完善管理，防止索罗斯混人经常项目。不能认为外汇储备多了，就可以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中国目前尚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他说，只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提高了，银行的不良资产才能切实降下来，因而加紧国有企业改革是根本。而中国通过宏观调控，使过热的经济降温，对过热的房地产和股市进行适度引导是对的，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也是必要的。 其实，外国金融风波不仅仅给中国以稳步开放金融市场的启示，也使中国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决策水准。 防范金融风险是1997年中国金融界的重点戏，各商业银行均力争今年内将不良贷款的比重降低2到3个百分点。加强内部管理也就引起高度关注，连巴林银行、大和银行这样西方国家的老牌银行都可能毁于一旦，更何况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不很健全呢。 第四节 下一个目标，香港 索罗斯在东南亚所向元敌，击败了几乎所有的“诸侯国”，便立即又将目光转向了大中华经济圈。在他的一手策划之下，索罗斯的一支人马对香港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试探性进攻，以期寻找某种突破口、随后大军掩杀而来…… 7月初，香港金融管理局尚未从回归祖国大陆的喜悦中解脱出来，便隐约感觉到香港金融市场有一股潜流正在蠕动。精明的香港人立即警惕起来，他们判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果然，进入7月中旬，港市汇率开始受到冲击，兑美元汇率从7.7420/30的高位逐渐下滑，特别是7月11日菲律宾中央银行将汇率波动范围扩大、实行变相贬值的当日，港市兑美元一开市即有30／40点正的跌幅，之后其汇率节节下挫，接近7．7500的心理关口。一时间，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民众惶恐不安，各大银行门前挤兑美元的人排起了长队，港市多年来首度告急！ 香港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彻夜不眠，思忖对策！ 中国中央政府做好了紧急援港准备，以防万一！ 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次买入港市，强行干预市场，效果竟然是意想不到的。7月14日一18日一周大部分时间内，美元始终停留在7．75港元水平之下。 7月18日香港收市之后，在伦敦市场红灯再度闪烁，港市兑美元汇价曾一度超越香港金融管理局坚守的7．750港元的关口，最低至跌至今众人心碎的7．7500港元之下。香港金融管理局再度全面挤人，倾全力通过汇丰银行干预市场，港市兑美元汇价随即升至7．7370港元，收盘于7．74900／00港元。 香港人以其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首次向索罗斯人马显示，港市7．7500的关键价位不容挑战，否则必将背水一战，你死我活。 索罗斯的一支偏军就这样在中国人的面前悄无声息地败下阵来。然而，索罗斯并不甘心，于是他又发起了第二次冲击。 在香港，有种种迹象日益表明，索罗斯等国际货币投机基金正在筑起大量美元对港市的远期买盘，准备进行一场金融史上绝元仅有的攻防战。 7月21日，香港开市后，美元兑港市的掸期率扩大，3个月远期升水为250个基本点，货币市场港市同业拆借利率大升，3个月同业拆借率从7月1日的5．75％升至目前的7．06% ，一周外汇基金票据收益率从上周5．31％升至6．53％，对相应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价差扩大。 与此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紧急动员，明确宣布，港市的联系汇率是不可动摇的。7月24日，管理局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以出入意料的方式，发行了大笔政府债券，推动港市利率大幅抬升，许多期限的港市利率超过37％。这样“挤出”了许多港市空头，港市兑美元大幅上扬，特别是在香港收市后的海外市场，港市兑美元升至近斯的最高点7.7340港元。这又给了索罗斯当头一棒，使得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极不自在。他感到包括新加坡、香港在内的中国人手腕之高明，绝对不在他索罗斯之下，因而倍加小心。 就在此时，市场传说香港金融管理局在纽约市场购买美元抛售港市，加之降低有买盘介人，将美元推回7．7400港元以上，港市随后更一直在7．7410一30港元附近波动。 实际上，这不过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虚晃一招，它只是意图向索罗斯表明，香港行政区决定港市稳定在7．7400一7．7500之间对香港最为有利。同时市场再传金融管理局对两家涉嫌投机港市的银行进行了口头警告，一时间各大小投机者风声鹤立，人人自危。 7月z日，在上海举行了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亚大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这对于正在稳定各自货币汇率的东南亚各国及香港来说，元疑是一剂十分及时的强心剂。而索罗斯等人不禁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他知道要想与中、日、澳等诸强叫战，他恐怕只能等待来世了。 索罗斯胆怯了，他不敢再度对大中华经济圈发难，于是他终于下令全军撤退至外国。避开了一个十分明显的目标：港市。 然而，怯阵之余，索罗斯恼怒异常，本来港市是他此次远征东南亚的重头戏，赚大钱的希望早就寄托在了港市之上。索罗斯按奈不住内心的躁动与惶恐，他终于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香港，我索罗斯下次还会来！ 在香港，人们虽然预料会出现索罗斯兴风作浪的踪迹，但是投机浪潮始终没有到来。香港金融管理局给索罗斯设下了一个圈套，只要索罗斯发动任何针对香港的投机攻势，隔夜贷款利率就会迅速提高。专家认为：如果港府采用把利率提高到必要高度的办法保持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索罗斯用港市打赌很有可能损失惨重。 当然，在香港人成功地击退了索罗斯轶事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金融实力劝比方面已出现了明显的“地域金融”变化。问题不仅是拥有600万人口的香港外汇储备在全世界占第五位。人们常说的（大陆和台、港、澳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本身各具备一股翻江倒海的巨浪。据最新数据表明，大中华经济目的外汇储备不少于3740亿美元。 然而，日本的外汇储备乃是世界上最多的，到1997年6月截止，日本的外汇储备共有2220亿美元。 中国现在居第二位。到1997年7月截止，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210亿美元。西方认为，中国在外贸方面采取了重商主义政策、因此、在贸易方面能够出现巨额盈余。尽管中国的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但是中国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外汇储备。 港市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这块前英国殖民地从未出现过重商主义反应。香港像任何地方一样都是完全开放的，结果，香港经常出现贸易逆差。 香港的外汇储备由第七位跳到第五位（到1997年6月底已达到820亿美元）是由于现在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另立帐产管理的土地基金外汇储备已加到香港金融管理局所有的697亿美元的外币资产上。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将继续管理其外汇储备，完全同中国分开。因此香港本身完全有资格保卫港元不受投机活动影响。中国已表示在必要时将帮助保卫港元。中国和香港现在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已达2000亿美元以上。这样保卫的理由相当简单：港元的固定汇率是政治汇率。7．8港元兑换一美元的固定汇率是1983年定的，当时人们对浮动范围很广的汇率的信心迅速下降。如果这个固定汇率现在受到索罗斯的影响，那么人们对香港失去信心的结果可能就会毁掉香港的繁荣。 保卫香港货币稳定，抵御索罗斯之流来犯，其意义不可谓不大。任何一场诸如此类的战争，对于香港而言，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死战。 针对索罗斯发出的进军香港的狂言，中国银行立即作出了反应，告诫索罗斯不要乱来，否则必将自找苦吃。 中国银行的官员认为，香港近年来经济基本面良好，从1991年至1996年本地生产点值平均增长5% 以止，预计1997年可达5。5% 。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并且没有外债。而受到索罗斯攻击的东南亚货币，其本国经济在外债、国民收支、通货膨胀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一些问题。 香港外汇储备充裕，达600亿美元，加上200多亿美元的土地基金，合计800多亿美元，全球名列第五。现在港元兑美元日均交投量为20亿美元，800亿美元相当于40天的交投量，索罗斯需付出极高昂的代价方可能对港市造成冲击。 中国银行已经多次强调，必要时将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维护港市稳定，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截至1997年6月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达1209.4亿美元，是港市稳定的强大后盾。而且，香港金融管理局10多年来多次成功击退索罗斯之流对港市的围攻，有关法规也不断完善。 港市兑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是否完善取决于市场对这一制度的信心。近年来，港元资产在香港货币供应总量的比例逐步上升，1994年至1996年，分别为53．8％、54.4％和58．79％，显示投资者对港市信心的增强，这一因素是治市稳定的巨大市场力量。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以来，香港政局稳定，经济持续看好，资金充裕，投资者充满信心，这也为港市汇率的患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银行认为，平息近来港市波动的情况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实力稳定香港的金融市场。香港将不会成为索罗斯的下一个目标，一旦他选择这样做的话，结果将会证明那是一个无法挽口的致命错误。 附录一日本《读卖新闻》 挑战港市 东南亚货币不稳定也波及到了香港市场。由于港市的投机性抛售，香港证券市场行情19日急剧暴跌。预计港市和证券市场不稳的局面将会持续下去。 尽管香港金融当局采取了提高短期利率等旨在保护货币的措施，但有人指出，这可能对不动产市场行情产生不良影响，如果今后行情不稳的局面继续下去，就很可能像泰国一样出现泡沫经济崩戳的局面。这将对众多进入香港的日本企业产生巨大影响。 之所以出现对港市的投机性抛售，是因为以泰国钵为首的东南亚货币相继向浮动汇率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港市采用的是联系汇率制，即以美元为汇率基准，从而使港市成为人们投资的焦点。 8月15日开始出现的投机住抛售，是香港口归后出现的第二次投机行为。每当出现这种局面，金融当局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干涉。19日，为了防止出现投机性抛售，金融当局又提高了短期刊率，从而使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一时暴涨至年率20％的水平。这也是股价急剧下跌的原因。 香港回归后执行的是维持联系汇率制这一基本方针，面对这次的投机性抛售，香港金融当局人士仍然认为：“投机行动必定失败。”因此，港市市场没有对设定的防卫线——1美元兑换7．75港市进行大的变更，金融界人士中也没有出现要求尽快取消联系汇率制的呼声。 但是有人指出，联系汇率制是一种不得不跟着经济状况不同的美国的金融政策走的制度。它是造成国际竞争力下降和出现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随着投机性抛售而出现的高利率可能会使这种矛盾扩大。 有人担心，如果利率上升导致成本增加这种情况对不动产市场行情产生恶劣影响，那么，“为保护货币而付出的代价将会比想象的更高”（外国银行的经济学家语）。 金融界人士认为：“如果泰国铢继续下跌，就很可能导致再度出现对港市的投机性抛售。”因此，货币当局似将面临难以驾御的局面。 （日本《读卖新闻》，1997年8月21日） 附录二《中国国防报》载文 索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近几个月来，以乔治·索罗斯大量抛空泰国株为导火索，一场始料未及的金融危机从有“亚洲第五小虎”之称的泰国开始，像病毒一样在东南亚国家迅速蔓延。危机所至，泰国诛、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等东南亚货币纷纷暴跌，金融体系动摇，流入的外资接连撤离，国内债务负担骤增，国内需求衰退，通货膨胀加剧，从7月初至9月初，泰铣贬值了33％，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货币也分别下跌了14%以上，就连经济情况较灯的新加坡也未能幸免。这场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经济与社会以猛烈的冲击，使各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弄不好有可能迟滞正在进行中的东南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这场危机甚至使拉美、东欧，使巴西证券市场和波兰货币兹罗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这场危机的高峰虽已过去，但余波未息。国际社会对这场危机的关注已远远超出了金融界本身，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思考。它给世人的警示也不仅仅是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从更高层次上认识经济安全对国家利益以至全人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国际竞争的焦点日益向经济领域转移，经济不仅是国家安全活动的最终目的，而且成为维护自身安全或影响他国安全的战略手段，经济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和决定国家安全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更多地以其技术、贸易、金融等经济综合力量的优势，向对手开展经济战，包括采取经济渗透、经济制裁、经济袭击和经济封锁等手段，以实现其过去只有用军事手段才能实现的目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正在日益走向国际化的次工业化国家，在维护军事安全的同时，也在经济领域面临抵御各种外来挑战与冲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严峻考验。各国的安全观也日益发生变化，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和接受。 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两大领域的接合部，兼有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双重意义。经济安全不像军事安全那样具体、直观，而是爆发突然，起于无形；它没有明确的地域界线，而是四方渗透，元处不在；它不单纯依靠深沟壁垒和各种对抗性举措，而是更多地依靠自身健全的机能与合理的相互依存度；然而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来自国家经济的内部风险，也来自外部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的经济攻击与侵袭行动的敌意威胁以及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举措失当，违背经济规律而遭受惩罚的非敌意威胁。对某些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安全是建立在对别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之上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因经验不足、人才匾乏、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监控体系不完善等因素，使国内经济安全存在潜在危机，一旦外部破坏势力趁虚而入，就能顷刻间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混乱，使一个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奋斗的成果一夜间付诸东流。 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也必将推动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中国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将日益紧密。在尖锐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经济安全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来说，更具现实性、紧迫性。经济必须在安全状态与环境中发展，安全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后盾，并要以维护经济发展为重要目标。它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盛衰荣辱，关系着中华民族在下个世纪的国际地位。在冷战后时代对我国全面入侵式的生死存亡危险虽然可以避免，但对我国经济安全上潜在的风险决不能低估，特别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经济安全度包括市场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天全等都不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我们，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更自觉地把国家经济安全提到战略的高度给予更切实的关注与运筹。 （原文载于《中国国防报》，1997年10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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