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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一项生产计划是否是为整个经济制定的，都需要有一项政府开支计划，即使这只是为了对政府官员施加控制。实际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预计中有一项年度开支计划。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也都有这样的计划，时间超过一年，有的长达五、六年，甚至十年。实际上，有些国家是作为取得国际援助的一个条件必须这样做。当英国政府1945年准备用1．2亿英镑作为给各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赠款时，它要求每个政府提出一项十年发展开支计划；同样，1950年，要求参加科伦坡计划的国家提出一项六年计划。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希望看到这样的计划，乐于向欠发达国家派出专门小组去帮助制定这样的计划。当美国政府向欧洲提供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时，它走得更远；每个受援国都需提出一项涉及公私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四年计划，而这是一个人们最不相信“计划”这个字眼的国家所要求的！ 作出多年规划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草拟第一个这样计划的过程中，政府的几个部门和机构也许得第一次明确地确定各自的详细目标。展望未来，可以使它们的工作有个目标，并可能使它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之处。然后，当各机构的计划放在一起时，就有机会确保它们既协调一致，又对轻重缓急的次序予以应有的遵守。政府的左手并不总是知道右手在干什么，对政府的一切活动作出计划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协调的机会。有些部门的负责人也比别人主动，因此会为他们的部门得到比真正按轻重缓急的制度分配的更多的钱。即使有一项全面的计划，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但是如果要求各部门都同时提出计划，如果作出最后选择的那个机构意识到协调一致和分清轻重缓急的重要性并拥有必要的权力来实现合理的平衡，那么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许多事情取决于这个中央规划机构的效率和权力。由于提出的计划必定会大大超过可动用的资源，必须作出和实行困难的选择，规划机构需要得到政府总理的充分支持和关心。 一旦制定了计划，它对必须执行计划的人就有很大的价值。政府财政官员可以展望未来，及时地制定计划。工程师可把蓝图准备好。采购部门可及时地订货，等等。最后，有了计划，就可以测定进展的程度。人人都知道每个机构应该干什么，它的成绩就可以根据计划规定的目标来衡量。 制订多年计划的危险也同样明显。由于谁也不能对未来未卜先知，哪怕对短短五年也很难预测，受计划规定的严格限制是个不利条件。这些计划很快过时。物价可能急剧上涨，可动用的资金可能比预料的多或少（通常是少！）。少数项目提前完成；多数项目则由于难以预料的原料、熟练劳动力、科学家或资金的短缺而延误工期。因此，任何这样的计划都必须经常修改。为了对付这种困难，波多黎各政府每年修改它的六年计划，每年都为今后六年作一项计划。没有任何办法能保证计划总是考虑到情况的变化。另一方面，一项计划是需要的，因为虽然我们不预测未来，但是如果不根据当前获得的信息为未来制定计划，我们就不可能采取合理的行动。 有些计划限于列出政府部门、公共公司、政府金融公司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拟议中的资本开支。另一些计划则要列出通常在预算中出现的所有开支，不管是资本开支还是经常项目开支。对所有开支作出计划比只是作资本开支计划好。首先，资本开支常常伴随着经常开支；建造学校以后，就得支付教师的工资，或者买了拖拉机，就得雇用驾驶员。如果只说资本开支而不说经常开支，就很难看出一个项目要多少费用，财务规划可能错误百出。其次，如果要求计划人员提出仅限于资本开支的计划，计划人员自己可能上当受骗。发展不光依靠资本开支，例如，在诸如农业技术推广等各种教育计划方面，它需要很多经常开支。如果把重点放在资本开支上，这些计划往往会被忽视。 在拟定政府开支计划时，最好能确定正确的轻重缓急次序，但是要为确定轻重缓急规定规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只是指出有些计划比较簿弱的一些方面。 第一，使公营部门的计划同私营部门的情况适当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例如，公用事业——铁路、码头、供水、电力等——的整个计划必须根据私人投资者的意图来制订，这样，何时何地需要这些设施，就可提供这些设施。同样，培训熟练劳动力的计划取决于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因此，政府开支计划和生产计划必须一起制订。政府机构需要知道私人企业打算做什么，私人企业应参与制订政府计划的工作。 第二，有些计划为都市制订的色彩太浓，对乡村的影响太少。许多计划与为大多数人居住的农村所做的事情相比，为美化城市或为城市提供较好的住房、学校、供水或医疗服务所做的事情太多。从城镇为乡村作的计划往往也很壮观，因为可用以向参观者炫耀。为建造几条漂亮的公路花的钱太多，为修建许多从农场到市场的小路花的钱太少，而后者更有助于增产。或者把大量资金花在控制一条河流上，而如果将同样的钱花在大量的水井、水池和小溪上，得到的收获就会多得多。求大有时候也是正确的政策；一个大项目对发展的作用可能比许多小项目大得多，而所需成本是一样的。补救办法不是舍大求小，而是注意使规划进程适当分散。应当鼓励农村地区制订自己的计划，在规划过程中，农村应有充分的代表，以保证不忽视他们的需要。保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当然是采用“社会发展”方法（第三章第一节（一）和第五章第二节（一））。由于这依赖于志愿劳动，只有人民真正需要的计划才能实施。社会发展是最好的发展，每一项计划都应拨出一笔相当于国民产出的1％或2％的款项用于这一工作。 社会发展的另一优点是减少资本开支中的铺张浪费，这是若干计划的第三个缺点。在不发达国家资本奇缺，应当节约使用。所需要的往往是能派用场的最便宜的结构。建造能够用50年的学校、医院或热电站都是错误的，因为建造用30年的结构要便宜得多——无论如何，在30年中，由于标准的变化和收入的提高，许多这样的建筑都得拆掉。同样，旧机器往往比新机器更适用，购买比较先进的国家认为是过时的设备，甚至可能大有好处，如果能便宜地买到的话。一个好的政府希望做什么都做得恰如其分，把一些永久性的突出的结构让后人去建造，但是，从这个意义讲，大多数穷国无法把事情做得恰如其分。滥用水泥和钢材是发展计划的比较普遍的弊端之一。 实际上，这种计划的另一个普遍的弊端是，它们在考虑发展时对具体事物的投资想得太多，而对人的投资想得太少。 在公共卫生计划和教育计划的缺陷方面，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至于公共卫生，我们已在前面看到（第二章第二节（一）和第四章第三节（三）），改进饮食和消除使人衰弱的疾病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关于教育，我们已建议，除了在小学、中学、技术和大学教育上的通常支出外，农业国的政府应拿出1％的国民产出用于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上（第四章第三节（二））。 最后，还需记住政府作为用在公营部门以外的资本提供者的作用。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一））中已经看到，为什么国内储蓄少可能使政府成为向小农、向工业发展、向公用事业和向住房建筑提供资本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资本来自政府自己的储蓄、来自国外还是由于通货膨胀而不得不投资的。在拟订政府开支计划时，危险之一是，过分注意公共事业机构的要求，把过多的社会资金用于这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经济部门。这是说明为什么制订政府开支计划的工作应当与调查整个经济的工作同时进行的又一个原因。归根结底，公用事业的费用要靠经济的“生产”部门来支付，因此，保证社会和福利事业的资金不超越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很重要的。 （二）财政问题 政府对资金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公营部门的发展速度比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快。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衡量这一点，可以根据政府雇员的人数来计算，可以根据政府使用的资金来计算，或者根据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计算。先说根据雇员人数来计算。不包括防务在内的文职雇员在拿工资的职工中所占比例很少有低于2％的，在美国占10％左右，在英国占11％（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雇员）。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武装部队的人数，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丹麦几乎没有，英国占4％（1954年），这在和平时期是最高的，而希腊、土耳平等国则更高。如果我们再加上公用事业和国有化工业的人数，英国政府雇员人数的比例为25％，即公用事业文职人员占11％，武装部队人数占4％，国有化工业人数占10％。然后我们再来看所用资金情况，不包括国有化工业的资金。所用资金的比例大于雇员的比例，因为政府也向私营经济部门购买供应品（从墨水到飞机都买）。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所用资金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与1938年差不多，即约占14％；现在，由于防务计划的扩大，它们的开支增加了，大概占22—24％。但是，这也不是全部费用，因为，除了它们所用的资金外，它们还需要经费来作不包括在它们买来自己用的货物或劳务中的转移性支付——养老金、国债利息、失业补助等等。因此，英国目前的税收在国民收入中占35％左右，而印度占8％左右，尼日利亚占5％左右。 当然，政府使用的资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的上述差别是和施政的质量有很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去过欠发达国家的人常常抱怨公用事业差——道路难行、水不干净、卫生差、蚊子多、管理差等等。回答是，用占国民收入5％的费用是不可能搞好公用事业的。除了防务和转移性费用外，西欧和北美各国用于公用事业的费用占国民收入的12％左右，欠发达国家甚至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才能达到同样的标准，因为它们的人均收入低。 欠发达国家的军事负担不必像工业大国那么重。另一方面，如果欠发达国家决定增加私人部门的资本形成，它们为此目的可能需要大量资金。例如，如果它们希望整个经济的纯资本形成每年达到国民收入的12％，而它们的经济只能节蓄5％，相差7％，需从别处来补充。12％的目标不算过高。 这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在工业革命初期达到的比例，比苏联和日本的比例低。假如我们把资本—收入比率定为4∶1，那么如果投资为12％，每年的实际收入就要提高3％；如果每年人口增长率为1．5％，那么每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将提高1．5％，约50年翻一番。以这一速度，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将与西欧一样，但是穷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会缩小。 如果要想消除这一差距，就需要有比这更大的投资。 欠发达国家政府筹集的岁入比发达国家少的原因并不是它们需要的岁入少，而是筹集起来比较困难。根据实际资源来考虑这个问题是最方便的。如果一个国家需要有70％的人从事农业来提供粮食，在剩下的30％的人口中可以腾出来从事政府想从事的事业的劳动力，比一个只需要12％的人从事农业的国家能腾出的劳动力显然要少得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够用以支付税收的收入的百分比不如较发达国家那么大。但是，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多缴些税收的。在这些国家，筹集更多的岁入是困难的，但也不像有时想像的那样困难。如果在本章中去肤浅地论述公共财政，那就会文不对题；本节仅限于对穷国的一些特殊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首先是技术问题。税收的原则之一是，应避免那种收起来代价高的税收，因为这种税得从大量只交少量税的个人那里去收。这一点对直接收税和间接收税都是适用的。这就是把所得税限于收入较多的个人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大多数国家内，向年收入少于150英镑的人收所得税被认为是不合算的。但是，在穷国，年收入高于150英镑的人的比例是很小的。因此，从所得税中得到的岁入穷国比富国少。事实上，穷国在更大程度上得依靠间接税，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希望以不同的方法分配税收负担——也不一定这样做，而是因为在一个可行的豁免期限内，国民收入的比例要少得多。这涉及漏税问题，因为需纳税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是小商贩的收入，他们没有适当的帐目，要实行所得税条款，得付出极大代价。如果比较严格地实行税法，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会得到很大好处，但是即使最严格地实行税法，也不能使所得税成为主要岁入来源，除非有几个大采矿公司或其他公司可以纳税。 有些国家在征收间接税方面还有很大的技术困难。在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经过少数人之手的地方，征收这种税最容易。进出口通常由少数批发商经营，从他们那里征收进出口税最方便。在工业国，很大一部分产出是由少数大公司生产的，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征收货物税和购物税。并不是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出口约占斯里兰卡国民收入的40—50％，所以那个岛国很容易通过征收进出口税获得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而行政管理费用很少。但是在邻国印度，出口不到国民收入的10％，因此对外贸易的税收收入是很少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得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内贸税收，但是收税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产出不集中于少数公司，产出由数以百万计的小生产者生产，通过数以百万计的渠道销售。 因此，要防止相当数量的漏税是不可能的，收税的代价也必然是高的。 在某些欠发达国家，另一个困难是，很大一部分产出根本不进入交易。农民生产自己的粮食及一些自己的用品，只有少量剩余产品拿到市场去出售。如果只对农民的货币收入征税（也许对他们购买的货物征收进口税或货物税），他们多半会漏税。如果农民种植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可可、橡胶、棉花等等），情况就不同了，很容易向他们征收出口税。对自给自足的农民，必须直接征税。非洲部落为此征人头税，而印度的王子则主要依靠土地税。有些土地税带来了很多的岁入，日本和苏联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实上，在人口过多的国家，租金和税收加起来经常占去了农民产出的50％以上。另一方面，土地税是直接税，因此，它引起的敌视比间接税大得多，因为后者的存在并不总是那么明显或那么尽人皆知的。苏联政府为了向农民征收足以支持国民收入的40—50％的税收遇到了强烈的反抗，苏联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资本形成、加强防务及作其他开支用。因此，只要一有可能，土地税就让位于进出口税。 因此，我们要考虑欠发达国家税收负担的分配。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均衡还是不均衡，首先取决于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其次取决于经济部门资本化的程度。在人口过多的国家，租金高昂，也许高达占农业产出的40—50％，因此，收入分配往往比发达的工业国更不均衡。在资本化部门，利润与工资的比率往往比工业国高，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中非的铜矿中，利润可能占纯产出的一半以上。因此，无法对欠发达国家经济的情况作出一般的概括；在一些国家，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加不均衡，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加纳或尼日利亚，就比美国均衡得多。 在收入表上，税收应达到何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如何，但是有一部分也取决于税收对积极性和储蓄的影响如何。后者在欠发达国家内比在发达国家内更重要。在比较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这也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了某种发展势头，即使积极性和储蓄减少一些，这种势头也会继续下去。在欠发达国家中，征税最容易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不涉及到积极性和储蓄，二是从政治意义上讲，地主几乎在各个地方（但不是每个地方）现在在政治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农民的税收负担总是很重的，但是在一些农民最近取得了选举权的国家（如印度），他们造成的政治动荡使他们免除了一定程度的高额税，这使政府感到很尴尬。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征税也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新的民族主义政府中拥有政权，部分原因是为扩大这个阶级需要予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之一是使社会上半熟练、熟练和专业人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对这几类人征收高额税，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利润也属于困难之列。从政治上说，对利润征税很容易，特别是如果资本属于外国人的话，但是对利润征税可能损害积极性和储蓄。储蓄这一点倒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明智的政府可以用公共储蓄来代替私人储蓄，但是在企业精神还欠缺的国家，积极性这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些急于鼓励发展的国家，实际上朝相反的方向行动：它们对创建新工业的资本家暂时免征所得税。 对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对富人怎么办是个严重问题，因为这些政府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穷人，但它们同时急于推进发展。不进行耕种的地主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可以用钱使他们让出产权，然后像在日本那样，当他们发现自己带着钱不交税时，就可变为资本家，提供亟须的企业精神（第五章第二节（二））。即使没收他们的财产，对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利的影响，除非他们自己在大庄园上用现代方法耕种土地。工商业资本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储蓄和企业的主要源泉。在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上升（第五章第二节（二）），在过去，这意味着大量私人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不难理解，为什么各民主政府非常怀疑这一进程，很不愿意让资本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大量利润；另一方面，如果压低利润或高额征税，私人储蓄就会很少，私人企业就没有积极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开明办法是鼓励私人资本家在活着的时候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在他们死去以后再课以重税。如果无情地这样去做（迄今还没有这样做过），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开始时的机会多少是均等的； 发财的积极性会减少一些，但是机会的增加可能会绰绰有余地抵销这一点（第三章第三节（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是不要私人资本家，由国家创办企业、赚取利润和进行储蓄。 这一办法的可行性取决于国家的进取心如何及它从事生产性投资的愿望如何。这种解决办法无疑能起作用，特别是那些只需仿效、不需开拓的国家能使欺骗作用（第三章第三节（一））。在下列情况下就不会起作用：如果国家对私人企业的征税达到使积极性和私人储蓄都不足的程度，而国家又不以自己的主动性和储蓄来加以补充。 这种分析也使人认识到在税收工作中进行政治考虑的重要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认为，向反对它们的人征税和对它们所依靠的人免税最容易，这一事实在决定分配税收负担时所起的作用与对平等、刺激或储蓄的考虑一样大。但是，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除非政府对所有阶级征的税都比现在多，否则它在经济发展中就不可能发挥它想发挥的作用。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主要政治问题是使人民相信情况确是如此，并得到他们对必要的措施的赞同。在这方面，与民主政府相比，极权主义政府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 它们可以使国民收入的20％或30％归政府所有，把一半的收入用于资本形成，而不用担心在选举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进行选举的话。民主政府就比较困难。各地都会出现某个伟大的民主领袖，他能带领人民为了建设国家而度过比较艰苦的阶段，同时又能使他们保持信心和热情。但是，这样的领袖非常少。在其他许多国家内，民主成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障碍。也许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在本章中，我们不想谈经济增长的可取性或其他事情（见附录）。 虽然增加政府在某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困难的，但是，保证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归政府所有在政治上并不那么困难。这是增加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主要希望。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应当始终使边际税率大大高于平均税率。实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原则。这是它们用以同国民收入的波动作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它的影响是，在衰退时，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在繁荣时，政府收入急剧上升。这也是它们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方法；例如，这是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物价上涨率低于50％的原因之一，而其他许多国家虽然战争负担小得多，但物价上涨率达到200％或300％以上；这也是英国的物价自战争结束以来没有上涨得更快的原因，尽管货币需求对资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些国家中，约40—50％的边际收入变成了税收。如果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岁入增加太快，那么在不降低边际税率的情况下，减轻平均税收负担是可能的。 与此相反，在欠发达国家，边际税率常常低于平均税率——政府收入增加得比国民收入慢。这是由于在价格上涨时不愿意提高政府控制的价格的缘故。铁路运费、邮资、电话费及其他政府价格上涨缓慢：土地税如以货币来确定则落在形势后面；进出口税固定在从量而不是从价的基础上等等。通货膨胀由于在收入中所占的边际额很高，应能使一个政府富起来；但是在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价格的上涨造成了预算赤字。目前，当价格的长期趋势似乎是上涨时，税收始终应以从价而不是以从量为基础，为改变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的价格作出的安排应允许随着费用的变化而迅速作出调整。 保证边际税率高的方法是征收高边际率所得税、对需求量增加得非常快的消费品征重税和征收高边际率出口税。 关于所得税，没有多少可说的。税收的平均负担取决于在实行边际税率时的减免和折扣。因此，边际税率可为40％以上，而平均税率仅为5％或更低。边际税率高造成的问题是它对积极性的影响。这一点虽然常被夸大，但确实是个问题。 间接税对积极性就没有同样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其没有多大感觉。因此，舆论正转向采用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有人认为，间接税必然不如直接税进步，这是错误的。穷人、富人和中产阶级以不同的比例消费不同的产品。只要人们使用他们的收入，如果对穷人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低，对富人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高，那么间接税可以同所得税一样进步。差别在于，间接税只涉及花掉的那部分收入，而所得税还涉及储蓄，但是，这种差别也可能是夸大的，因为两种税都可加以调整，使其对储蓄总额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对个人的影响会随着支出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在征收间接税时，原则是对奢侈普及需求量迅速增长的其他物品，不管是否完全是奢侈品，实行高税率。在某些国家，后一类物品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西方化的扩大使电气设备、收音机、自行车、汽车、啤酒、香烟、留声机或傢具等物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大。对批发价征收100％的进口税或消费税可能只等于零售价格的30—40％。有些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收100％的进口税，但是如果要使边际税率达到40—50％的话，可能需要征收不少这样的进口税。大多数国家都收进口税，但是，在与国民收入相比进口额很低或者通货膨胀抬高了国内价格而不抬高进口价格的国家内，这是不够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要在增加的货币收入中占有一个很大比例的话，它可能需要征收一定数额的消费税和销售税。 我们已经论述过出口税与强制储蓄（第五章第二节（二））及与经济稳定的关系。原则是根据事先确定的比例增减制使征收的税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急剧上升。政府销售机构使国内商品价格不像出口价格上涨得那么快，这就产生差不多同样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国家，尤其是缅甸和加纳，已经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的储蓄。实行这种计划的最好时机是在美国出现衰退的时候。那时价格低，实际税收也低。比例增减制在衰退时期实行比在物价高时实行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一实行就可征收重税。 应当指出，讨论高边际税率是为了应用于不断增加的货币收入，而不只是应用于不断增加的实际收入。在最需要作出这一努力的国家内，实际人均收入根本没有增加（如印度），所以，如果政府仅限于从增加的实际人均收入中得到较大份额的话，可能永远办不了任何事情。如果实际人均收入上升，那更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在不变的实际收入中，控制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不管实际收入的情况可能如何，货币收入都可能会增加。工业国的价格趋势是上升的，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部分原因是工会的行动使货币工资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工业国货币需求的这种不断增长往往使农产品价格上涨，但有些上下波动，用于出口的剩余农产品没有和工业需求同步增长，这一事实在今后几年内可能还会继续产生同样的影响。鉴于价格上涨的趋势，一个政府如果财政结构正确，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会不断增长，不管实际收入增加与否。 如果一个政府想通过税收在国民收入中得到更大的份额在政治上困难太大的话，它通过通货膨胀可以取得同样的结果，如果这样做不会在政治上遇到同样困难的话。在欠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和税收具有同样的效果（第五章第二节（一））。它们使消费品从社会其他成员那里转向那些从事资本形成的人。在有人失业的工业国经济中，用建立信贷的办法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比税收优越，因为这种做法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品，但是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即使它们有剩余劳动力，要想在很大程度上这样做是不可能的。通货膨胀与税收的差别还在于，它往往会使利润提高，因此会刺激私人企业家积累资本。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加以控制，对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如果价格的上涨速度低于利率，投机就没有利润了。因此，如果价格每年平均上涨3—4％，我们就可以收到通货膨胀为资本形成服务的一切好处，而不会造成引起投机浪潮和抛出货币的很大危险，特别是如果其间每隔三四年价格略有下降的话。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资本形成搞通货膨胀到一定时候会自拆台脚。通货膨胀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当创造资本的时候，价格急剧上涨。在第二阶段，通货膨胀可能自行逐步消失，因为价格的上涨改变了收入的分配，以致自愿储蓄迅速赶上投资。在第三阶段，价格下跌，因为由于资本形成而增加的消费品已开始进入市场。只有第一阶段是危险的和痛苦的。 通货膨胀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目的。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花钱向公务员支付高薪或进行战争，就没有理由期望通货膨胀会增加资本形成，除非那个国家有相当多的工业资本家把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利润作为固定资本投资，而这种情况在先进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比在不发达国家出现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不论这个国家是不是不发达国家，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把钱花在创造有用的资产上，如修建灌溉系统，那么立即产生的效果将是这些有用资产增加，而不管通货膨胀带来的利润的情况如何。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有些幼稚的调查者声称，通货膨胀没有增加资本形成，因为他们表明，在一些发生通货膨胀的地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并没有增加资本形成。这样来概括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明智的。用于破坏目的的通货膨胀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由于为加速资本形成而创造货币的通货膨胀则加速了资本形成，苏联、日本或每一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的情况都是这样。 某些国家无论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创造信贷的能力比别国强。在经济方面，有关的问题是：谁将获得通货膨胀的利润及他们用它做什么？花在消费上、进行商品投机、创造新的固定资本、储藏起来还是购买公债？消费品的产量能否迅速扩大？或者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是否会很长？ 它是否是这样一种经济，即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很容易控制，而不会使黑市大大增加？是否会有使需求膨胀转变为成本膨胀的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否使外汇形势得到保障？是否有高边际税率把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收入的50％一出现就吞掉？各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大不相同的，结果是，创造一定数量的信贷在一个国家会使价格上涨10％，而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会使价格上涨一倍。对通货膨胀的政治反应也是大不相同的。 在某些国家，从政治上说，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即使这样做会引起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可能是政治生存的条件。在另一些国家，公众在最近几年内已受够了通货膨胀的祸害，因此希望政府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因为通货膨胀主要取代了税收，所以是否采用通货膨胀方法的决定主要是政治决定，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案来作出。 反对通货膨胀的一个最有力的政治理由是，一旦承认了采用这种办法的可能性，就无法相信政府会知道把界线划在哪里。奉行预算必须平衡的原则的最大好处是，它使财政部长能够在内阁里约束他的同事。他们可能十分雄辩地为扩大某种服务申述理由，但是只要财政部长的预算必须是平衡的，他的地位就是无懈可击的。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对政府开支还有什么控制呢？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是有两个预算，一个预算的经费只能来自岁入，另一个预算只包括那些迅速增加产出的服务（尤其是用于土地开垦、乡村水利、培训设施和农业推广的开支，）它可通过建立信贷来获得经费。但是，这并没有把问题全都解决了，因为随后就可能对什么应转入第二个预算发生争论。什么行政手段都不能使政府摆脱既要勇敢又要克制的必要性。 除了税收和建立信贷以外，另一个岁入来源是政府机构中的小额储蓄，其中最重要的是邮政储金局。在那些为这一运动作过努力的欠发达国家内，各种小额储蓄，包括合作运动中的储蓄和友好团体中的储蓄，数额各不相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零到2％左右都有。毋庸说，促进这种储蓄是多么重要。对储蓄者来说，这种储蓄表示独立、自尊和有备无患，这一点甚至比这种储蓄对国家财政问题作出的贡献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据估计，那里的小额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这无疑是值得效法的榜样（第五章第二节（二））。 最后，还存在着在国外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不管是靠赠款还是贷款。有些国家这样做的条件比别的国家好。但是，把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前景似乎并不十分光明。非洲和亚洲（不包括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年国民收入加起来为75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1％为7．5亿美元，远远超过现在流入那两个洲的所有外国投资和外国援助。如果要使那两个洲的资本形成达到占国民净收入的12％，所需数额远远超出任何可能的外国投资或外国援助。因此，不管这些国家能从国外得到什么，如果它们要想取得很大的进展，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没有理由怀疑，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大大增加资本形成的。摆在它们面前的是苏联和日本的榜样，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人均产出上升得比别国快，即年率为3％左右，而居第二位的美国，不到2％。自1929年以来，苏联一直是那个速度，而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那个速度。（产出增加同消费增加是不一样的；由于用于国防和资本形成的产出大量增加，苏联1939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并不比1929年高。）这种高速的增长同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发生的变化都有联系，包括净资本形成每年的年率达到15％以上。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和高税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化上，同农民进行斗争，而不是教他们如何提高每英亩的产量。在10年的时间内，它的大规模工业产出增加了两倍，而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仅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平衡造成了物价猛涨，在10年时间内，物价差不多上涨了6倍。日本人比较明智，整个说来，他们的产出增长很快，同苏联差不多，但是他们对工业和农业予以同样的重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内，他们的人均农业产出增加了一倍。但是即使如此以及大量征税，他们的价格在这一时期内也只涨了一倍。看来，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要达到这种高度的资本形成率和增长率是不可能的，因为除此以外，要达到为15％以上的净资本形成所需要的税收和储蓄水平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政府和人民都抱有经济增长的目标，即使没有通货膨胀，通过税收和自愿储蓄，要达到10—12％的资本形成水平仍然是可能的，而且应当更易达到，因为在那两国的经济中，都存在着剩余劳动力，这使得有可能创造某种形式的有用的资本，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降低消费水平。 使人产生疑问的并不是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在经济上是否可能，而是在民主社会中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可能。主要问题是，对农民适当征税在政治上是否可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五章第二节（二）），在不发达国家，不征收大量农业税来促进资本形成，要大大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是不可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们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它们无需担心投票箱的情况。民主政权也可以这样做——加纳和缅甸目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只有在它们的政治领导人得到民众的广泛信任和支持时，它们才能这样做。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内，新兴民族主义政权已经在高涨的民族情绪潮流中执政；有待分晓的是，它们是否具有使它们的国家摆脱贫困的勇气和决心。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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