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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他山之石”指的是生在南京，长在台湾的海外学者高希均教授的两本文集：Ⅰ《观念播种》和《优势台湾》。 台湾对于大陆的众多百姓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勾起恐怖回忆的事物。文革时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半个光头）之后，在轮番批斗，斥骂甚至拷打了几个昼夜之后，风浪似乎要平静下去。忽然，一个细心的“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四兄妹几十年聚积的两万余张邮票中有一张1947年发行的蒋介石总统60寿辰纪念邮票。这张邮票立刻成为私通台湾，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批斗再次升级，并且把全家所有的衣服、用具、书籍全部没收。当年我又以“首都危险分子”的身份被赶往山西大同。那年冬天，我们全家拿破棉絮裹身才挨挺过来。 曾几何时，今天台湾变成了大陆同胞向往的地方。只要对方准予入境，大陆单位和政府全力协助办理赴台手续。这个变化在28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恐怕连高瞻远瞩一万年的英明人物也未必料到。当前，过去两岸对立的历史教训已不在大陆居民的舆论视野之中。然而如果翻开这几天的报纸，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杀，南北朝鲜的对立，穆塞停火的困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不共戴天。这些新闻某种意义上正是海峡两岸之间28年前势不两立的翻版。其实，中国人今后是否永远不会重蹈覆辙，也是很难说的。 发生这种不必要的人群之间相互仇视的具体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其间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即社会的封闭性，信息交流被阻甚至被垄断。大陆同胞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私通海外是“文革”其间知识分子被批斗的一个主要原因；偷听敌台则足可以被判刑。台湾在30年前怕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步先是要有“听”的自由。改革15年来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一切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高希均教授文集《观念播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高希均在台湾中兴大学毕业之后，于1959年赴美深造，1964年获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他获得大学终身教授以后没有继续留在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里，而是分出一半时间回到台湾从事观念播种的事业。30年来一共用中文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出版了19本书，总计达400余万字。他还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了《天下》和《远见》两本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他在传播新思想，介绍新观点，引进新学问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台湾知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1988年首次访问大陆以来，他的著作开始在大陆出版，至今已经出版多种。传播观念，开发民智，决不是容易的事。用高先生的话说：移山比观念改变还容易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高希均的大部分文章都和经济有关。经济问题是最容易产生误区的领域。误区之一就是“白吃午餐”。1977年高希均写下《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指出想占便宜的自私心理误导了许多舆论，甚至产生错误的政策。“白吃午餐”一词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首创的名词，高希均利用它评论了台湾的许多经济现象。首先是关于工资标准。拿工资的人都想工资标准高一些，可是如果效率不提高，冗员不裁减，增加工资等于白吃午餐。其实，说到底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取决于工资标准，而是取决于总的生产量。只有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工资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国际的经验证明，保持一个略低的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其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才能为其产品源源不断地开拓市场，百姓才能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对公营事业的补贴。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低价格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无例外地成为地方财政拮据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得从增加百姓的税收来找齐。例子之三是大学学费该不该上调。高希均主张学费应尽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时给清贫家庭出身的学生贷款或奖学金。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们吃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大陆同胞而言，“白吃午餐”的心理恐怕比台湾同胞更甚。尤其难办的是大陆政府当局还经常把“白吃午餐”的权利当成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有意无意地经常宣传。例如灾区人民拿到了救灾物资，媒体着力描写百姓如何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官员们在一旁听了也似乎受之无愧。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灾难方面确实比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所以几处较大的水灾虽然灾情严重，人心还稳定。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政策变出来的。政策好上了天，没有各色各样用自己劳动作出无偿贡献的人，天上连一块馒头也掉不下来。当然，媒体讲的不是经济学，不够准确也无可厚非。可是经常性的不恰当宣传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还很严重。因为这使百姓产生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同时又把过于繁重、实际上不可能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了政府。企业经营不善，工人收入降低，变成了政府的过失；万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甚至股市疲软也成了政府的毛病。对比之下，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个企业倒闭，投机赔钱的人天天都有，近几年白领阶层中出现了失业，邮资涨价，水电涨价也不是稀罕事。这些事情中倒了霉的人认准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并没有归罪于政府，更没有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府，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30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定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他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不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而不要介入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贬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府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思，多思然后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到台湾的人口问题。1959年台湾的蒋梦鳞先生（1964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例如有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1980年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10％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10万台市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高先生竭力提倡的另一个主张是“民营化”。台湾和大陆一样，有许多国营企业。台湾的国营企业大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按照当今世界潮流，俄罗斯在搞全面私营化，当然还不成功，但法国、英国、日本也都在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从经济效果看，他们的改变基本是成功的。因而私有化成了世界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起而效法。在大陆，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各种经济麻烦的总根源。亏损的财政负担只好由政府发钞票来弥补，因而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是积重难返，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欠债可以互相抵消。一切经济手段对国营企业用处不大。不论是环境污染罚款，或是价格税收杠杆，到了国营企业那里所起的作用只是财政部的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喊了多年的四大银行商业化，如果银行背负着大笔国营企业的呆帐死帐，根本独立不起来，到头来仍旧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尽管国营企业有许多问题，全世界都在搞私有化，大陆的政策倒有点巍然不动。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来看，这块他山之石确乎可以用来攻大陆之玉的。 市场之所以能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是因为有竞争。然而市场里有垄断，垄断排除了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垄断是市场的大敌。 美国是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极高。然而美国的邮政因为具有垄断性效率很低。邮政局里排长队是常见的事，大家都有意见然而奈何它不得。后来出现了私人办邮政，那就是快邮公司。现在快邮公司已经不止一家，据说有些城市还出现了私人办普通邮政的公司。看来邮政的垄断局面在美国已经不长了。 我国的邮政一直是办得比较好的。从解放前开始就以可靠、迅速和能抵达边缘地区而闻名于世。解放以后邮政系统还保留着自己的服务特色，相对于其他服务部门而言服务的质量还比较好。可是自从开放改革以来我国服务业的服务态度从总体上看已经大有改善，相形之下邮政却显得相对落后。而且邮政的垄断地位已经成为它自己进步的障碍。由于谁也离不开它，它可以任意开价，否则拒绝为你服务，你总不能为了一封信坐火车到千里之外跑一趟。不论邮局开出什么苛刻的条件顾客只有服从的份儿。如果你不识事务，非要争个明白，到头来倒霉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大家虽然对邮局有意见，却很少有人当面提意见，顶多在背后牢骚几句。 邮政系统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如果投递延误或错误就会耽误用户的工作，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投递收费太高，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以目前对出版物发行的收费为例，邮局要收取报刊定价的35％，一本杂志如果售价是两元，邮局为了经办定阅和投递就要收取七角钱。出版部门核算下来自己发行的成本远远不到七角，所以大一点的出版社纷纷自己组织发行和投递。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己去搞投递，显然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是由于邮局定价高出成本太多造成的。这里我们看到价格如何影响社会对资源的利用，当价格定在成本之上时，一切高于此成本的活动都不会发生。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只有最低价格才能存在，此时社会将以这种最低的成本来完成特定的经济活动。 由于邮政对出版社收取的发行费用大大高出印刷品的邮资，出版社开始将自己的出版物按印刷品邮资通过邮局寄送。虽然多出了不少写地址、贴邮票、装信封等工作，但总的成本还是比委托邮局发行的费用低。以后邮局也许是为了对付出版社的这种战略，规定了严格的包装要求，即使是印刷品也要全封闭式包装，而且对于大宗邮件的寄送还要额外收费，这就进一步抬高了出版社自己发行的成本，从而迫使出版社将发行交给邮局。邮局自己在投递印刷品时却可以裸装，节省了写信封、贴邮票等成本。这成为邮局的垄断超额利润。附带说一句，在美国，报刊杂志全都是裸装，发行单位在报纸或杂志的反面贴上一张地址条，就可以投邮。美国总体上的富有，是一点一滴讲究资源利用效率的结果。 后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开始出现了自行组织起来的发行网，与邮局竞争。虽然他们在设备、组织，经验等方面远远比不上邮局系统，但他们的投递成本还是比邮局的要价低，所以他们能站住脚跟。这种发行网当然只能覆盖本地区，对于寄往外地的印刷品还不能和邮局竞争。最近又出现了城市间发行网的联网，实际上等于是另外一个邮政系统，他可以和现有的邮政竞争。根据今年9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六和第七条的规定，这种做法是受到保护的。看来我国邮政的垄断局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变。 邮政系统的这一做法不但破坏了资源配置的优化，还极大地抑制了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知识界因为待遇比较低，购买力弱，已经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制约。现在又加上了邮政系统超利润的负担，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报刊书籍的出版首先要负担定价1/3以上的发行费，本来因为购买力弱而缩小了的市场进一步被压缩。学术性的书刊很难得到发展。邮政系统为了鼓励文化发展而对印刷品收取较低邮资的规定，已被超额发行费完全抵消还尚且不足，可见邮政垄断利润的间接危害已经波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前途。 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营报刊发行，这一做法是好是坏？单纯从资源利用来看显然是不利的。然而自办发行终究对邮政是一种竞争压力，能促进邮政系统的改进。最近在邮政系统发生的几件事说明了它的垄断地位正在进一步腐蚀自己。绿条子的问题远远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又出了新问题。一是邮局强要汇款的收款人先存款三至六个月；二是故意拖延几个月才通知取款人领取；三是收件人收电报、挂号信、甚至平信都还要向邮局交钱。所以我倒希望自营的报刊发行系统能发展成为兼办普通邮件、汇款、挂号信，能与邮政竞争抗衡的事业。垄断不但降低资源利用的效率，而且败坏社会风气。这并不是邮政系统的人员素质差，而是行业垄断造成的。所以总的办法不是提高人员素质，而是取消其垄断地位。 1993年12月9日 孔子告诫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里有一句类似的话：“己所欲，施于人。”从表面上看，前一句话是后一句的否定形式，似乎二者并不矛盾。但细分起来却有重要的差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道德信条的基础。它的意思连小学生也能解释：每个人不要做他认为讨厌的事。它不像“学雷锋”，“精神文明建设”一类说法的含混不清，这一信条特别高超的地方是，它告诉人不要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它是从消极的一面叙述了人的道德守则。它强调了每个人无权干预别人的事务，尤其不能对人做他自己都不喜欢的事。它隐含着人与人平等的观念。这与当今的人权观念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罪恶，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损人利己，不都是违反了这一简单的信条吗？如果人人做到了这一信条，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己所欲，施于人”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对别人做好事；是从积极的方面去推行道德守则。好的道德守则，似乎不应该是消极的，更应该是积极的。一般而言，这样的想法并不错，然而这里有一条根本的困难，即你未必知道别人需要什么。万一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己所欲，施于人”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有所不同。即使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你只是“勿施于人”，并不会对别人有所伤害。 “己所欲，施于人”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敬酒也许是我们最经常遇到的一例，自己喜欢吃肥肉而硬叫人也吃，则是另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小事，无伤大雅。但以这种积极态度去制定政策则可能闹出大事来。美国出兵索马里，目的是去解救饥荒，制止内战，应该说出自好心。但事与愿违，固然有不少索马里人欢迎美国人的进入，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我们可以从电视新闻里看到情绪激昂高呼美军滚出去口号的当地百姓，再有是输出革命，也是“己所欲，施于人”，革命对我们有益，谅必对你们也有益。“己所欲，慎施于人”恐怕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信条。 人权是与特权相对立的观念。一部分人有了特权，其他人便无了人权。拥有特权的人不但“己所欲，施于人”，而且已所不欲也施于人。如果人人都有了人权，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有特权。所以人权能成为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不但管理一国的内部事务要以人权立足，国际关系的准则也应如此。美国在索马里奉行的政策不符合人权，因为他遵从了特权。一个美国兵被杀，美国控制的新闻机构大肆宣传，白宫和国会反映强烈，并且立刻在外交上有所反映。而一名索马里百姓被杀，新闻里轻描淡写他说一句，甚至连一句也不说，好像只是踩死了一只蚂蚁。人和人平等不平等，从这些比较里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从缘由上看，美国出兵索马里并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是无可非议的，正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推行得过了头，才发生了违背初衷的不该发生的事来。可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今天是否醒悟到这一点，还很难说。 恐怖主义是美国反对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反对的。恐怖主义的手段之一，是将无辜者押为人质。当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时就杀害人质以示做。美国为了警告或报复伊拉克企图暗杀布什前总统，派飞机前往袭击。如果击中了那些未遂的凶手，伸张了正义，这样的行动可以为大家认可。可是事实上杀死的都是无辜百姓，这种行动和恐怖主义何异！从反对恐怖主义出发，最后自己变成了恐怖主义者，也是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推行得过了头。 那么什么是对待索马里事件的正确政策呢？如果当地百姓懂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里就不会发生内乱和饥荒。反过来说，如果当地人不懂得或不愿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干涉，动乱就不可能完全平息。有了这个认识，就会懂得，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帮助只能限于缓解人民的痛苦，而永远不可能是平息内战。近年来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十分频繁，究竟什么是这些行动的目的？它的界限何在？一方面应该从过去的军事行动中汲取经验，更重要的，是从法学、伦理学、哲学的深度上理解儒家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道德的信条，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实践考验，而今愈益显出它的哲学智慧。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就可以便大下太平。 1993年10月28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违反市场规则的事情。有一些是故意侵犯他人的利益，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也有一些是由于无知，造成市场活动的混乱。这些都需要有法律来加以纠正。然而法律的作用是保护市场活动有规则地进行，却不允许它本身去破坏市场活动，不必要地干预市场，市场活动的基础是平等谈判和自由选择，除非侵犯了他人的利益，这两条基础是不容违反的；它们是法律的依据，而不是法律的对象。 市场已被证明能够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浪费现象，必定是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消除市场运行的障碍，而不是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更不应该用法律手段。然而在我国，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理论还远未能为大家所接受。相反，计划经济的方法倒是政府和企业都十分熟悉的。目前计划经济已不大有人提起了，倒是法律成了时髦名同。过去相信计划经济的人，忽然发现用法律管经济比之计划更有效，于是出现了用法律去干预市场而不是保护市场的一种倾向，企图制定“节能法”就是一个例子。 确实，我国能源使用存在着巨大浪费，但这种浪费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大低，煤矿和石油开采行业已经亏损多年，全凭国家补贴，人为地维持了一个低价格。现在不从纠正价格过低而想用比计划经济更强硬的法律手段来纠正能源使用的浪费，结果将引起别的种种浪费。例如为了满足节能法要求的节能指标，造成不必要的人力、资金或其他资源的浪费。法律不能代替市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要节约的不仅仅是能源，一切有用而稀缺的资源都是我们要节约的。如果节约要通过法律手段的话，我们不但要制定节能法，还得制定节粮法，节钢法，节约人力法，节约资金法……而且这众多的法律中必然引起互相冲突。例如为了节能而使用一台余热锅炉应该是符合节能法的，但这很可能会和节钢法相矛盾。所以达到节约避免浪费的唯一办法是将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告诉公众，让公众各自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环境选择最节约的设计和工艺。这相对稀缺性就是各种资源的相对价格。所以我们要节约的是用钱表示的相对稀缺性，换句话说就是要节约钱，节约钱就是节约了稀缺性，就是节约了资源。所以我们要求一个正确的价格而不是由政府补贴维持的价格，然后由消费者自己去作出如何节约的决定。只要有了正确的价格，消费者自然会按照所给定的价格去寻求节约的办法，用不着政府去操心，更不必请法院帮忙。 主张制定节能法的人另外一个理由是市场经济国家多数也有节能法。那里市场机制大体上能正常运作，他们尚且需要节能法，我们更需要了。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并未完整地了解那些国家制定节能法的背景及后果，以美国为例，1974年到1986年那里石油价格人为地订得比国际市场价格低，因而造成了巨大的石油浪费。因为石油生产者比石油消费者人数少。议会里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不能通过取消石油价格管制的法案，却通过了节能法，以后许多经济学家纷纷著文，指出美国的节能法并未纠正能源浪费的问题，相反却造成了许多其他浪费。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也常常犯错误。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仍会如此，因为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终究是少数。他们即使有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最后的决定权却不在他们手中。最近纠正此类错误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决定取消不许商店星期天开门营业的规定。这项法律典型地代表法律干预市场而不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例子。正因为过去法律曾不恰当地干预了市场，所以近年来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在进行取消管制（Deregulation）的法律修改。究竟法律应该管理市场到什么程度，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律建设一个健全市场，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注意。 1994年2月17日 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但后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却并未按这些线索的思路去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经济学中有些基本观念包含着严重的逻辑缺陷，这些缺陷有不少是后来的学者杜撰出来，以讹传讹而形成的。所谓“等价交换”就是一个例子。 等价交换的意思是强调在市场交换中，不论是以货换货还是钱和货的交换，必定是双方都认可的。在钱货交换的情况下得到的货必定和用以支付的钱等值；对交换的另一方面而言得到的钱必定和交出的货等值。不等值的交换将使一方吃亏，交换将不能达成协议，因此不可能发生。 这一假说的问题在于，如果交换只是等价，人们不能从交换中得利，为什么人们要从事交换？如果一头羊换一柄斧是因为二者生产所花费的时间相等，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去生产而要交换？要知道商业交换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它本身并不能提供乐趣。相反达成一项交换协议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克服许多困难，有时还要承担风险，它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然而市场上熙熙攘攘，人们奔走忙碌，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得利。可见“等价交换”一说完全不能解释千千万万的人参与交换的积极性从何而来的问题。 要解释交换双方都能得利，这只有在交换创造出新的利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交换是不能产生价值的。一柄斧和一头羊相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从物质上看没有任何变化，仍旧是一柄斧和一头羊，只不过是交换了所有权，这新创造的价值从何而来？使人困惑而不能摆脱“等价交换”理论的关键就在于这一点。 要突破这一难点，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当斧和羊交换时持斧的一方长于生产斧而拙于生产羊（相对于对方而言），而另一方则正相反。所以交换使各方都能利用对方的长处，避免了自己的短处，因此双方同时都能得利。我们能用三角钱买一盒火柴，因为对方长于生产火柴，如果叫我们自己生产，花上十倍的钱也未必造得出一盒火柴。当我们赚钱的时候，必定是以自己的长处上为社会服务并取得报酬。如果我是火柴厂的一名职工，我赚钱就是用我生产火柴的专长去换来的。因此当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被建立起来之后，一切生产的优势都被充分地利用。个人的专长、家庭的储蓄，天时地利形成的特点（例如热带作物必须在热带生长，一个良好的桥址能使当地地价提高），都可以成为优势。特别是资金当用于投资时就可能创造出优势，建火柴厂的投资就是创造出了制造火柴的优势。但是要注意，如果社会上火柴厂已经大多，新建的火柴厂就未必有优势。这要看新厂的生产成本是否比别的厂更低。 优势的概念完全是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人、一间厂在某方面是否有优势，要从客观评价中去比较。这个比较的尺度就是价格。当你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比市场价格低，说明你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个人的优势是可以培养的，职业学校就是专门培养某种优势的场所。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要在社会中谋生，必须寻找适合于自己专长的职业，培养自己的优势，否则的话，只能一不怕苦，二不怕脏，甚至不顾危险，去做那些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工作。 上面从交换的不等价谈到了培养优势和社会分工。我们再回过头来问，交换的商品虽然不等价，似乎应该有一些别的相等的东西在交换中起作用。否则就会发生一平二调这种极不公平的交换，是的，交换中有相等的东西，那就是交换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选择是自由的。所以“等价交换”一说，应该改为“地位平等的交换”，或者就叫作“公平竞争”。 1994年2月10日 大家都认为道德的特征是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它是反功利的。然而大多数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归根结底道德的基础是功利主义的，换句话说，只有别人得到了利益，自己才值得去牺牲利益，而且别人所得的利益比之自己失去的利益更大，这才是道德的正常依据。因此履行道德义务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目的去当苦行僧，如果一项道德准则将使一切的人受损，这将不成其为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道德在表面上的反功利看到道德实质上的功利主义，我们将永远无法掌握道德的精髓，而且必定在评论道德问题时陷入混乱。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内，会感到安全、祥和、融洽、幸福，这种气氛只有由周围人群的道德觉悟来提供。相反，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道德的社会内，周围是一批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当自己陷入困境时，也不会伸手帮忙，甚至反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人，我们将感到紧张、不安，要处处提防坏人，要为自己的亲人担忧，这将造成一个令人焦虑的环境。试比较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道德的功利特征。它对功利的要求与直接的功利主义仅有一点不同，即道德提供的利益是通过集体行为而实现的，但受益的仍是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而决不是抽象的“集体”。集体不可能感到融洽和幸福，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正像集体不会感到饥饿，或身上发痒，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 道德环境是由集体中的每一个人提供的，当每一个人提供这种道德环境时，往往要作出某种牺牲，当一位少女路遇歹徒时，路人拔拳相助，这使他可能经受某种牺牲。但他维护了一个道德环境。如果人人都有拔拳相助的道德，这个社会内将无盗贼的容身之地，因而是一个安全、融洽的社会。相反，当周围都是怕事之徒，眼看少女落入魔手，也宁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则必然盗贼蜂起，无法无天，最后这批怕事之徒难免终有一天同样落入魔掌。所以道德实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它是由社会的每一个人提供，又被每一个人享用。商品和劳务也为个人服务，但那是通过双方自愿的交换来实现的。而道德则是单方面提供，并非建立在即时的交换之上的。拔拳相助的义士并不要求任何回报。但当每个人都当义士时，每个人又都有机会享受社会的道德服务。 下面的例子可以更形象地说明道德是公共服务的意义。领一群小学生到公园去玩，教师告诉孩子们，在公园里不许乱扔果皮纸屑。当孩子们来到一所清洁很差、满地肮脏的公园时，孩子们会忘记教师的叮嘱，而和以前扔了脏东西的人一样，随便扔脏物。这说明，当人们没有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不愿意提供这种服务。相反，如果孩子们来到一座卫生良好的公园，甚至不用教师的提醒，孩子们也会自动地保持公园的清洁。这说明，当人们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会愿意向别人提供这种服务。 这一例子有力地说明了何以道德建设身教重于言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动去为别人提供道德服务。别人享受到道德服务时，也会参与这种服务。光说不练，叫别人应该如何如何，自己却不照着去做，叫人怀疑你想“剥削”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不服务，却想坐享别人的服务，结果很可能被人嗤之以鼻。光有言教而无身教，比之没有言教更坏。因为别人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当欺骗盛行时，社会将面临道德崩溃的危险。 重大的丑闻对社会道德有极恶劣的影响。当林彪事件败露之后，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一落千丈。因为天天手里摇着红宝书，声称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全国人民的副统帅竟然是一个阴谋家。人们普遍感到受欺骗，因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他可以骗人,我为什么不可以？”社会弥漫着欺骗时,人们做坏事的胆子变大了，因为“这么大的骗局都可以瞒天过海，小恶谅必无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中说谎而下台，此事虽然没有林彪事件那样严重，也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逼尼克松下台，道德危机将不可避免。加拿大短跑选手约翰逊在奥运会采用服兴奋剂的手段得了金牌，同样是一大丑闻，因为他愚弄了全世界的观众听众，使人们怀疑奥运会颁发的奖牌究竟有多少价值。这些事实从反面论证了身教的重要性。 一个人向社会提供道德服务，未必能唤起全社会的回响，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并不能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享受。这正是道德建设中根本性的难题，要进行道德建设，更多宣扬好人好事，这样可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逐渐形成一个互相提供道德服务的环境。这说明道德教育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但如果对光是享受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却规避道德义务的人不加以批评，道德环境很容易被破坏，因为乘机捡便宜的人会越来越多，形成了风气就难于扭转了。道德建设固然要宣传雷锋、焦裕禄这样的英雄人物，但这仍是言教，顶多只是间接的身教。 直接的身教要靠社会中有影响的人物的带头。家庭中靠家长，学校里靠师长，社会上是靠各级政府领导。因此每一个家长、师长、领导要有道德责任感，要处处做表率。一位士兵跳入冰水中救人和一位政府领导跳人冰水中救人的社会后果不可同日而语。没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没有资格当教师或政府领导。彼得大帝一世在俄罗斯寒冷的深秋跳入冰冷的水中去救援受困的士兵，因而罹病，几个月后去世。他一生功过不论有多少争论，他的人格力量无疑是伟大的。 重大的社会丑闻将对社会道德水平构成威胁。同样的道理，当社会处于某种特殊环境之中时，如果一部分人破坏了道德约束，可能导致道德崩溃，例如在最近发生的洛杉矾地震时曾出现大范围的抢劫。在战争临近，政府不能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时，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相反的例子也出现过，即人们普遍期望更高的道德环境将出现时，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可以在一夜之间明显地提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仓促逃离，由于普遍的贪污腐化，欺骗百姓，上海已处于道德崩溃的危机之中，但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共产党的新作风、新思想立刻给广大群众带来道德环境的新期望，一夜之间道德崩溃变成了道德升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敢于站出来和破坏公共秩序的壮汉作斗争，社会上坏人坏事无容身之地。1977年4月5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时，人们被一个共同的崇高的道德目标所鼓舞，几十万辆自行车整齐地停放在广场一侧，没有人看管，但没有一辆车被窃。这些正反例子说明道德是需要实践的，因此身教重于言教。 1994年5月 乌托邦社会是中外古今一切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自从生产力提高到出现了剩余产品时，就产生了穷富、压迫与被压迫,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别。人世间的大多数悲居(都与社会制度有关，所以从制度上探讨理想之国一直是人类最重大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对于思想深刻的学者们至今仍有巨大的诱惑力。 《礼记》中“大同”篇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要使人人和睦相处，必须出于公心，“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不要把东西扔在地上但也不必据为己有；人不应偷懒藏力，但出力不必为了自己。这种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后来人类社会无例外地朝着追求物质利益，通过交换发展分工生产的历史经验相去甚远。16世纪莫尔写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在他的书中已经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的理想。清朝作家李汝珍写的《镜花缘》中有关于君子国的描述，在那个国度里，买卖双方的争吵和我们所见的正相反，卖方力图降低价格，而买方则坚持多付钱，这是极端化了的天下为公。在欧洲，继莫尔之后又有圣西门，进一步将社会公平的理想更精细化。到傅利叶（1772～1837）则将乌托邦的理想付之实施。他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了一所合作社，经营了8年头，但效果不好，最后因失火而结束了试验。和他同时代的欧文（1771～1858）用他本身的财力、理想和品德在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几个试验区，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因管理和宗教纠纷未能坚持到底。从今日关于产权的理论来分析，其原因还要深刻得多。这些理论和实践以后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以有别于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吸引了全世界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经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结束，但它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中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结构？ 从上个世纪末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严密科学的一门学问。它建立在经济人，效用的有序性和边际收益递减等公理的基础。使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些经得起最吹毛求疵的洁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己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公平竞争可消除生产和交换中的一切浪费；或均衡价格可以引导各种资源（人力、土地及矿藏、资本及制成品）的最佳利用；或消费、生产、交换的全面均衡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状态；或干脆表达成均衡价格是度量商品稀缺性的尺度，有效的社会应当尽可能节约稀缺性。与上述关于理想社会有关的结论可以转而表述如下：只有生产方希望获得最大利润和消费方希望获取最大效用（不大精确的意思相当于用最少的钱买最满意的商品）的动机下，通过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达成能使供需均衡的价格协议，然后此价格进而指导生产者降低成本，指导消费者增加效用（相当于使用价值），社会才能避免资源的浪费，人们才会有富裕的生活。 如果人类社会还希望生存几百年几千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将越用越少，即使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可能缓解。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欲望却仍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将是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彻底化解，而只可能设法缓和，其办法是高效率地使用一切资源，避免浪费。以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将这一点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所以预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这一论断当然并不错，然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科学家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因为社会不会接受没有商业价值的新发明，一个不能获得利润的新技术将被社会拒绝，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之能否节约稀缺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的价格系统来鉴别的。一项新技术的采用，必须投入机器设备和人力，在经济上表现为成本。它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得到收入，收入和成本之差即为利润。如果利润是负的，说明新技术不但没有节约稀缺的资源，反而浪费了资源，因为微观经济学证明了相对价格表示各种物质的相对稀缺性。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资源的减少，加上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断在变化，今天我们以为有利的技术，几十年之后在新的价格条件下未必有利。因此价格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它，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失去方向，人们将无从判断一项新技术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价格的伟大作用有点像地心引力，我们每个人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以至于觉察不出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地心引力无时无刻不主宰着我们自己和周围物体的物理行为，而价格则主宰着我们的经济行为。 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声，价格是如何产生的？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上来了。价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和讨价还价形成的。换言之，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乌托邦思想希望消除社会内利益对立，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同时也消除了产生价格的机制。一旦失去价格，社会将发生资源的浪费。当工人变成工厂的主人时，虽然消灭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同时也消灭了价格产生的机制。工厂以低价出卖产品时，企业虽然赔了钱，但工厂的主人（工人）受了益；工厂以高价出卖产品时，工人虽然受损，但工厂的利润仍将用于工人。因此低价和高低不构成差别，价格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结果必将是价格信号混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正是旧体制中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情况。 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乌托邦的不可能存在作出了最终的结论。 1994年4月6日 人们都说美国的物价便宜，可是当你来到美国一看，觉得几乎一切东西都比国内贵，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采购的。尤其是超级市场里充满了中国货。1992年我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开完会口袋里还剩下几十块美元，心想要买一件小礼品回来，到超级市场挑了半天，最后找到了一个镀银镂花的金属相架，立在桌子上十分诱人，价钱只有7．5美元，相比之下还值得买。可是买回家打开仔细一看，发现“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真叫人啼笑皆非。按当时汇率折算，这样的价钱在国内也能买到，何必远隔重洋买一件中国货回去呢？ 美国东西是不是便宜？如果你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真正过上了美国的生活，你用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精神反复盘算，和周围人群交换了各种省钱的门道，逐渐也会同意这个结论：美国东西确实便宜。现在我们要问，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所谓便宜，是和什么作比较得出的结论？ 一种比较办法是拿美国和别的国家比。但这比较将依赖于汇率，因为同样一公斤牛肉，在美国是用美元买，在英国是用英镑买，要比较两国的牛肉何者较便宜，首先要问一美元值多少英镑，或两种货币的比价，这就是汇率。可是汇率的变动很大，它受到两国贸易顺差逆差、银行利率高低、国际间投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就以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来说，过去十几年内变动将近一倍（最低时一英镑换1．05美元，最高时可换1．9美元）。所以通过汇率比较，不但结论十分不确定，而且受到许多不相干的因素的影响。 另一种比较是从经济上看，日子好过还是艰难。所谓日子好过，就是钱比较容易赚，赚来的钱又比较经花。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肯花力气，不怕吃苦，生活不但过得去，还可以有些节余；所谓日子难过则指拼死拼活，仍难以维持温饱。看来，所谓的美国东西便宜，正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便宜。 在美国，有正式工作的人日子都不差，即使是工资水平最低的，也都能买得起起码的住宅，买一辆二手货的汽车，甚至供孩子上大学，苦的是失业的人，所谓失业就是没有一份固定工作。但社会上零星的活仍不难找，例如园子里剪草坪，为人看孩子，在餐馆里洗碗或带客，帮人搞卫生，看护病人或老人。这些活平均起来一天挣50美元是很普通的，而一个人在美国每月的生活费用有400美元是足可应付的。中国派去美国访问学者的生活费每月也只500美元，他们多数人省吃俭用，一年下来还可以攒上一两千美元。一个人的伙食费每月有100美元就可以吃饱，再花150美元就可以和人合租一间卧室，吃、住两大问题有250美元就可以对付了。将收入水平和维持生活所必要的开销作比较，很明显，美国的生活是好过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每个月能工作上八天，自己的温饱问题就可以解决。我们常看到报上说美国有几百万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当然是事实。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流浪汉的构成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中国人，甚至黄种人也很少。按理中国人在美国就业往往受到歧视，再加语言困难和社会关系生疏，往往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地位。可是他们中没有人流落街头，正是因为美国生活容易对付，物价比较低。再加中国人肯吃苦，尚节俭的生活态度，只要不出车祸，不生大病，过一个起码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来到美国的青年人绝大多数都有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他们来到美国的渠道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在金钱、时间、精力等方面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换句话说，他们原来在国内的地位就比一般人优越，因而有条件争取出国，到了美国后多数人进了大学，将来毕业之后如果不回国去，在美国找一个工作，就进入了美国的中上等社会。然而也有一些个别人，情况特殊的。我就认识一个来自苏北的妇女，她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她原本在苏北射阳县的农村，结婚之后由于受到丈夫和公婆的打骂，偷跑到上海做了一名女佣，服伺一位有病的老太太。后来因为东家有儿子在美国，老太太举家迁美，她以东家亲戚的名义也跟到了美国来，继续服伺老人。可是老人到美国后几个月就病逝，这个妇女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走上街头自谋生路。一个妇女来自农村，连初中文化程度都没有，更谈不上懂英文，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环境里要生活下来，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她做过清扫工，替人看小孩，拾冷饮罐，卖破烂，最困难的时候几乎陷入绝望。她也曾想回苏北农村去，可是从哪里去筹措回国的旅费？再说，回去之后仍旧是那个不堪忍受的家庭。置之死地而后生，她作出了痛苦而坚定的选择，一年之后终于找到在一家作坊里做纸花的工作，逐渐从绝境中恢复过来。又过了一年多，她已成了那个小作坊的合伙老板。我问她从苏北到上海到美国的感想，她轻松地回答说：在美国赚钱容易多了！东西也便宜。一个没有任何专门训练，连起码的文化水平都不具备的妇女，来到美国三年就能混出个名堂，这不能不说，美国的社会虽然离开真正的公平还远得很，但确实为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条件。 中国和美国相比，付出同样的劳动，所得的报酬是不同的。不论从事何种职业，这个结论都不会错。从餐馆洗碗、当保姆，到外科医生、工程师或教授，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远远不如美国同行。正因为这样，才有许多人希望移民到美国去，希望用同样的劳动获得较好的报酬。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其必然的推论一定是“同样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应该创造同样的财富”，可是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这是一个世界上最重要而且带有现实性的问题，它值得我们每一个政治家、学者、普通老百姓认真想一想。 1994年4月28日 ------------------ 寸光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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