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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 的论述主要是想驳斥一种错误的人类社会理想，告诫人们不要象现在这样只一味强调增加生产，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改进分配和提高劳动报酬这样两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上。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而分享总产量的人数能否增加（无论人类的财富处于静止状态，还是以古老国家所曾达到的最快速度不断增加）则取决于我们对人数最多的阶级即体力劳动者阶级的看法和该阶级本身的生活习惯。 我在此处或别处谈到劳动阶级或把劳动者说成是一个“阶级”时，都是按习惯用法使用这些词语，用来指一种现存的，而决非必不可少的或永久的社会关系状态。我认为，如果社会中有不劳动的“阶级”，这种社会状态是不公正的，也是有害的，除了那些不能劳动的人或退休人员外，人人都应该承担人类生活中的一份必要劳动。然而，只要依然存在着不劳动阶级这一大社会弊害，劳动者也就构成了一个阶级，而且可以说成是一个阶级，尽管只是暂时这样说。 近来，人们从道德和社会角度对劳动人民的状况所作的思考和讨论要比过去多得多。人们普遍认为，当前劳动人民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们对一些技节性的而并非根本性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并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从这些意见和争论中可以看出关于体力劳动者所应享有的社会地位，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理论可以称为依赖和保护理论，另一种理论可以称为自立理论。 根据前一种理论，在所有影响到全体穷人的事情上，穷人的命运都应受别人摆布，而不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不应要求或鼓励穷人独立思考，不应要求或鼓励他们对自身进行反思和展望，以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握。该理论认为，上层阶级有义务考虑穷人的事，有义务对穷人的命运负责，就象军官应对士兵的命运负责那样。上层阶级应有意识地履行这一职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应给穷人以信赖感，使穷人被动或主动地服从于为他们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同时在所有其他方面安心在上层阶级的保护下不闻不问国事，过太太平平的日子。根据这种理论（该理论也适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只应部分是命令式的，应是融洽的、合乎道德的、富有感情的，一方给予慈爱和保护，另一方感恩戴德，表示尊敬和服从。富人应是穷人的父母，象教导和管束孩子那样教导和管束穷人。穷人方面不应有自发行动，他们只要每天干活儿，品行端正，信仰宗教就行了。他们的道德和宗教应由上层阶级规定，上层阶级负责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教育，确保他们的劳动和服从得到适当报偿，在衣、食、住以及精神和娱乐方面都得到适当照顾。 这是那些不满意于现在而怀念过去的人，对未来所抱有的一种理想。象其他理想一样，这种理想对那些从未有过理想的人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不知不觉的影响。这种理想象其他理想一样，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它诉诸我们的想象力和同情心，以恢复我们祖先的美好时代为感召力。但谁也说不出在哪个时代以及在哪个国家，上层阶级履行过哪怕是与该理论所说的职能有点相象的职能。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依据的是这里或那里某个人的行为和品行。各享有特权和有权有势的阶级，实际上一直在运用所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一直表现得很狂妄自大，瞧不起而不是悉心爱护那些他们认为堕落的、不得不为他们干活的人。我并没有断言过去怎样将来肯定仍会怎样，也没有断言人类的进步不会消除那种产生于权力的强烈的自私自利之心，可是，虽然这种弊害有可能被减轻，但在权力被废除以前，这种弊害是决不会被消除的。我认为，不可否认的一点至少是，远在上层阶级能以保护人的方式进行统治以前，下层阶级就会取得很大进步而不再需要这种统治。 我十分清楚这种理论呈现的社会图景所具有的勉力。虽然这种社会图景过去没有事实原型，但却有感情方面的原型。这种观念的全部真实性就存在于感情中。由于人们从根本上厌恶那种完全由金钱利害关系和感情维系的社会，因而很自然地，那种充满了深厚的个人感情和无私奉献精神的社会，便具有某种吸引入的力量。应该承认，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的关系，一向是这种感情最丰富的源泉。一般说来，人类寄予最深厚感情的往往是介于人与某种可怕的祸害之间的人或事物。因此，在可以滥施暴力、没有安全可言的野蛮粗鲁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那些无权无势而又得不到保护的人，其生活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与痛苦），慷慨地给予保护和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保护，便是连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强有力的纽带，产生于这种关系的感情是人类最亲密的感情，所有最为敏感的激情和柔情都聚集在这种感情的周围，一方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另一方表现出来的侠义，都由原则上升成了感情。我不想贬损这些品质。人们所犯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些品德和感情同游牧的阿拉伯人的宗族观念和热情好客一样，显然是野蛮和不完善的社会状态所特有的，在没有严重的危险因而人们不需要保护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国王和其臣民之间，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都不再可能具有那种美好而可爱的感情。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具有正常体力和勇气的人，有什么理由要为所受到的保护表示最热烈的感激之情和最恭顺的效忠之心呢，今天，只要是在法律没有废弛的地方，法律就总会保护人们。一般说来，现在受到某人的保护，非但不象从前那样会得到安全，反而往往会遭受冤屈。在一般情况下，现在所谓的保护者正是需要加以提防的人。当今每一份有关残忍和暴虐行为的治安报道所涉及的，都是丈夫欺凌妻子，父母压迫子女这样的事情。法律未能阻止这种残暴行为，法律现在只是刚刚开始缩手缩脚地防止和惩处这种行为，这并不是法律本身的过错，而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奇耻大辱。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拥有独立生活的手段或能独立谋生，就只需要法律能够而且应该提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仍想当然地认为，据以提供保护的那种关系必将永远存在，而看不到在不需要保护者的情况下，行使保护者的职责和权力，必将产生与忠顺相反的感情，那这些人就太不了解人性了。 我们可以断言，至少在较为先进的欧洲国家，工人不会再屈从于宗法式的或家长式的政治制度了。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工人现在已经认识字，能够读报纸和政论书籍，各种持不同观点的人已走到工人中间，诉诸工人的官能和感情，反对上层阶级所宣传和支持的信仰，许许多多工人已聚集在同一场所从事社会化的生产，铁路已使工人能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能象更换上衣那样更换老板和雇主，工人已可以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生活。总之，工人阶级已开始自己照管自己的利益，并正在不断向世人表明，他们的利益非但与雇主的利益不一致，而且是正相反的。一些上层阶级人士自认为，上述趋势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予以纠正，但殊不知能进行这种教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宗教改革的原则同读书和写字的能力一样，已为社会底层的人民所掌握，穷人已不再接受他人规定的道德和宗教。我所谈论的主要是英国的情形，特别是英国城市人口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农业最发达、工资最高的地区的情形。在南部各郡，由于农业人口惰性较大、现代化水平较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贵族们也许仍可使穷人象过去那样忠于和服从他们，办法是用高工资和固定职业引诱穷人，也就是确保穷人有饭吃，不要求他们做不愿做的事情。但这两个条件从未也决不可能长久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只有强迫穷人工作，并至少是通过道德上的强制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殖，才能确保穷人有饭吃。因此，那些对古代一无所知而想复古的人们，肯定将一无所获。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济贫法，在这种需要面前，力图通过抚慰穷人重建宗法封建制度的梦想会被彻底粉碎。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劳动阶级的幸福和德行依赖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穷人已毋须大人牵着带子学步，不能再把他们当孩子管教或对待了。现在应该让穷人自己照管自己的命运。现代国家应懂得，人民的幸福取决于每个公民是否得到公正对待和是否具有自我管理能力。依附理论想使各从属阶级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现在，各从属阶级的依附性已愈来愈小，他们已愈来愈不满意于尚存的依附性，而日益感到需要独立。因此，我们在向他们提建议，绘予他们劝告或指导时，必须把他们看作是与我们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须让他们对我们所提的建议或给予的劝告有所了解。劳动阶级的未来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具有理性的人。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劳动者成不了具有理性的人。固然这方面的进展至今一直很缓慢，而且现在仍很缓慢，但一种自发的教育运动正在人民群众中展开，这种自发的教育可以通过人为方式加以极大的促进和改进。虽然得自报纸和政治书籍的教育不是最扎实可靠的教育，但同根本没有教育相比，这却是巨大的进步。这种教育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可以从棉花危机期间兰开复部的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的表现中看得很清楚，在这场危机中，他们始终表现得很通情达理，很能忍耐，受到了应有的称赞，这只是因为他们阅读了报纸，知道了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知道这与雇主和政府毫无关系。假如这场灾难发生在政府未采取有力的财政措施，使廉价报纸得到扶持以前，那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会这样具有理性，这样值得效仿，就很难说了。辩论会、演讲会、公共问题讨论会、工会、政治鼓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唤醒人们热心于公益的精神，有利于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利于促使有识之士进行思考和反省。虽然知识水平最低的阶级过早地获得选举权非但不会促进反而会妨碍他们的进步，但毫无疑问，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上进心。而且，工人阶级现在已成了公众的组成部分。他们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现在参加了有关公共事务的所有讨论；所有那些以报纸为工具的人，都可以把工人阶级当作读者对象；中产阶级获取信息的途径，现在至少城市工人也可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工人无需任何人帮助，就会变得比以前更聪明；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政府和个人的努力下，学校教育的质量和数量都将得到很大改进，人民大众的精神文明程度和依赖于精神文明程度的道德品质，将比过去更为迅速、更为顺利地得到提高。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工人阶级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带来以下几个结果。首先，他们会比现在更不愿意受上层阶级的指引和统治，更不愿意接受上层阶级为他们指出的道路。如果说他们现在就没有服从上层阶级的那种敬畏之心或宗教感情，那么他们今后会更加没有这种敬畏之心或宗教感情。依附和保护理论将越来越不能被他们所容忍，他们将要求自己支配自己的行为和生活。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要求国会干预他们的事务，要求法律对有关他们的各种事情作出规定，尽管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常常很成问题。他们会要求国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和想法进行干预，而不愿听别人指手划脚。与此丝毫不相矛盾的是，他们会尊重有才智有知识的人，并愿意在任何问题上听从那些他们认为熟悉问题的人的意见。这种尊重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中的，但他们将自己判断谁值得这种尊重。 我认为，随着工人阶级智力水平、知识水平和自立程度的提高，他们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通情达理，越来越精明节俭，从而人口相对于资本和就业机会而言将逐渐减少。这种最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被另一种变化极大地促进，这种变化便是当代最有益的一种趋势：工业大门既对男人敞开，也对妇女敞开。使穷人不再依附于富人的那些原因，也同样将使妇女不再依附于男人，而且从正义的角度说，法律和习惯无论如何不应迫使（已能独立生活的）妇女依附于他人，即不应使未继承财产的妇女除了为人妻或为人母外，便无法谋生。妇女如果愿意为人妻或为人母，那就让她们为人妻、为人母好了；但是，如果绝大多数妇女只能在家里从事较为卑微的工作，别无其他选择，那就太不公正了。我们早就应该认识到，以纯属偶然的性别为根据赋予人们不平等的权利，强制规定不同的社会职能，这样做所依据的种种思想和制度，是阻碍道德、社会甚或智力进步的最大障碍。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妇女社会地位的独立，很可能会大大减轻人口过剩这一弊害。增殖人口这一动物本能之所以一直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过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一半的人专门执行这种职能，由于这种职能成了女性的终生职能，同时又与男性的几乎全部生活目标交织在了一起。 工人阶级势力的扩大和人数的增加，即使是在英国现行的制度下，也正在迅速使他们能表达自己的意愿，能对政府施加限制，这将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宽了，不是此处所能讨论的。不过仅就经济方面的影响来说，虽然工人阶级智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公正的法律也许会使产品的分配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但我却认为，他们不会满足于永远处于被雇佣的地位。他们为了成为雇主，也许愿意先作雇工，但却不会愿意一辈子作雇工。在象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财富和人口都在迅速增长的新兴国家，劳动者一般都是先当雇工，几年以后便独立干活，最后成为雇主。但在人口稠密的古老国家，那些一开始便当雇工的人，如果不论为政府救济的对象，一般说来会一辈子当雇工的。在目前的人类发展阶段，平等的思想正日益广泛地在穷人当中传播，要阻止平等思想的传播就得完全取消出版自由，甚至完全取消言论自由，因而可以预言，人类是不会永远分为两个世袭阶级即雇主阶级和雇工阶级的。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仅对雇工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对雇主来说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富人认为穷人天经地义就是他们的奴仆和随从，而穷人则把富人看作是捕食对象和牧场，而且他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会得寸进尺。无论是雇工还是雇主，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都丝毫不尊重正义或公平。一般说来，工人阶级并不认为得到高工资就应好好干活，他们大都只想尽可能多地索取，尽可能少地回报。总有一天，雇主会无法再与雇工保持朝夕相处的亲密关系，因为二者的利益和感情是敌对的。资本家的利益所在几乎与工人的利益所在一样，就是把工业生产活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使那些为他们干活的人象独立经营者那样，对工作具有同样的兴趣。 我在本书的前一编曾谈到我对小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的看法。读者也许因此而认为，广泛分散土地的所有权，是我赖以至少使农业劳动者免于完全沦为雇佣劳动的方法。然而，这并不是我的看法。我确实认为，贬低那种农业经济形态是毫无道理的，并认为，就其对人类幸福的总的效果而言，这种经济形态远比目前存在的任何形态的雇佣劳动更可取。因为这种经济形态对人口的具有远见的抑制作用较为直接，而且经验表明也较为有效；还因为，在我国或其他任何古老的国家，无论从有保障、具有独立性方面来说，还是从除动物本能外的其他任何才能的发挥来说，自耕农的状况都远优于农业劳动者的状况。在自耕农制度已经存在、其运行基本令人满意的地方，如果人们学究气十足，认为农业改良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都是一付万应灵药，而在人类目前的智力水平下，废除自耕农制度以便为建立另一种制度铺平道路，那么我对此将深表遗憾。在象爱尔兰那样产业改良处于落后状态的地方，我认为与其采用排他性的雇佣劳动制度，还不如采用自耕农制度，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能使一个民族摆脱疏散的半开化状态，而养成吃苦耐劳、深谋远虑的习惯。 但是，一个民族一旦在制造业或农业中采用了大规模生产制度，就不会放弃它；而且只要人口与生活手段相适应，他们也不应放弃它。毫无疑问，在大工业企业制度下，劳动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即使产品的绝对数量不比过去大，相对于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数量也较大，因为在该制度下，可以用较少的辛劳和较多的闲暇，养活与过去相同的人口，而生活水平不变。整个说来，这是一种利益。一旦文明与改良发展到此种程度，全体的利益也就会成为构成全体的每个人的利益。而从这一问题的道德方面（这要比经济方面更为重要）来说，作为工业改良的目标，则应该追求比现在更为良好的道德状况。现在人类分散在地球上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家族，每一家族由专制的家长统治，同本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口几乎没有共同利益，也没有必要的思想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对其家族的其他成员的统治是绝对的；他因此而往往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的家族上，把这看作是自我的扩张，一心想为本家族占有更多的财产，心思全用在如何为本家族保持和获取财产上。固然，我们可以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种道德状况看作是摆脱单纯的动物状态而向人类状态迈出的一步，看作是摆脱动物本能而向深谋远虑和自我管束迈出的一步。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得到的是热心于公益的精神、宽宏大量或真正的正义和平等，那么养成这些美德的环境就不是利益的互不相关，而是利益的相互关联。工业改良的目的并不是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使人们在没有依附关系的情况下，相互合作或相互服务。到目前为止，那些靠自己劳动而生活的人，或者是仅仅为自己劳动，或者是为雇主劳动，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合伙经营推动文明和改良，以及大规模生产带来效率和节约，并不一定要把生产者分为两个集团，利益和感情相互对立，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仅仅是奴仆，受资金供给者的驱使，对企业的事丝毫不感兴趣，而只是盘算如何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挣得工资。过去5O年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及讨论，以及过去20年所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工业改良（即使是强大的军事独裁统治也只能延缓而不能停止这种改良）发展下去，则毫无疑问，只有那些道德素质低下不适于做独立工作的人，才会沦为雇佣劳动者，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将逐渐为合伙关系所取代。这种合伙关系将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在某些情况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而且也许最终将是劳动者之间的合伙经营。 人们早就在进行第一种形式的合伙经营了，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而只是例外。各工业部门已有这样的事例，即：凡是对企业做出贡献的人，不论是用劳动还是金钱做出这种贡献，都按其贡献的大小，象合伙人那样享有企业的股权。用利润的一定百分比奖励受到特别信赖的人，已成为惯例；这一原则有时推广应用于体力劳动者阶级也获得了极大成功。 在到中国作生意的美国船舶上，每一船员均有权享有航行的利润，这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习惯；据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船员一般品行都很好，而且极少同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发生冲突。英国也有这方面的例子。但世人对其不甚了解。“在康沃尔，矿山是严格按照共同经营原则开采的；矿工们与矿主的代理人签订合同，根据合同来开采某一段矿脉，然后把矿石运到市场上出售，按一定比例从销售款中得到报酬。这种合同的期限是一定的，通常为2个月，常年在矿山工作的人均可自由加入合同。这种制度的缺点是，工人的收入不稳定，以致有时不得不长期靠信贷生活；但这种制度也有其优点，而且优点补偿上述缺点而有余。在这种制度下，康沃尔矿山工人的智力、道德和独立精神均有提高，从而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性格习惯都远远高于劳动阶级的一般水平。巴哈姆博士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不仅是聪明能干的工人，而且是很有知识的人。’他还说，‘他们有点象美国人，具有独立的性格，这种制度使他们享有充分的签约自由，以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企业的合伙人，能以几乎乎等的地位与雇主打交道。’……既然他们聪明能干、具有独立精神，因而我们听到以下有关他们情况的报道并不感到奇怪：‘很大一部分矿工现在都租了土地，期限为3代人或90年，在上面盖了房子。康沃尔各家银行的储蓄存款总额为281，541英镑，估计其中三分之二是矿工的存款。’ 巴毕奇先生也描述了这种制度，他说，捕鲸船船员的报酬也是按照与此相同的原则支付的；“在英格兰南海岸，捕鱼所得的利润按以下方式分配：捕获量的一半归渔船和渔网的主人，另一半在船员之间均分，但船员有义务帮助修补渔网。”巴毕奇先生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指出把这一原则一般地应用于制造业是可行的、有利的。 大约16年前，巴黎的一个实业家，房屋油漆店主勒克莱尔先生搞了一项性质与此相同的试验，并在1842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描述了该试验，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根据他的叙述，他平均雇用200名工人，用普通方法（即用固定的工资或薪金）支付报酬。他自己的报酬，除了资本利息外，还有一笔固定收入，以报偿他作为经理付出的劳动和担负的责任。每年年终，剩余利润按每个人薪金的汇例、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体人员之间分配。勒克莱尔采用这一制度的原因，很有启发意义。当他不满意于工人的行为时，他先是提高工人的工资，力图以此使他们卖力地干活儿，不随便辞职另找工作。“他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企业的业务，从而希望以后不再那么操心费神。但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只有当他能够亲躬每一件事，从营业方针到最细小的琐事都予以监督过问时，他才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称心；而一旦由于营业额增加，他只能发布命令和听取汇报时，从前的那些让人烦恼和不愉快的事便又发生了。”（转录自。议院杂志。摘录刊载的勒克莱尔的小册子）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了使实业家烦恼的其他事情，但却把工人不好好干活儿造成的损失称为困扰实业家的心病。雇主“会发现有这样的工人，他们如此不关心雇主的利益以致完成的工作量还不及所能完成的三分之二雇主因此而陷入烦恼之中，看到自己的利益被忽视，他不能不认为，工人在合谋使养活他们的雇主破产。假如雇工的工作有保障，那他的处境在某些方面比雇主的处境还令人羡慕，因为无论他干多干少，他每天都会得到一定数额的工资。他不冒任何风险，除责任感外，没有任何其他动力促使他尽最大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雇主的收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而且雇主还经常处干烦恼和忧虑之中。如果雇主和工人的利益由某种共同的纽带，例如年度分红计划，连接在一起，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 勒克莱尔的试验甚至在全面展开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很大成功。那一年，他的雇工，凡是工作够300天的，没有一个挣得的收入少于1500法郎，而且有些雇工的收入远远高于这一数目。勒克莱尔规定的最高日工资率为4法郎，换句话说，工作3O0天应挣得1200法郎，因而剩下的那300法郎或12英镑，必定为工作够30O天的雇工分得的最低剩余利润额。勒克莱尔先生生动地描述了他的工人在习惯和品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在工作时间和与雇主的关系上有所表现，而且在其他时间和与其他人的关系上也有所表现，他们更尊重他人和自己了。谢瓦利埃先生在184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援引勒克莱尔先生的话说，工人干劲的增加，即使从金钱的意义上说，也完全补偿了勒克莱尔为工人放弃的利润。1857年，维利奥梅先生说：“虽然他那一行中欺诈行为很普遍而他从不搞欺诈，但他却总是能够在竞争中站住脚，尽管他放弃了很大一笔利润，但他的收入仍然相当可观。他能做到这一点，全靠他的工人具有非凡的主动精神，全靠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这补偿了他因为只满足于获得利润的一部分所作出的牺牲。” 巴黎的其他一些大雇主竞相仿效勒克莱尔先生的作法，也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可以从上面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新论》（该书是法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所写的许多优秀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中摘出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令人钦佩的方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道德利益。 “有限责任法”通过以前，人们认为在英国不可能采用勒克莱尔先生那样的作法，因为按照以前的法律，工人如果不为亏损承担责任，是不能分享利润的。有限责任法的通过是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它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使上述合伙经营成了可能的事情。因而现在可以真正采用合伙经营方法了。布里格斯兄弟公司已迈出了第一步，该公司经营惠特伍德和梅思莱两座煤矿，这两座煤矿在纽克郡的诺曼顿附近。布里格斯兄弟建议，该公司三分之二的资本仍由他们自己掌握，但剩下的三分之一资本将分成小股，优先让“本企业的职工”认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向股东建议，只要年利润超过10%，超过部分的一半就将在职工中间分配，不管是不是股东，凡该企业的职工都有权按其工资的比例分享这部分利润。这些大雇主这样做很值得人尊敬，他们首创的这种制度既对所雇用的职工有利，也对社会进步有机他们说，“可以肯定，采用这种分红方法将大大增加企业成功的因素，股东的红利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表明，他们对这种方法抱有充分信心。 如果人类不断进步的话，则应该预料到，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合伙经营方式，将不是作为主人的资本家和没有管理权的工人之间的合伙经营，而是劳动者自己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伙经营，即工人共同拥有企业的资本，经理由工人选举产生并可由工人罢免。一般认为，这种思想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欧文或路易·布朗的著作中，除非为劳动者夺取并没收现有的资本，否则是无法按照这一思想去做的；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现在仍有许多人把没收现有资本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宗旨和目标，而且有更多的人公开这样宣称。但人民大众是有奋勉和自我克制的能力的。除非有某种伟大的思想成高尚的感情作出召唤，否则这种能力是从不显露出来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就作出了这种召唤。当时，法国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第一次感到，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真诚希望大多数人获得自由和尊严，不认为工人为资本家干活、充当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自然合法的事。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作家传播的、通过合伙经营来解放劳动的思想，便开花结果了。许多工人不仅决心不再为店主或工厂老板干活，而组织起来为自己干活，同时还决心不惜付出任何劳动或忍受任何困苦，使自己不再为使用资本支付高昂代价；他们决心消除这种代价，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剥夺资本家或其前辈通过劳动和节约获得的资本，而是用正当手段挣得资本。如果只有少数工人试图完成这一艰苦工作，或者，尽管有许多人这样做，但只有少数人取得成功，那就不应把这种制度看作是永久性的工业组织形式。然而，暂且不谈失败的例子，仅仅在巴黎，现在或不久前就有100多个成功的工人合伙企业，其中许多还很兴旺发达呢，外省也有不少这类企业。弗居里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制造业和农业方面的工人合伙企业》，该书简略地介绍了这类企业的历史及其经营方法，很有启发意义。英国的报纸常常报道说，巴黎的工人合伙企业都已破产了，作这种报道的人似乎是把这类企业刚成立时其敌人的预言误当作了事实，因而我认为应该从弗居里先生的著作中摘引几段话来说明事情真相。事实上，英国报纸上的报道不仅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而且真实情况正好与其相反，事情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大多数这类合伙企业的资本，最初只是创建者带来的几件工具，以及他们能够凑集的或从与他们一样贫穷的工人那里借得的数量很少的资金。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共和政府也向它们提供贷款，但一般说来，获得这种借款的合伙企业，或至少是成功以前获得借款的企业，似乎并没有成为最兴旺发达的企业。干得最出色的是这样一些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微薄力量和工人兄弟的少量贷款外一无所有，他们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而把全部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资本积累。弗居里先生说＊“他们常常身无分文，发不出工资。货物销不出去，欠款收不进来，票据不能贴现，原料库空空如也；他们不得不忍受困苦，尽量削减一切开支，有时仅仅靠面包和凉水维持生存。……正是在困苦和忧虑的煎熬下，这些创业时几乎身无分文而只有良好的愿望和双手的人，终于招来了顾客，获得了信用，拥有了自己的资本，建立起了发展前途稳定可靠的合伙企业。” 下面详尽引述的是这类合伙企业中一个企业的发展史，很值得我们注意： “该行业的人充分认识到，建立一座钢琴制造厂需要使用大量资本，因而1848年数百名工人合伙建立了一个大企业，他们选出代表，请求政府提供30万法郎（12000英镑）的资助，这占国民议会批准的资助金总额的十分之一。我记得，我当时作为分配该项资金的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曾枉费了两个小时的唇舌，试图使两位代表认识到，他们的要求太过分了。他们丝毫不为我的话所动，回答说，他们的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只有大干，投入大量资本，才有可能成功；30万法郎刚能满足要求，一分钱也不能少给。委员会当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要求遭到拒绝后，建立大企业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但有14个工人决心自己建立一个制造钢琴的合伙企业，使人奇怪的是，其中竟包括那两个代表中的一个。对于这些自己没有钱也借不到钱的人来说，该计划确实有很大风险，但信仰就是信仰，它是不管什么风险不风险的。 “于是这14个人就干了起来。下面我引述科肖先生在《民族》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精彩文章，来说明他们最初是怎样干的。对于这篇报道的准确性，我可以担保。 “有几个从前单干的人，带来了工具和原料，价值约2000法郎（80英镑）。除此之外，还需要一笔流动资本。每个人好不容易各拿出了10法郎（8先令）。一些未加入该企业的工人也捐献了一些钱，以表示支持。1849年3月10日，共筹集到了229·5法郎（9镑3先令75便士），于是该企业宣告成立。 “这笔钱少得连维持开业，支付一个车间的日常开支都不够。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开工资，将近两个月，他们手头没有分文。这期间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象失业工人那样，靠分享在业工人的收入生活，或靠一点一点地典卖自己的少量财物生活。 “他们终于完成了几项定货，于5月4日那天接到了贷款。这天对他们来说象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他们决心庆祝一下。付清所有到期的债款后，每个人可以分得6法郎61生丁。他们一致同意，每个人只领5法郎（4先令）作为工资，剩下的钱用来搞一次聚餐。14位股东大都一年没有喝酒了，那天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同参加了聚餐。每家花了32个苏（1先令4便士）。直到现在，他们谈到那一天仍很激动，听者往往也不知不觉受到感染。 “此后的1个月，他们每人每星期可以得到5法郎。6月，一面包店老板不知是因为喜爱音乐呢，还是为了投机，提出要购买1架钢琴，货款不用钱支付而是用面包支付。商定价钱为480法郎。这对该企业的合伙人来说确实是一福音，总算有了糊口的东西。他们决定不把面包算在工资内。每个人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或更确切地说每个家庭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已结婚的股东可免费带面包回家给妻子儿女吃。 “在此期间，这个由优秀工人组成的合伙企业逐渐克服了其创立时遇到的艰难困苦。该企业的帐册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最充分地证明它所制作的钢琴日益赢得了买主的信赖。从1849年8月开始，每个合伙人每周的报酬逐步上升，先是1O法郎，后来是15法郎，再后来是20法郎；即使是每人每周分得20法郎，也并没有把赚得的全部利润分完，每个合伙人留在共同资本中的利润要比分得的利润多得多。的确，每个合伙人的实际境况是不能用他每周得到的报酬衡量出来的，而只能用他在该企业不断增大的资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以下是该企业1850年12月 3O日清查存货时的境况。 法郎 生丁 工具计值 5922 60 货物特别是原料计值 22972 28 手头现金 1021 10 待收票据 3540 赊卖款 5861 90 资产合计 39317 88 但欠款仅为 4737 86 欠80个赞助人 1650 负债合计 6387 86 余额 32930 02 （合1317英镑4先令） “当时股东为32人。用2000法郎祖得的宽敞的车间和库房已不够用。这便是他们不可分的资本，也是该企业每个成员的储备金。当时该企业正在制作76架钢琴，而且还有一些尚未执行的订单。” 从后来的一篇报道中我们得知，该企业后来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协会，其中一个1854年已拥有56000法郎（合2240英镑）流动资本。1863年，其资本总额为6520英镑。 这些协会在其最初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令人钦佩的品质，后来在它们日益繁荣的时候得以保持了下来。它们的规章制度不但不比一般工场松，反而更加严格；但由于是自己制订的，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制订的，而不是为了具有相反利益的雇主制订的，因而这些规章得到了远为认真严格的遵守，而且是在不损害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遵守的。这些联合起来的工人，很快就纠正了他们最初抱有的那些违反理性和经验的观念。几乎所有协会最初都拒绝采用计件工资制，不管干多干少一律付给相等的工资。现在几乎所有协会都放弃了这种作法，而支付给每个人以足够糊口的、固定数额的最低工资，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分配所有剩下的报酬：大多数协会甚至还在年底按每个工人收入的比例分配利润。 这些协会大都公开宣称信奉这样的原则，即它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增进单个会员的私利，而且还是为了促进合作事业的发展。所以，随着营业额的扩大，它们不断吸收新会员，这些新会员（只要协会仍忠于其最初的纲领）并不象雇佣劳动者那样仅仅领取工资，而是立即享受协会的全部利益，除劳动外，并不要求他们结协会带来什么，只要求他们服从这样一个条件，即在加入协会的最初几年年终分红时只领取较小的分额，以表示自己也象创立者那样作出了牺牲。会员有退会的自由，但退会时不得带走资本，因为资本是不可分割的财产，会员只能暂时使用，而不能随意处置。大多数协会的章程都规定，即使协会解散，也不得分配资本，而应把资本全部献给慈善事业或公用事业。每年的利润中一固定的而且一般说来很大的比例并不分配给会员，而是并入协会的资本，或用来偿还以前的借款；还从年利润中留出一部分用来补助病残会员，并用一部分年利润扩大合作事业，或援助其他遇到困难的协会。经理家其他会员一样也领取工资，只不过其工资率通常最高而已，但却严禁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这类协会即使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同资本家进行有效的竞争。关于这一点，福格里先生说：“过去两年（福里格先生是在1851年写这段话的）里建立起来的协会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它们大多数几乎完全没有资本，正在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上探索，象发明家和创始者那样要冒种种风险。尽管如此，在已经建立了工人协会的许多行业中，它们已成了老商号的可怕竞争对手，因此已引起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怨忿。这不仅对饭馆、柠檬水店、理发店等可以平等合作的行业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不享有这种有利条件的行业来说也是如此。你只要向靠背椅、扶手椅和文件夹的制造商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他们各自行业中最重要的企业是不是工人协会了。” 这些协会的确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大约20个不仅顶住了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当时这种敌视败坏了工人谋求独立的一切努力的声誉），不仅顶住了警察的骚扰和篡位时代以来政府的敌对政策，而且还克服了1854至1858年金融和商业危机带来的所有困难。一些协会甚至在克服这些困难的同时还获得了发展，前面已结出了这方面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怀疑合作原则具有光明灿烂的未来呢。 工人协会不仅仅是在法国一个国家开始兴旺发达。暂且不谈德国、皮埃蒙特成瑞士（瑞士的“苏黎土消费者联盟”是欧洲最成功的合作团体之一），就是英国也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甚至可以同我所引证的法国事例相媲美。英国的合作运动是由欧文发起的，后来一些支持者通过自己的著作和个人努力推进了这一运动，由此而播下了优良的种子。支持者主要是牧师和律师，他们的不懈努力值得大书特书。在仁慈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斯莱尼先生的倡议下，英国议会对合伙关系法作了必要的修改。许多产业协会和更多的合作零售商店建立了起来。其中已有许多取得显著成就的事例，最突出的便是“利兹面粉厂”和“罗奇代尔公平先锋者协会”。后者是所有协会中最为成功的，霍利约克已非常生动地记述了其历史；由于霍利约克的宣传和其他一些原因，“罗奇代尔公平先锋者协会”很快就名闻返途，并产生了巨大鼓舞力量，在兰开夏、约克郡和伦敦等地，具有相同宗旨的协会获得了迅速发展。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者协会”最初只有28英镑资本，是由40来个劳动者每星期拿出两便士（后来增至每星期3便士）慢慢凑起来的。用这笔钱他们于1844年办了一个小商店，向该协会会员的家属供应若干种普通销费品。由于他们谨慎诚实，顾客和出资者不断增多，经营的消费品种类也愈来愈多，几年后便向一“合作面粉厂”投了一大笔资。霍利约克先生是这样叙述该协会截至1857年的发展情况的：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者协会分为7个部门：即杂货部、衣料部、鲜肉部、制鞋部、水鞋部、缝纫部和批发部。 “各部门的帐目是分开的，但每个季度总决算一次，以了解整个协会的经营情况。 “前面已指出，杂货业务始干1844年，最初只出售4种物品，现在则出售杂货店应出售的所有物品。 “衣料业务始于1847年，当时经营的品种少得可怜，但这项业务不断发展，于是1854年建立了一独立的衣料部门。 “1846年该协会的杂货店开始出售鲜肉，所出售的肉是从市上一商人那里买来的，共买进了80至100磅。但没有多久，这项业务就中止了。1850年该协会有了自己的肉店，由约翰·穆尔豪斯经营，他有两个助手，每星期为协会购买和屠宰3头牛、8只羊以及若干头小猪和小牛，一般可卖得现金130英镑。 “制鞋部创始于1852年，现有3名工人和玉名学徒，备有现货出售。 “木鞋部和缝纫部也创始于1852年。 “批发部创始于1852年，它的创立标志着‘公平先锋者协会’获得了重要发展。设立这个部门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协会会员对大宗物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向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合作商店供应物品。这些合作商店由于缺少资本而无法从价格最便宜的市场进货，也不象一般商店那样有合格的采购员——所谓合格的采购员就是熟悉市场情况和采购业务的人，他知道应从哪里进货，以什么条件进货和进什么货。批发部确保所供应的货物的纯度、质量、价格公道和足秤足尺，但却坚持这样一条不变的原则，即所有货物都必须用现款支付。” 随着会员的增加，顾客住得愈来愈分散，愈来愈难于向他们提供服务，因而“开设了若干分店。1856年，在离罗奇代尔1英里左右的奥德姆路开设了第一家分店，1857年，在卡斯尔顿开设了第二家分店，在惠特沃思开设了第三家分店，在派福尔德开设了第四家分店。” 原合作商店的库房是协会1849年租用的一套房间，当时已破旧不堪。“租用后，对每个房间都进行整修和装饰，现在已很气派，成了象样的营业处所。现在其中一间房子布置得很漂亮，当作阅览室。还有一间布置得很整洁，当作图书室。……该阅览室布置得丝毫不亚于伦敦俱乐部的阅览室。”它现在“免费对会员开放，经费来自‘教育基金’”，该基金由35%的待分配利润总额构成，专门用干教育事业。“图书室有2200本极好的书，其中有许多是非常贵的书。该图书室对会员免费开放。1850至1855年为年轻人开办了一所学校，每月收两便士学费。1855年，理事会拨出了一间可容纳二、三十人的房间，供14至40岁的会员每星期日和星期二开展互教互学活动用。…… “面粉厂当然也是租来的，位于斯莫尔桥边，离城一英里半远：后来该协会自己在城里盖了一座全新的面粉厂。发动机和其他机器都是最结实、最先进的。投入该面粉厂的资本总额为8450英镑，其中3730英镑至5先令2便士是公平先锋者协会的出资。该面粉厂雇有11名工人。” 后来，公平先锋者协会不断发展，其制造业务不再仅仅是面粉加工，而扩展到了纺织业，建立了一个棉纺和毛纺合作社。股入这个合作社的资本为4OOO英镑，其中2O42英镑为公平先锋者协会的投资。该合作社有96台动力织机，雇有26名男工，7名女工，4名男孩，5名女孩——共计42人。…… 1853年，罗奇代尔合作商店用745英镑在街对面购买了一座库房，他们在这里保存并零售面粉、鲜肉、土豆等物品。合作商店的经理部和办公室也设在这个库房里。他们还租用了该库房旁边的几间房子，当作服装店和鞋袜店。在这些房子里，参观者可以看到制鞋工人和缝纫工人，他们在干净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对产品的销路似乎很有把握。库房象挪亚方舟那样，到处都堆着货物，一到傍晚，高高兴兴的顾客便涌到劳德街，每个柜台前都熙熙攘攘。周末的晚上，在英国的工业区，再没有象“罗奇代尔合作商店”这么热闹的地方了。自从1849年“罗奇代尔储蓄银行”不光彩地倒闭后，该协会的合作商店实际上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储蓄银行。下表取自该协会发表的公报，所列出的是该协会从成立至1860年的经营成果。 年份 会员数 资本额 每年现售额 每年利润额 （镑）（先令）（便士）（镑）（先令）（便士）（镑）（先令）（便士） 1844 28 28 0 0 1845 74 181 12 5 710 6 5 32 17 6 1846 86 252 7 1 1/2 1146 17 7 80 16 3 1/2 1847 110 286 5 3 1/2 1924 13 10 72 2 10 1848 140 397 0 0 2276 6 5 1/2 117 16 10 1/2 1849 390 1193 19 1 6611 18 0 561 3 9 1850 600 2299 10 5 13179 17 O 889 12 5 1851 630 2785 0 1 1/2 17638 4 0 990 19 8 1/2 1852 680 3471 0 6 16352 5 0 1206 15 2 1/2 1853 720 5848 3 11 22760 0 0 1674 18 11 1/2 1854 900 7172 15 7 33364 0 0 1763 11 2 1/2 1855 1400 11032 12 10 1/2 44902 12 0 3106 8 4 1/2 1856 1600 12920 13 1 1/2 63197 10 0 3921 13 1 1/2 1857 1850 15142 1 2 79788 0 0 5470 6 8 1/2 1858 1950 18160 0 4 71689 0 0 6284 17 4 1/2 1859 2703 27060 14 2 104012 0 0 10739 18 6 1/2 1860 3450 37710 9 0 152063 0 0 15906 9 11 关于“面粉厂协会”，无需在这里同样详加叙述。我只是要说，根据同一作者的记述，1860年，该协会的资本额为26618英镑14先令6便士，那一年赚取的利润为10164英镑12先令5便士。关于制造业协会的情况，我没有比霍利约克先生重新的确切资料。霍利约克说，1857年，该协会的资本为55O0英镑。但是，1860年5月26日的罗奇代尔《观察者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据编者说，该信是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写的），此信说，1857年制造业协会的资本达5 英镑。该信还提供了有关其他协会的十分令人满意的情况：“罗森代尔工业公司”的资本为40O00英镑；“沃尔斯登合作公司”的资本为8000英镑；“巴卡普和沃德尔商业公司”的资本为400O0英镑，“其中三分之一是以5％的利息借来的，由于最近两年商业空前繁荣，该公司的股息率已上升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关于此后英国合作运动的历史，我想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因为合作运动已公认为是现代进步的要素之一，而且近来在英国的大多数主要杂志上合作运动也成了许多文章的主题，这些文章写得都很精彩，其中最近发表的一篇，也是最优秀的一篇刊登在《爱丁堡评论》1864年IO月号上；另外，《合作者》杂志逐月定期报道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然而，我却不能不提到合作商店最近向前迈出的一大步，那就是英格兰北部成立了一个批发协会（伦敦也正在筹备成立另一个批发协会）。戍立批发协会的目的，是避开零售商和批发商，而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进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提供给合作商店，正象各合作商店避开零售商和批发商直接向其会员提供商品那样。 上面几页记述的事实表明，英法两个世界大国的社会底层有许多纯朴的工人，他们正直诚实，通情达理，能自己约束自己，而且相互信任，这些品质使以上那些宏伟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我们因此而对人类的未来抱有无限希望。 合作运动的不断发展使我们可以预料，工业的总生产能力将获得很大提高。工业生产能力之所以会提高，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销售者阶级的人数将有所减少而保持在较为适当的水平上。销售者不是生产者，而是生产的辅助人员。现在销售者的人数过多，远远超过了资本家的收益所能负担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生产出来的很大一部分财富没有落入生产者手中。销售者与生产者的不同之处是，若生产者的人数增加，则即使在生产者已经过多的工业部门，产量实际上也会提高，但如果是销售者的人数增加，则并不会因此而增加销售工作，或增加待销售的货物销售人员增多，只会把相同数量的工作分配给更多的人去做，这样便很难降低销售费用。通过限制销售者的人数，使其恰好等于把商品提供给消费者所需要的数目——这正是合作制度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将为生产节省大批人手，他们所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报酬将用来向生产者提供资本和报酬。即使合作停留在购买与消费方面，而不扩展至生产领域，世界上的资源也会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获得极大的节约。 合作运动还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提高，那就是合作运动将极大地刺激劳动者的生产干劲，因为它将使全体劳动者与其所做的工作发生密切关系，他们将用最大的努力而不是尽量少的努力来换取自己的报酬，这将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现在的情况则不是这样）。由此而带来的物质利益，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但这种物质利益却是无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革命相比拟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长期不合将被消除；人类的生活将不再是各阶级为了谋束相互对立的利益而展开的争斗，而将成为追求共同利益的友好竞争；劳动的尊严将得到提高，劳动阶级将具有安全感和独立感，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将变为对社会同情心和实用智慧的培养。 这正是合作运动的发动者所抱的崇高理想。但要实现这些目标，所有劳动者（而不仅仅是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就必须与企业的繁荣一致。有些协会取得成功后便放弃了合作制度的这一根本原则，而变成了股东人数有限的股份公司，这些股东与其他公司的股东只有一点不同，即他们是工人；另一些协会则不准某些被雇用的工人分享协会的利润（令人悲痛的是，连罗奇代尔的制造业协会也采取了这种做法）；以上两种协会无疑都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正当地利用现存的社会制度来增进自己的利益，但我们却不能希望它们用更好的制度取代现存制度。而且从长期来看，这些协会也是抵挡不了个人竞争的。同各种集体经营制度相比，个人经营制度（即由一具有主要利害关系的人来经营）具有很多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合作制度只是在一个方面可以和这些有利条件相抗衡，那就是它使所有工人与企业享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如果资本家也采取这种做法（他们确实将会这样做），如果他们哪怕仅仅是为了增加利润，也采用合作社的做法，使每个工人的物质利益与企业最有效、最经济的经营联系起来，那他们便会轻而易举地挤垮合作社，因为合作社一方面保留着旧制度的缺陷，另一方面却不能充分利用旧制度的各种便利条件。 我们可以极为乐观地想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允许工人分享利润的私人资本家也许将和忠实于合作原则的合作社同时存在，这也是人们所希望发生的事情。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可以干成许多事情，而如果权力分散在许多人手里，或经常更换掌握管理权的人，则将一事无成。私人资本家不受团体的控制，如果他很能干的话，他会比几乎任何协会都更愿意进行合理的冒险，更愿意以高昂代价改进生产方法。固然，新的生产方法试验成功后，合作社是会采用的，但个人更愿意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对于私人资本家来说，企业一旦破产，他将承担全部损失，若生意兴隆，则大部分利润将落入他的腰包，因而即使在一般的经营活动中，能干的资本家的竞争也会发挥很有益的作用，将使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勤奋工作，保持适当的警惕性。 然而，当合作社增加到足够多时，除了最没有出息的工人外，哪个工人都不会再愿意终生仅仅为了工资而工作，无论是私人资本家还是合作社都会渐渐发觉，必须使所有劳动者都成为利润分享者。最终，在也许比人们的想象要近的将来，通过合作原则，我们也许将能变革社会。在变革后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将同集体生产在道德、智力和节约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而且用不着采用暴力或掠夺方法，甚至也不突然打乱现存习惯和期望，就会结束社会分为勤劳者和懒惰者的状态，就会消除所有社会差别，而只保留通过个人努力正当获得的社会地位，从而至少在工业部门实现民主精神的最美好志愿。上述协会取得成功的过程本身，便是对道德性和主动性的一种锻炼，而有了这种道德性和主动性，成功也就有了保证。随着协会的增加，它们将逐渐把所有工人都吸引到自己周围，不能吸引到它们周围的仅仅是这样一些工人，这些工人由于理解力极差，道德修养极低，只知道根据狭隘的自私自利原则行事。随着这种变革的进行，资本所有人将逐渐发觉，他们的利益所在不是与最低劣的工人一起维护！日制度，而是把资本借给协会，并不断降低利率，最后甚至把资本换成定期年金。通过这种或与此相类似的方式，现存资本最终将正当地、自然而然地变成所有工人的共同财产，由此而实现的转变（当然假定男子和女子平等地享有协会的权利，平等地参与协会的管理）将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简便途径，同时也是眼下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有利于普遍利益的对工业事务的安排。 因而我同意社会主义作家对工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将采取什么形式的看法；而且我完全赞成他们的看法，认为开始这种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应采取所有正当而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和鼓励这种转变。然而，尽管我赞同社会主义者的这一具体目标，但我却完全不赞同他们的学说中最惹人注目、最激烈的部分，不赞同他们对竞争的猛烈抨击。虽然社会主义者在许多道德问题上所持的见解远远优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但一般说来，他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实际运行方式却抱有非常糊涂和错误的看法；我认为，其中最大的错误便是把现存的所有经济弊病都归罪于竞争。他们忘记了，哪里没有竞争，哪里就有垄断；忘记了垄断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向勤劳者征税（如不说掠夺的话）来养活懒惰者。他们还忘记了，除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外，所有其他竞争都对劳动者有利，都会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更便宜；忘记了只要争取获得劳动力的竞争大于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美国、各殖民地和技术性行业的情况正是这样），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就不是低工资而是高工资的根源；除非劳动者的家庭人数过多，致使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否则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就决不会是低工资的原因；但如果劳动者的供应量过多，即便是社会主义也阻止不了劳动者获得的报酬降低。而且，如果普遍建立起协会的话，劳动者之间就不会再有竞争了；而协会之间的竞争将对消费者有利，也就是对协会有利，对一般劳动者阶级有利。 我并不认为竞争是没有缺点的，也不认为社会主义者从道德方面提出的反对竞争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竞争是同一行业的人相互嫉妒和敌对的根源。但竞争虽有其弊病，却防止了更大的弊病。正如福格里先生说的，“工业世界充满了罪恶与不公，其最深刻的根源不是竞争，而是劳动对资本的屈从，是工业工具的所有者能占有产量的巨大份额。……如果说竞争带来了罪恶的话，它也同样带来了利益，特别是在发展工业设施方面和促进革新方面。”社会主义者所犯的共同错误是，他们没有看到人类的天生懒惰，没有看到人类倾向于无所作为，倾向于作习惯的奴隶，倾向于墨守成规。一旦人类处于自己认为过得去的生存状态，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便是他们就此止步不前，不再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听凭自己的能力衰退，以致连维持现状的能力都丧失殆尽。竞争也许并不是可以想象的最好的刺激物，但它目前却是必不可少的刺激物，而且谁也说不出什么时候进步不再需要竞争。同其他部门相比，工业部门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深知改良的好处，但即使在工业部门，也将很难促使某一协会的理事会不嫌麻烦地改变自己的习惯，采用某种新的、可望带来效益的革新，除非它意识到，如果它不采用这项革新，与其竞争的其他协会就会采用，从而使它在竞赛中落后。 我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不同，并不把竞争看作是有害的、反社会的原则，而是认为，在现在的社会状态和工业状态下，限制竞争是一种罪恶，而扩大竞争，即使暂时会损害某一劳动阶层，最终也将带来最大的利益。使人免受竞争，就是使人陷于无所事事、头脑发木的境地，就是使人不必象其他人那样积极进取、聪明智慧；若禁止低收入劳动者以较低的要价从事某项职业，则等于恢复旧习惯，恢复地方垄断或局部垄断，使某一工匠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较处于特权地位，而时代已发生了变化，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已不再能增进普遍利益了。如果成衣商和其他商人的出现，使成衣工和其他工匠的工资取决于竞争而不是取决干习惯，从而降低他们的工资，那最终将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现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旧习惯，使劳动者的某些阶层获得不公平的收益，使他们因此而热心于维护现存社会体制，而是引入新体制，使所有的人都受益。如果有什么办法能使具有一技之长而享有特权的工匠阶级感到，他们与经济情况较差、自助能力较低的劳苦大众具有共同利益，所得到的报酬取决于相同的原因，处境的改善依赖于相同的补救措施，那么，我们将为此而欢欣鼓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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