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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纳税人对教育的慷慨资助，若不是举世无双也差不多了吧。我们花了多么多的钱搞教育，效果又怎样呢？这是个很尴尬的问题。从美回港任教职十七年，我个人经验上的感觉是，中国的学生读书考试很有两手，但从学问的角度看，则乏善可陈。 近几年来，香港推行教育不遗余力。政府激增教育经费，大力推行委员会管治。关心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言论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我觉得好些专家的言论深不可测，听不明，看不懂，但自己既然不是教育专家，也就算了。然而年来我见到杨老弟怀康屡次大发牢骚，和教育专家们很过不去，我没有细读他的文章，也想回应一下。这不是我故意偏袒杨老弟，而是我认为他是后辈中，中、英文皆有难得的水平，而文笔以外也有学问，他发的牢骚我们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我是搞学问的，但却不是一个教育专家。在学问上，我的缺点很明确：三十年来不读书：中文下笔别字应有尽有；英语文法错得一塌糊涂！但我也有过人之处：中英二文不分高下，行文清楚明朗；古、今、中、外的学问，我所知的足以摆擂台。我提到这些，是要说明我是一个完全不依传统教育规则来追求学问的人。因此，我可以从另一个门径来谈教育，虽然观点不一定对，但别开生面，对教育之道加上另一种看法，总有点意思吧。 问题在于为考试而读书 简单地说，我是个纯从兴趣出发而搞学问的人，半点其他意图也没有。我认为兴趣是由自己发掘出来的，而这发掘第一步，是要找出某门学问的一些重点。我认为拜师求学，不是要求老师的知识，因为他的知识可从书本、文章上读到，而是求他指点迷津，学他的思考方法。我也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莫大无比的金矿，也是苏东坡所说的清风明月，可以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要争取金钱不管用，但却要大费功夫。 很不幸，以上这些，香港的学生不知道。你不知，我不知，他也不知，大家都不知，学术气氛就搞不起。回港教学十七年，我从一开始就意图在自己的系内搞好学术气氛，但老是举步艰难。近几年来，校方给我们有较大的自由，同事之间的学术气氛有明显的改进，但因为没有学生的协助——没有学生在课室之外不断地教师研讨——成果怎样也及不上美国大学的一半。 是的，香港的学生永远都是以工作的出路——或为印在名片上的名衔——而读书的。可不是吗？几年前政府说有两万个山坡要处理，申请读土木工程的就人山人海，此前称霸的电机工程就不能不退位让贤。也是几年前，学生不肯定回归后香港的法律行业会怎样，港大的法律学院收生收得很差劲；今天，该学院收生的成绩变得大有可观。诸如此类的，变来变去的例子，我在港大见过不下十次。当一个中学生跑来问我选修那个学系为上，我知道他不会是为兴趣而问的。我今天对类似问题的答案，千篇一律：不要选出路，选兴趣，因为今天出路这系好，毕业时可能变了卦。 香港的学生对学术提不起兴趣，人浮于事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署管课本，考试局管考试、成绩、大学资助委员会管衡量，管研究。香港的学生于是从幼稚园起就为考试而读书，考试以外的知识他们漠不关心，中学的老师是以学生的会考成绩而定高下，老师自己有什么启发力，有什么创见，胆子再大也不敢搬出来。 近几年来，大学老师的研究，在委员的审核下，是以文章的多少及发表的学报国际性为依归，有没有内容，有没有料道，就完全没有顾及。委员们似乎不知道，一个稍有份量的创见，一个稍有影响力的发现或观点，往往是十年八载的功夫。 重要的是独立思考和发问 我说自己不是个教育专家，是衷心的话。但我说的是正规的香港教育，非正规的我倒有两手。 举一些例子吧，一九七0年，我的一个外甥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跑到美国去跟我读书。孺子真的可教，只六年他就拿到博士，我教他什么呢？第一，周末要跟我去钓鱼，不准读书。第二，垂钓或下棋之际我教他怎样找重点，寻兴趣，选老师时不要管教得好不好，但求老师博而深。这位外甥的名字是S.Y.Chiu。今天，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哪一位研究细胞的学者会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一九七九年，我替两个在广州的外甥女办手续，带她们到美国跟我读书。到美之初，她俩面有菜色，英语目不识丁，但六年后因为有学问而有了专业。是的，七十年代，有十多个在香港进不了大学的学子，到美国跟我求学，都有类似的成果。 其实，我这个非教育专家的所谓教育，教来教去都是那几句，学问要从兴趣入手，在重点出击。脑子要多休息，但读书时要集中，心领神会。任何一个科目，值得读的文章不多，所以以选文而攻之所花的时间应该比读的时间长。读不是信，而是考虑，所以每有会意，就要停下来细想。选老师时的唯一准则，是学问的水平，不顾其他。发问很重要，所以要想好题目，一见到老师就问。如上所说的法门，显浅不过，但全部都是与香港的教育制度脱了节的。 我教自己的儿女格外用心，是人之常情。儿女八二年从美跟我来港时，哥哥十岁，妹妹九岁。我为他们选校的问题，头痛了几个月。后来决定让他们入英童学校，痛心地放弃母语。这个选择的唯一原因，是英童学校没有功课，回家不用读书。我认为儿童要多玩耍，尤其是那些有想象力的游戏。 事实上，儿女在中学时，若考试成绩特别好，我就有怨言。我对他们说，求学是长途赛跑，在中学时最蠢是跑在前头，所以考试成绩要保持在中上的位置，冲刺是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的。后来他们到美国进了大学，儿子问：“我可以发劲了吗？我说可以加一点，但将来若要读博士，真正发劲是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殊不知我这个傻儿子在大学一年级就狂发劲，我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住！后来我跟他作了一个协议：考试的前一晚不准读书。他当然明白：用脑是运动，跟其他运动一样，比赛前要休息。 今天，儿子在研究院，学医及基因研究，深明求学之道。他知道考试但求及格有余，而成就是以研究的贡献来量度。他很少用笔记，买回来的书读后都是全是新的。这些是但求理解而不论考试的行为了。 我的女儿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她在大学是选修英语文学的。我多次劝导，也不能说服她毕业后到研究院去研究些什么。可幸的是，她得到祖父的遗传，自小下笔成文。今天她在美国工作，因为文笔流畅而雇主大不乏人。女儿的经验，使我意识到当今之世，在知识投资上回报率最高的，是语言。香港的学生真的是糊里糊涂了。 不要迷信专家权威 现在我要从另一个角度——一个强词夺理的角度——来表达我对一些所谓专家的观感。在大学念书时，老师艾智仁对我说了几句影响了我之后的一生的话。他说：“我知道你是可造之材，但你要知道，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意图或热情，来衡量的。” 清代有一个书法家，名叫包世臣，其书法理论名重一时。但我见包氏的书法不知所谓，一无是处，所以对他洋洋数万言的书法理论，连看也懒得看一眼。唐代孙过庭的书法达到师级，于是我对他论书法的名著——《书谱》——刮目而读，读之再三，就是自己不同意的地方也要细想几晚。书法比孙过庭高出两个马位的、宋代的米蒂，其论书的文字甚少，且有时故弄玄虚，有时前言不对后语，但我对米前辈的论书，每句视为至宝，就是不同意的也当为秘笈招式，久不久总要想一下。 我这个见人家在造诣上没有成就就视其言论如粪土的观点，错的机会是存在的。评画的高手，自己不一定懂得画，但从或然率的角度看，要避免费时失事，要有相当的可靠性，我的观点是可取的。你要信一个大书法上没有建树的人的书法理论，还是一个书法大师的经验之谈？ 毋庸讳言，我是反对香港母语教学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不重视母语。我醉心于香港中国的文化。从《道德经》到陶渊明到李太白到苏东坡到徐文长到龚自珍而甚至到最近谢世的冰心，我有资格设馆授徒，而假若加上什么书画琴棋、甲骨文物、田黄鸡血之类，那我的所知就简直如教育专家，深不可测矣！ 我反对母语教学，有三个原因。其一，英语是世界上唯一的国际语言；而在电脑发达的今天，这国际性来得更重要了。 其二，英文的表达能力比中文强，但却很难学，难、难、难，比中文难得多。英文的通用字起码比中文的多五倍，而动词千变万化，偶一不慎就词不达意。再者，识一个个英文的解法与怎样用那个字，是两回事，而中文却没有这个困难。不要以为考了什么英文试有好成绩，就算是懂英文。申请来港大的大陆学生，TOTEL试一般都在六百分以上（算是高分了），但他们付上的英文申请信，我没有看过一封是似英文的。 其三，在学术发达的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水平的论著，是没有中译的，就是有中译，译错的地方往往数之不尽。我不相信，一般而言，在一所母语教学的学校中，规定英语是必修科，就可以教出看得懂英语论著的学生。 我有一位同事，姓张名滔，天生异禀，阅读英文书籍可以一目十行，快如闪电。张滔因此很有学问，几年前我发现他有一个秘密，他不仅英文好，而且是建筑在他懂拉丁文的基础上，这是少林寺的功夫了。 搞教育不应夸夸其谈 我认为，要改善香港的教育，不应该以为国为民夸夸其谈的所谓大前提着手——夸夸其谈历来都是空空如也。我们要做的是把教育制度改变。变为让中、小学的老师可以发挥自我，可以不管教育署的课本规定，可以漠视考试局的考试。我也认为制度的改变要着重提升学生求学的兴趣，把老师的启发力放在第一位置。大学的研究，要以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来衡量，与爱国爱民是扯不上关系的。 很不幸，我认为以官立、官委的做法，上述是过于苛求了。曾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布坎南说得好：政府办学，纳税的人是顾客，但顾客却无权过问。以自由市场而知名于世的香港，所谓正规的教育竟然不依市场的规律，不容许顾客的需求决定教育的方向。 教育是否要由纳税人资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能有客观的结论。但既然纳税资助教育事在必行，那么在情理上，我们总要对纳税人有点交代，要以纳税人的孩子所学的所值为依旧。多年前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提出的凭单制，其目的是以纳税人的钱搞私营学校，让纳税的顾客以“凭单”来决定他们要为孩子购买的教育是怎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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