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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用了那么多钱资助教育，他们要设立一些委员会来监察教育、衡量学术的成败，是不难理解的。近几年来，衡量大学教师的研究是大话题。很不幸，以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所有被采用的衡量准则，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发表的多少，评定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甚至计算文章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都无聊，是作不得准的。就我所知的国际上最优秀的经济系而言，没有一家采用这些准则。 困难明显不过。一家餐馆的菜式怎样，每个顾客都可以立刻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不管对或错，顾客吃后不再光顾就说明了一切，而这个市场准则大致上是对的。当然，除了味道，一家餐馆的成败还要论价格及成本的控制，服务的水平及管理等。这些大学也要顾及，但学术研究的（思维）味道要怎样来品评，由谁品评，以什么准则来品评，就是私立大学也不容易取决，公立的就更困难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是世界之冠，升级单论研究成就，不论教书教得怎样。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我逼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发表于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第一位置。该学报举世尊为一哥，我有点飘飘然。过了两天，在系内遇到当时的系主任A.Harberger。他高兴万分地说：“我刚才读完了你的《佃农》文章，觉得有趣味。” 我说：“有趣味？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答道：“我说‘有趣味’是我对任何文章的最高评价了！” Harberger摆明是餐馆顾客。我是《佃农》的厨师，他说味道好，我还要他再说些什么呢？三十年后——一九九八年——洛杉矶加大举办一连十年、每年一个的Harberger演讲，邀请我为第一个讲者。我同意后，邀请的主事人说，选我开锣是Harberger的主意。我大喜之下，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说：“请转告Harberger，他的品味好！”（He has good taste!） 学术成就的大或小，通常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要先在今天来品评，较为可靠的是味道（Harberger所说的趣味——interest）。但由谁作味道的品评呢？谁是学术上的蔡澜、肥佬黎、周安桥？ 说实话，虽然香港的学术远不如“自以为是”的水平，但有品味，懂得品评的学者是有的。不是每一个学系都有，但高人总不至少于凤毛麟角。问题是，在目前的好几家公立大学的竞争中，要在本地选出众所认同的“味道”品评者就不可能。 是的，学术成就的衡量，最可靠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学术是不能永久地哗众取宠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味道的品尝不可或缺。今天香港所选用的准则，每一项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多少吗？就是岁近黄昏，强而为之，我今天还可以每年在国际学报上发表三十篇。这是因为我懂得被学报接受的文章规格，或公式，知道怎样胡说在短期内可以瞒天过海，也明白同一论点，可以改头换面地写十多篇文章。（有人问史德拉，为什么他的文章数量不够某些学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写一次！”） 论学报地位的高低吗？那你就要把“公式”改变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数吗？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门。这些无聊的玩意，说出来会误导青年，不说为妙——虽然最近道听途说，一些香港的年青学者正在研究这些法门。 优质的学术如葡萄美酒，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在酿葡萄酒这个行业中，有些专家能品尝新酒而相当准确地推断十年之后的酒味。要品评香港的学术，我们需要这种专家。要不然，我们就不妨等二十年。一篇文章发表后的三几年，因为哗众取宠，或错得惊人，被引用的次数可能不少。但若二、三十年后还常被引用，就是葡萄美酒了。 在目前香港的情况下，我认为最可取的评审学术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师，选出自己五年内最称意的一至两篇文章（未经发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来，到外地找三位有分量的学者作品评。五年办一次，费用不高——比现在的“麻烦”费用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因此而避免那些正在兴起的，为争取现用的准则的分数所导致的巨大浪费。 我们要让年青的学者在重要的题材上打主意，日思夜想，想了几年才下笔。我自己的习惯，是几个题材在同时期转换想，过了些时日，其中一个突然间觉得可以下笔，甚至忍不住要下笔。一下笔，通常只是三数天的工夫。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是不容易被忘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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