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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王朔，于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看金庸》一文，痛骂“老金”，称其武侠小说为“四大俗”之一（其他三俗为成龙、琼瑶、四大天王）。文坛谩骂历来无足轻重，但查大侠竟然下笔回应，而且是两次。戴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脚踢，文坛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查先生的两篇回应写得好--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我还是同意朋友的观点，认为查先生不应该回应。他应该像自己所说的：“八风不动。”王朔的文章没有什么内容--“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我翻为：胡说八道的话，不足深究。）查老在文坛上的地位，比我这个“大教授”高一辈。但他显然六根未净，忍不住出了手。前辈既然出了手，作为后辈的就大可凑凑热闹，趁机表现一下自己在武侠小说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说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畅销，赚大钱--王先生说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批评赚钱作品不容易自圆其说：收入多少与欢迎程度之间是有一个等号的。“俗”有数解，其中“通俗”这一解是好的。说金庸作品通俗，是对的。王先生所说的“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贬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个大受市场欢迎的“不是好东西”，绝不容易。 说金庸作品畅销，不大正确。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一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一亿这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几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事之徒作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语录》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 我对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评，是他不懂武侠小说。他捧出一本《水浒》，但看来不知道还珠楼主那类作品，评武侠小说就不免少了一点基本功。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广州出了一个雷雨田，其漫画刻划时代，也因为够“抵死”而销得。 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报章上连载《龙虎斗京华》，跟是《草莽龙蛇传》。一九五四年左右，当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剑下天山》的同时，一个叫金庸的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七剑》与《书剑》各擅胜场，打个平手，而又因为面目全新，有故事，我们就不再看还珠楼主或黄飞鸿了。 想当年，金庸为了糊口下笔，争取读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伦多追读他的《射雕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 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得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博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补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要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下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类武侠小说，高人如钱钟书是写不出来的。你可能说钱大师不屑写武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写也写不出来是另一回事了。 杂学不容易，要加起来更困难。风马牛不相关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并得顺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虚构，并之以杂学是另一重虚构了。一般小说的虚构可信，但武侠小说是不可信的。事实上，可信的武侠不好看。但太离谱的--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读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暂作为真地读下去。 打打杀杀的故事，像美国的牛仔片那样，是不容易有变化的。引进旁门左道的杂学，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个有经典为凭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增加变化，是一项重要的小说发展。然而，能如此这般地写得可以一读再读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发魔女传》之后的变化就越来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击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 古今并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认为查先生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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