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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问：后邓小平时期中国大陆会遇到哪些问题与挑战？ 答：主要是四大挑战。分别是： 1．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主要是来自强地方与弱中央的关系。 2．党、政府和人民、社会的关系。主要是来自党和政府机构自身腐败的挑战。 3．国家和军队的关系。主要是来自军队经商与自身的腐败的挑战。 4．来自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这四大挑战都是相当严峻且相互联系的。如因为国家能力的下降，导致出现强地方和弱中央的关系，又由于中央财政不足，导致军队不得不经商，军队经商的过程就导致军队的地方化和商业化，军队的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些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问：请先就您所研究的第三个挑战，也就是军队和国家的关系表示看法。 答：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无论是美国、英国、巴西、印尼或泰国的例子都说明，允许军队经商，就等于为军队的腐败大开绿灯，为社会动乱埋下隐患。因此，一个国家，特别是现代化的国家，保持长远稳定与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确保军队的非商业化与非地方化。 解放军在传统上具有“生产队”自给自足的特色，但只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已，和军队外部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之所以有自给性生产的特色，是迫于形势条件下不得已的情况，1949年以后虽保留了这个特色，但还是严格限制在某些方面，绝不允许军队和外界发生商业关系。到了80年代以后，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军队深深地且大规模地卷入商品经济活动，这就不只是一个战斗队了，发展到目前，陆海空三军与三大总部都全面卷入经济活动。在全国都可以看到军方所经营的商业活动，不仅如此，野战军、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等无一不在经商。目的是补充军费的严重不足，在这一个过程中，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关键是还参与一些营利性的非法牟利活动，如走私汽车、香烟，倒卖军火，经营豪华饭店，炒房地产等。 军队经商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军队的商业化、军队的地方化和军队的腐化，从而影响人民军队在全社会和国际上的形象。 事实上，军队这种发展已引起许多军人的反对，军队成为以经营商业为主的体系，到处经商赚钱，甚至为争夺资源和地方发生冲突。对此，我个人尖锐地指出，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失职的表现。 问：在解放军经过长期的经商活动后，是否可能扭转这个局面？再就您的主题所说，今后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应该导向什么样的制度关系？ 答：现在有一个争论，就是在全面经济改革过程中，军队的职能应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军队的职能就是保国卫民，是维持一个战斗队的特色，而绝对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军队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参与经济活动。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要不要吃皇粮。我的答案是，军队不但要吃皇粮，而且要吃中央政府提供的皇粮，不可以吃地方的皇粮。 目前一个很关键且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军队未来作用的走向。不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调动几个军区司令员，这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这个含义在于，军队既然是吃国家的皇粮，即使中央政府领导人没有打过仗，军队也要听中央政府的，但如果吃的是地方的皇粮，这就不一定听命于中央的了。 因此，我们的建议就是，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为了实现这个政策，显然就需要大幅度提高军队经费，提高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军费只占GDP的1％，要提高到1.5％至2％，中期看，要提高到2.5％，远期则根据情势再做调整。我国的军费提高程度既然远远不及外国，当然有充分理由提高军费。军费提高后中央就有理由严格禁止军队再涉足商业。 问：目前世界各国都已诊断中共军事实力在迅速提高中，中共如果如您所说大幅度提高军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可能又要充斥了。 答：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别的国家反对，中国军事强大也是无法避免的。现在军费严重不足，军队实力在下降中，已有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中国威胁论，日后如果真要依照军队需要较大幅度提高军费，这种说法又怎么可能避免呢？中国不能因为担心外国的反对而不解决军队与国家关系制度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故才提出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说法。我在有关这方面的报告中强调，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不需要理会的问题，历史将会证明，中国威胁了哪一个国家，或是中国侵略了哪一个国家？ 问：照您所建议，在短期内应将军费提高到占GDP的2％，比现在增加0.47％，但军队目前经商的利润可能远远超过这个绝对值，那么，军队会服从政府要求不得经商的命令吗？ 答：提高军费占GDP比例是一个逐步实施的过程。在逐步实施过程中，军队应当会逐渐了解，不让军队经商，在短期内也许会使军队的利益受到影响，因其商业利益被拿走了，但长期看则是保证了军队的利益。我提出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一些军人支持的。 当然，我还要强调，我所提出的问题都不是独立性的，而是彼此联系的，只有解决了我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亦即加强国家能力，增加中央税收，才有可能解决军队和国家关系制度化的问题。 问：目前中共党、政府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日渐疏远，相当关键的问题是党和政府官僚体系腐败的问题。请问，大陆机关腐败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是否是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所导致？ 答：党和政府机关腐败的核心问题是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也就是大陆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因制度性问题而导致的腐败。目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是必经的过程，但双轨制容易导致权力与金钱挂钩。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寻租理论”。所谓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者超额利润”。因此，腐败的经济根源是社会漏洞所出现的“经济租金”。这个理论是从制度上看腐败问题，提出这个理论在大陆社会中是极富新意的，更有助于以制度消除经济租金的来源，减少或消除腐败现象。 我们设定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共产党人或官员也是一个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在某种约束的条件下寻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这里所说的约束就是道德与制度的约束。所以在制度设计上是将共产党员也视为一个具有自利动机的经济人。”就这一点而言，是在传统观念上的一大突破。 在上述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出了中国改革以来所形成的各种特殊的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改革以来，形成了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由统一性向分散性发展的趋势，党的作用在削弱，经济利益集团作用在加强，国家权威在流失，集团权威在扩大。什么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特色：一是具有自利性动机，以寻求本身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二是属于分利性集团的性质，参与分离社会资源和利润；三是具有排他性与垄断性；四是具有强大影响力，导致“政府失效”；五是属于刚性的既得利益，其利益只能上升，不能下降。 中国反腐败就是要根除特殊利益集团。近年来，国家的力量在减弱，但特殊利益集团却因利益的增加而在加强，任何一项制度创新的举措，无疑都会遇到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改革会触及它们的既得利益。 问：您提出以制度根治腐败，请解释其含义与具体政策。 答：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这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 我们所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一是开放利率，向市场利率并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各类经济活动主体享受公平竞争、竞争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二是降低关税税率，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外贸专营。三是严格限制垄断，保证各类企业和各地方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四是严禁党政机关经商，以“正税养政”，实行官僚高薪制。五是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 总之，我们提出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的建议，目的是以反腐败保证改革开放与发展。不发展中国没有出路，但是发展不能以腐败为代价，以腐败为润滑剂。我们认为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反腐败也同样是硬道理。 ------------------ 亦凡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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